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陌生化的书写：“新感觉派”作家的都市体验

拥有漫长农业文明史的华夏子民对于现代都市的接受心理颇具层次感和渐变性。从惊奇陌生到疑惧警惕，又从疑惧警惕到爱恨交加，再由爱恨交加到倾情咏叹；最后又主动与都市拉开审美距离，故意以“陌生化”的目光欣赏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中国大都市。这样的都市心理轨迹在享有“第二代海派”之称的“新感觉派”作家那里抵达至末端。

在“新感觉派”作家集体登场之前，有的海派文人已经开始对上海进行“陌生化”的观测与摹写，张若谷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对于张若谷来说，上海至妙的魅力在于它的“异国情调”。他曾经选取上海的一些重要区域和建筑进行中西比对的玄想，因此便有了《异国情调》中的这些文字：“马赛港埠式的黄浦滩，纽约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银座式的虹口区，美国唐人街式的北四川路，还有那夏天黄昏时候的霞飞路，处处含有南欧的风味；静安寺路与愚园路旁的住宅，形形色色的建筑，好像是瑞士的别墅野宫；宗教雰气浓郁的徐家汇镇，使人幻想到西班牙的村落；吴淞口的海水如果变了颜色，那不就活像衣袖海吗？”尽管张若谷也明白上海与外国大都会的差距，但他还是理直气壮地宣称：“在中国，只有上海可以算是能够表现出国际近代生活的一个大都会。”^[329]张若谷主张对上海进行“陌生化”的审美观照，虽然他本人常常迷醉在都市的表层风物之中。

在1930年代，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这三位“新感觉派”作家真正以现代主义的手法赋予上海“陌生化”神韵。他们对于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常以流动的文体、跳跃的意识、错杂的时空、通感的修辞等多种艺术方式来刻画民国上海的历史风景，给烂熟于田园牧歌之美的中国人展现奇异骚动的都市画卷。

刘呐鸥成长于海外，对于国内现状不太熟悉，所以他眼中的上海“披着一重朦朦的睡衣”^[330]，上海的都市形象在他的文本世界中获得了朦胧不清的迷离感。穆时英深谙洋场社会，他笔下的都市人物仿佛是一群脱离旧中国土壤的“西洋人”，整天浸润在“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331]当中。施蛰存的传统文学根基极为深厚，但他同样关注那些穿行在大都会中的奇异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常涌现“异样的美丽”的女子：“她有着纯粹中国式的细白的肌肤，鼻子虽然够不上希腊式，但毕竟也高得好看，眼睛是这样的黑而有神，头发却又蓬蓬然类似欧洲女子的棕色。”^[332]施蛰存笔下的都市佳人有“穿着红皮雨衣的俄罗斯人”，也有“中年的日本妇人”^[333]。关于“新感觉派”作家的都市生活，施蛰存回忆说：“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334]正是这群“西化”了的中国现代作家为我们构建了国际化的都市上海形象，他们的现代性体验和先锋式写作，为广大读者带来了陌生化的都市文本阅读感受。(www.xing528.com)

“新感觉派”作家的“陌生化”都市书写策略表现在很多方面，他们常常通过意识跳跃、时空穿插的处理方式，并且使用通感的修辞、流动的文体等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上海场景，在文静平和的东方人面前不断搅动他们不太熟悉的那种喧嚣骚乱的都市旋流。为了突出摩登上海的国际化镜像，提醒人们注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竟然诞生了光华四射的现代化大都市，“新感觉派”作家在书写上海的语言形式上也作出了努力，其作品大量夹杂外文词汇，借以描写华洋杂处的都市生活，诸如“Vodka”（伏特加酒）、“cocktail”（鸡尾酒）、“Picnic”（野餐）、“cheese”（奶酪）、“Sunkist”（新奇士水果）、“Afternoon Tea”（下午茶）、“fashion model”（时装模特）、“Creature”（尤物）、“Blonde”（金发女郎）、“talkie”（有声电影）、“Corset”（胸衣）、“cartoon”（漫画）、“tango”（探戈舞）、“mandolin”（洋琵琶）、“Saxophone”（萨克管）、“Guitar”（吉他）、“Banjo”（班卓琴）、“Jazz”（爵士乐）、“week－end”（周末）、“neon light”（霓虹灯）、“rush hour”（交通拥挤时刻）、“laboratory”（实验室）、“Rococo”（洛可可式艺术），等等。这些“原生态”的外语词汇，再加上“希腊式的鼻子”（《游戏》）、“朱古力糖”（《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西班牙风的长脸”（《黑牡丹》）、“阿摩尼亚的田原的清风”（《风景》）之类“中西结合”的表述方式，给中国读者制造了文本话语流之间的“摩擦”感，使读者持续接受异质文化元素的视角刺激和心理感应。于是，一种较为“陌生”的都市文化形象在现代中国读者的精神世界里悄然地塑造出来。

自城乡对立现象产生之后，人与城的关系问题日益复杂化。通俗小说作家、左翼作家、早期海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观照上海的种种姿态，实际上隐含着中国文人乃至华夏子民认识和接受现代都市的心理线索：有时带着几分畏惧的心理远观都市物欲陷阱；有时习以为常地审视都市环境，观看都市上演的“戏剧”情景；有时艺术化地体味现代都市空间，抒发都市生活的诗意感受；有时在稔知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内涵与气质之后，又以中西参照的比较思维，借用西方文化的透镜来解读都市“异国情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感觉派”作家之后，大多数海派作家的精神热流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地冷却下来。到了1940年代的张爱玲那里，已不再注重都市“异国情调”的诗意渲染，而是更多地以参差对照的散文笔法刻画上海小市民家庭的浮世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