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认为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某些学者强化了旧上海的负面形象，他们“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5]。然而，尽管左翼作家的都市意识当中确实包含着“罪恶的渊薮”这一视角特征，但左翼作家的都市目光并非仅仅局限在道德视域内；将上海看成罪恶渊薮的作家也并非左翼作家特有的都市意识，即便李欧梵所推重的“新感觉”派作家之一的穆时英也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反复申明这个命题。其实，左翼作家的政治激情不光体现在对旧社会的话语批判上，也体现在迎接历史新生事物的精神向度上，我们由此看到中国左翼作家与上海都市空间即冲撞又默契的奇妙图景。
由于道德激情的投射，在以维护下层民众利益为根本目标的左翼作家眼中，上海的确是“罪恶的渊薮”。
郁达夫似乎对“暗无天日的上海”深恶痛绝[6]，1927年他在《创造月刊》上抱怨说：“我现在又回到纳污藏垢的上海来了，这上海当然也是和旁的人类杂处的地方一样，处处是阴谋，处处是陷阱。”[7]1933年，郁达夫全家移居杭州，他再次表达自己对于上海生活的不满：“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8]
蒋光慈也在作品中多次抨击上海的社会罪恶，例如从《我要回到上海去》《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这两首诗中均可以看出他对于上海的消极印象。他反复诉说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的罪恶：“听说南京路堆满了许多殷红的血迹，／听说英国人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当玩意；……听说我的许多朋友入了监狱，／听说有许多热烈的男儿愤得投江死。……听说上海大学被洋兵占了去，／听说我的学生被称为过激……”他很想去验证一下关于上海社会罪迹的滔滔陈述，看一看“那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是否还是打人不顾死；／那一些美丽的，美丽的外国花园，／是否还是门口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去”，或者“乘空摸一摸未死人的心上是否还有热气，／或者他们还是卑劣的，卑劣的如猪一般的睡”[9]。他在繁华的大马路上看到了“富丽繁华的商店”“高大的洋房”，但也有“脂粉的香味”“花红柳绿的衣裳”“外国人的气昂昂”等“应有尽有无色不备的怪现象”，街上涌动着“行走的死尸，污秽的皮囊”[10]。
殷夫的很多诗歌对上海的社会罪恶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他有时直接宣告：“呵，此地在溃烂，／名字叫做‘上海’！”[11]或者借梦境来描画上海的糜烂：“上海，我梦见你的尸身，／摊在黄浦江边，／在龙华塔畔，／这上面，攒动着白蛆千万根，……是你领向罪恶的高岭！”[12]此外，他的《血字》《都市的黄昏》《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诗歌抨击了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工人的暴行，揭露丑陋不堪的都市场景。(www.xing528.com)
冯乃超在诗歌《上海》中厉声批判上海社会的统治秩序：“无处不有牢狱牢的围墙，／无处不有铁丝网的紧张？”“何处不是鞭笞，／何处不是剑枪，／何处不是武装的征服，／何处不是屈从的哀伤！”[13]杨骚《夜的上海》一诗描写了夜色笼罩下的上海，有坐汽车兜风的少奶奶、咖啡店中沉醉的舞女、马路上拉客的妓女、黄浦江里的溺死鬼，表明“夜的上海的灵魂”是“在铁骨铜床上的肉块中沉醉”[14]。在段可情的眼里，“上海，是一个繁华绮丽的都市，同时是一个黑暗污浊的地域。在富人看来，是一个无上富贵的安乐窝；而穷人看来，简直是一个吸人精血的魔鬼窟；依我自己看来，只觉得是一片荒凉的大沙漠”[15]。有的左翼作家甚至将上海视为无产者的一个大坟场：“上海，你原本是我们无产者大众的创造！哪一条马路上面不是我们无产者的尸体！”[16]
总之，由于左翼作家倾向于以贫富对照、善恶对立的政治目光来观照形形色色的都市生活现象，他们自身的社会处境以及道德激情又强化了他们对于阶级冲突的敏感性，加上斗争宣传的需要，他们在评价和描述民国上海的整体形象时很自然地突出其“罪恶”的一面。
然而，对于民国上海社会罪恶的描写却并不是左翼作家独有的写作现象，一些新闻记者或市民作家也在不断地诉说着上海的凶恶，民国时期的《申报》上就有《上海近来最多之事：绑票、盗劫、投函吓诈》（1928年7月13日）、《上海成为东方之罪恶渊薮》（1928年10月1日）、《上海万恶史之一页》（1928年12月24日）、《上海罪恶一幕》（1930年4月20日）、《上海之种种罪恶》（1930年5月27日）、《上海是罪恶渊薮》（1932年1月12日）、《上海拐匪猖獗》（1931年1月16日）、《都市散记——人肉市场的一角》（1933年1月30日）、《黑暗的上海》（1933年9月9日）等数量极多的报道或评论文章。因此，将左翼作家的上海体验概括为“罪恶的渊薮”一语，以此说明左翼作家的都市意识之简单幼稚，显然有失公正。将民国上海视为罪恶“渊薮”的道德判断，并非中国左翼作家都市意识的全部内涵或独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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