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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战场”:革命理想映照下的时代场域

时间:2023-07-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相比较而言,茅盾的《子夜》既刻画了都市社会弱肉强食、欺诈纵欲的人性罪恶,也展现了都市中的个体在时代漩涡中沉浮起落的历史悲剧。茅盾将这部小说的名称由最初的“夕阳”改为后来的“子夜”,他给出的解释是:“《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17]茅盾是想强调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暗示民国上海是“子夜”中的“战场”。

子夜“战场”:革命理想映照下的时代场域

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文艺家对于都市的体验和思考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这恰恰是一味渲染民国上海社会黑暗与怪诞的旧派文学家所缺乏的。例如春茧生的《海上迷宫》、网蛀生的《人心大变》、知无涯室主人的《如此上海》、毕依虹的《人间地狱》和《黑暗上海》、雷珠生的《海上活地狱》、钱生可的《上海黑幕汇编》等作品,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民国上海洋场社会中的色情与暴力之阴暗面,却不能使人产生自我与历史相互缠绕和冲撞的精神张力。相比较而言,茅盾的《子夜》既刻画了都市社会弱肉强食、欺诈纵欲的人性罪恶,也展现了都市中的个体在时代漩涡中沉浮起落的历史悲剧。茅盾将这部小说的名称由最初的“夕阳”改为后来的“子夜”,他给出的解释是:“《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17]茅盾是想强调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暗示民国上海是“子夜”中的“战场”。

瞿秋白不仅对《子夜》的创作构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而且还几次撰文(例如《〈子夜〉和国货年》《读〈子夜〉》等)称赞《子夜》出版的重大意义。瞿秋白虽然没有像茅盾那样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民国上海的都市空间进行广泛而细致的透视,却也不乏敏锐的洞察和睿智的评析。譬如他曾指出上海女性为迎合男性的性心理而争时髦的无奈:“民国初年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总是从长三堂子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少奶奶,太太,小姐。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竞争——极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自然,她们就要竭力的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关于女人》)[18]诗歌《读〈自由谈〉有感》中,瞿秋白讽刺上海乃至全国“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的社会病态(《读〈自由谈〉有感》)[19]。和茅盾的情形相似,瞿秋白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的罪恶,另一方面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满怀信心地宣布“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财神还是反财神?》)[20]。瞿秋白的杂文《一种云》所描绘的“战云”“虹”“狂飚风暴”“雷电”等自然物象其实“都是中国某一社会力量的象征”,以此“画出了黑暗中国的现状,预示了中国的未来”[21]。瞿秋白笔下的“火焰”“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战云”“虹”“雷电”等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与茅盾小说的“子夜”主题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

至于鲁迅与上海的关系,这方面的著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究其要点,大多认为鲁迅对于上海的选择和评价包含着正反两面性。钱理群认为“夜上海”是鲁迅视野中“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风景与上海意象”,鲁迅所说的“看夜的眼睛”具有历史的深意[22]。的确,在繁华喧嚣的大都市中领受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黑暗的鲁迅多次表露为光明而战的豪情,提倡“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23],声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终于在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24],认为“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25],称赞革命诗人殷夫的诗歌是“东方的微光”[26]。由此可以看出,除了茅盾、瞿秋白之外,上海都市空间同样增强了鲁迅的“子夜”意识。如果说早期的鲁迅在《野草》中刻画的那个“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尚未完全明确自己的历史动向,还“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27];那么在上海重新获得了精神资源的鲁迅则愈加坚定了自己的行动意志,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充满战斗激情的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性极强。尽管有人对鲁迅的杂文风格提出了非议,冯雪峰却坚决捍卫鲁迅的写作方式,认为“鲁迅是无疑的属于伟大的讽刺作家的一群里的人”,并断定讽刺文学是在“新旧二种社会理想相冲突着的时代所产生”;只有当作家既看到“旧的社会制度及其一切意识形态底不合理”,又发现了“在反面有新的社会的模型”才有可能产生讽刺文学,“正好像不知白昼底光明,就不能感觉黑夜底黑暗一样”[28]。从上海空间中看到了黑暗和罪恶,同时又从中发掘通向未来的希望之光,正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左翼文艺家观察上海空间的视角特征。(www.xing528.com)

其他左翼作家所认识和描绘的上海基本上也具有上文所描述的精神图像。例如段可情认为上海洋场中的富人阶层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实际上是“暗中在助长火山的爆发”,这样畸形的上海社会处在“火山”之下,统治者和压迫者必然将被下层民众推翻、打倒[29]。殷夫一方面诅咒上海的罪恶,另一方面认为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有利于无产阶级战士的成长,上海的“罪恶”等于上海的“功业”[30]。为了迎接黎明而经受“子夜”的考验,为了终结黑暗而坚持当前的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文学作家来说,“魔都”上海意味着神圣战场,于是产生了这样的一幕景象:“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尤其是上海的文坛,真像战场一样。”[31]当时的冯乃超高声地呼喊:“上海简直一个战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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