左翼作家的上海空间意识与历史现代性

如何评价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意识，这是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的、既道不清又说不明的问题。李欧梵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现代作家在为每况愈下、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这种黑暗现实而痛楚泣血时，也一直在憧憬着光明的未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为30年代初期出现的最为成熟的一些作品提供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33]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中国现代作家大多采取趋“今”弃“古”的价值标准，“这种新的时间体认方式自然是从西方现代性的后启蒙话语中‘习得’的”^[34]。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李欧梵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无论谈及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还是描述上海的都市文化语境时，他最欣赏的是“新感觉派”以及邵洵美和张爱玲等海派作家，而不是左翼作家。那么，我们能否在1930年代以社会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语境中合理地提炼出一种完全排斥历史张力的审美现代性呢？

卡林内斯库认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35]。伊夫·瓦岱主张：“评论界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去明确和分析美学现代性（我们很乐意于在某些特殊的作品中看出它）与历史现代性（它高高在上，随意摆布我们）之间的关系。”^[36]如果说海派作家笔下的洋场尤物、都会传奇、怪诞心理复活了“魔都”上海的浪漫神韵，那么，左翼作家眼中的马路闹剧、广场风波、夜幕街头等场景难道不是民国上海的另一副面孔吗？(www.xing528.com)

左翼作家固然将上海视为“堕落深渊”，然而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上海作为“子夜战场”的城市形象与历史精神，况且左翼作家有时也会与求新求变的都市文化心理达成默契。例如郑伯奇在作品中表明：“上海这地方真怪，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新，愈新愈好，愈新愈有人要。”^[37]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革命文学”的时髦现象，称“上海无事不要时髦，除了女人穿衣服之外，文学也要时髦”^[38]。他们甚至将上海的全新变化与“‘革命’的刺激”直接关联^[39]。如此看来，当我们强调审美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价值时，又怎能忽略左翼作家身上体现的历史现代性？包括左翼作家在内，民国时期各种文化类型的文人对于上海的历史体验都是异常复杂的；他们对于民国上海的空间体验，今天的研究者应当作出多义的文化释读，而不应该给以武断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