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的瞩望：通俗小说作家的都市意识

就文学生产的总量而言，在以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为创作背景或表现对象的中国近现代作家队伍中，通俗小说作家竟然占了多数。晚清文人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被誉为“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已“率先将频道锁定、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291]；与他同时代的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也名噪一时。其后，鸳鸯蝴蝶派作家描述上海的作品更是蔚为大观，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毕倚红的《人间地狱》和《黑暗上海》、骆无涯（知无涯室主人）的《如此上海》、张崇典的《神秘上海》、张恂九的《最近百年上海历史演义》（《神秘的上海》）、张恂子的《海上迷宫正续集》和《色界天》、张秋虫的《海市莺花》和《海市人妖》、许啸天的《上海风月》、笋乡老人的《上海妇女春秋》、温柔生的《上海春梦记》和《新上海潮》、刘蘧庐的《海上销金窟》、许廑父的《沪江风月传》、网蛛生的《上海大观园》、徐絜庐和绣虎生的《沪滨神探录》……通俗小说作家的大量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上海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对于都市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一些才华横溢的通俗文学家在刻画都市生活的众生相时所运用的平实笔法和精妙结构对于后来的作家不无启迪，1940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并以描画洋场光影和心像而著称的现代作家张爱玲就曾受到了《海上花列传》的影响。

面对光怪陆离的洋场社会，感受贫富悬殊的金钱罪恶，通俗小说作家一般都被高度发达的上海现代生活所倾倒，但又看到了小市民的无奈处境，故意揭示藏污纳垢的城市生态，因而在他们的笔下，上海一方面是无比繁华与先进的，但另一方面却也显得污浊不堪、危险丛生。例如骆无涯（知无涯室主人）在《如此上海》中既反问读者，“全中国的地方有几处地方能及得上海的热闹”，又声称“繁华两字的背面就是黑暗，表面上越繁华内幕里越黑暗”，认可“上海的地方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上海居住的危险”之类的说法^[292]，担心女性“住在这万恶的上海圈子里怎能够保得住一生一世不受恶风的熏染”^[293]。许啸天在《上海风月》的《自序》中写道：“二十来上海，始窥繁盛，然而魑魅弄影，狐兔当道，风俗之坏人心之险，亦以此邦为著。”^[294]张秋虫在《海市莺花》中指出：“上海是全中国人类最复杂的地方，有钱的想到上海来用钱，没有钱的想到上海来弄钱，这一个‘用’字和一个‘弄’字就使斗大的上海平添了无数奇形怪状的人物，制造出无数伤天害理的事实，而这十丈软红中也搀杂种种不同的恶浊空气，永远没有清鲜的日期。”^[295]诱人的“罗网”、黑暗的“软红”之谓，表明通俗小说家对于旧上海的评价构成了明显的“悖论”。

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上的很多作品都夹杂着关于上海的议论。俞牖云《苏州的女郎》中的苏州女性感叹“上海的繁华，一天是一个样子”，艳羡“天下女人的打扮，都是跟上海跑”，说明普通百姓已形成上海为中国时尚之都的社会常识^[296]。张秋虫的《芳时》描画了一个都市过客眼中的上海风光，这个饱览都市春色的巡游者回到旅馆后便产生了“上海何尝没有春天，而上海人的春天多在夜里，芳时比黄金还要可贵”的感受^[297]。除了对都市繁华气象的无限神往之外，鸳鸯蝴蝶派作家眼中的上海还有另一番面孔，范烟桥在《紫罗兰》上发表的《落霞》和《失踪》两文均显示出他对洋场社会的忧惧心理：《落霞》中的人物进入“上海的戏园子”即如“一匹白布丢在染缸里”，结果“种种不良的引诱把脆弱的心迷蒙住了”^[298]；《失踪》中的父亲告诫到上海求学的儿子尽量减少外出，“因为上海地方触处荆棘，犯不着去冒险”^[299]。这些人物既喜爱现代上海神秘离奇的都市魔力，又担忧难以预测的都市事故，实际上也反映了通俗小说作家面对都市社会的一种矛盾心态。(www.xing528.com)

在范伯群先生看来，从《海上花列传》肇始的“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将中国读者“推向一个崭新的现代空间”，它们“写出了大都会成型、发展历史的面面观，大都市的普通老百姓对外来事物既抵触又欣羡的心灵历程”^[300]。“抵触”与“欣羡”并存的都市意识确实是当时的中国人审视大都市上海的心理共性。除了通俗小说之外，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新闻报导中亦可发现类似的话语现象，关于外来者（尤其是女性）经受不住上海繁华生活的诱惑而潜入这个凶险密布的大都市并逐渐堕落或者遭遇厄难的新闻事件，屡屡见于《申报》，诸如《妇人羡慕上海浮华·致为无赖所乘》（1927年6月26日）、《乡妇羡慕海上浮华·被邻人巧言诱惑·奸污后买嫁他人》（1928年7月4日）、《来沪寻妻妻已姘人他去》（1928年8月5日）、《羡慕上海女工生活·来沪后竟堕落》（1929年3月10日）、《上海有了恋人·不愿回家结婚》（1929年4月6日）、《约腻友游上海》（1929年5月5日）、《乡妇虚慕海上浮华·背夫潜逃来申》（1929年5月19日）、《乡女来沪变态》（1929年8月30日）、《妇人被污谓系初来沪地致受诱惑》（1930年5月28日）、《上海到处是陷阱·姊妹花来沪迷路·饼店伙引诱奸污·社会万恶真可虑》（1930年9月11日）、《舟子之未婚妻来沪后变为摩登女》（1932年1月25日），等等。近现代上海报业界人士与通俗文学作家似乎有着相近的都市文化心理，二者皆展现了上海都市生活环境的两面性。他们向大众扮演道德劝诫人的角色，显示了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传统文人对于现代大都市既警惕又瞩望的焦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