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的评述：左翼及其他作家的都市观

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基于“人的意志冲突”，亦即“在人与人之间展开那种不同欲望、不同激情的冲突”^[301]。据此而论，左翼作家及其他类型的作家对于都市上海的形象描述具有明显的“戏剧性”。

以“罪恶的渊薮”来概括左翼作家的上海“洋场”印象实际上并不周全。段可情声称上海“是一个繁华绮丽的都市，同时是一个黑暗污浊的地狱”，抨击旧上海“是一个吸人精血的魔鬼窟”或“一片荒凉的大沙漠”，却又铺叙大都市的绚丽景观，如“汽车，华屋，华美的服装，精致的饮食，咖啡馆，跳舞场，美女，俊娃，妖艳的妓女，冶荡的优伶，葡萄美酒，樱桃香唇，迷人的青乐悠扬，陶醉的歌喉婉转”；他察觉上海这个奇异的大都市“能容许各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呈现“戏剧性”的社会场景：“坐汽车马车的大腹贾，坐包车的小商人，坐轿车的中国医生，坐电灯包车出堂差的妓女，钢板跑车上的外国兵，电车，公共汽车，脚踏车，黄包车，几个赤膊工人拉着的搨车，一个轮子的小车……形成这样混合的物质文明……”^[302]段可情一边大声疾呼“可怕！可怕！上海这个地方，欧化得太厉害了”，一边频频惊叹这个东方大都市“什么咖啡馆，跳舞场，大旅馆，戏园子，游戏场，也是应有尽有”；既同情“一些青年的女子，沉沦在地狱中”，又坦言“敌不住一些着艳服的姑娘们的诱惑”^[303]。段可情对上海的评价是纠结、混乱的，在他的城市意识里，艳羡现代都市文化的自然情感与宣传社会阶级斗争的思想立场产生了剧烈冲突。

郭沫若批评上海租界公园只对西洋人开放而不准中国孩子游玩的不公正现象，同时又以生动的笔墨描摹了上海街道的无限风光：“两座六层楼的大公司对立在街道的两旁，形成了一个上海市上的‘巫峡’。弥天的黑云屯成潮阵，连连地在屋顶上奔流，两岸的‘巫山’就好像在动摇的光景。汽车，黄包车，电车，不断地滚来，滚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去……黄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种，这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304]这样绘声绘色的都市叙述话语，令人想起茅盾对于上海场景的类似书写：“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体的，圆锥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305]这固然是叙述一位旧社会的农村地主眼中的现代都市光影，但在茅盾的滑稽描写中，似乎隐含着与郭沫若同出一辙的都市观感：旧上海在物质形态上可谓“金玉其外”，在社会生态方面又是“败絮其中”的，“前现代”的落后人物在现代大都市中容易产生怪诞的“陌生感”，由此造成“喜剧”性的精神错位。

其他左翼作家的都市观也带有明显的裂痕和矛盾。王独清控诉上海“有许多苦力推着装土的重车在马路上挣扎着向前”，又称赞上海“租界上的街路是异样的清洁，白皙”，“租界上的街树都栽列得特别整齐”，“租界上的娱乐场中，音乐是悠扬，悠扬，悠扬”^[306]；殷尔游诅咒上海马路布满“无产者的尸体”，但承认这个大都市拥有“优美的公园”以及“汽车，电车，电话，电影，大规模的新闻”^[307]；蒋光慈发现上海“街道两旁的电灯非常明亮的很，来往的行人轰轰地拥挤着，就如浪潮一样，很是热闹”，又察觉路旁“油头粉面的女人”突然之间显露出被欺凌的苦态和惨状^[308]；殷夫浏览上海街头“林立着的许多卖高跟皮鞋的店”和“许多打扮得很漂亮的涂着浓红的唇脂的女郎”，却又窥见“一个年青的丐妇追逐着一位老太太讨钱”^[309]。在现代中国，激进的社会斗争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左翼作家对于新型都市文明的暗自希冀，他们的社会舆论宣传与个体文化理想之间构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张力。(www.xing528.com)

自由主义作家群与左翼作家群的留学教育背景以及对于异域文明的接受有明显差异，但二者毕竟都经受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从自由主义作家的都市观中，亦可发掘“戏剧性”的心理因素。由京迁沪的胡适批评“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却又声明上海还有若干“小报”偶尔“说说实话”^[310]。早年，胡适对于上海的《星期评论》与北京的《民治日报》关于国外女子参政的不同报道（前者肯定女子参政事实而后者持否定态度）加以比较，断言：“北京同上海不但隔开几千里路，原来还相差一两百年！”^[311]他肯定上海文化观念的相对超前性，称赞上海的都市文化传播优势。陈西滢指出“上海不是做学术思想的功夫的地方”，宣布“上海人对于人生一切，第一个标准是金钱，第二个标准是金钱，第三个标准还是金钱”；而他认可“上海的确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而且确有它特殊的文化”，肯定上海的花园和别墅“远胜于北京的清故宫和五代的什么阿房宫，金谷园”，何况上海还有数不清的“戏院，电影，咖啡馆，跳舞场……以及种种说不出，想不到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样，娱乐的场所”^[312]。贬斥上海的学术思想氛围不纯正，又看到上海的现代物质文明首屈一指，陈西滢的都市观在自由主义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都市观念体现了中国现代文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灵冲突。他们都期待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与旧中国的城市文化状态发生了多层面的间离与聚合，由此导致了他们对上海的“戏剧性”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