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能使城市文化史研究愈加彰显人本主义魅力与动态学术品格。兼顾这两种“互文”式的话语载体，不仅为研究者带来绝佳的双重视阈，而且凸显城市文化史研究的人文精神和动态品格。于是，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获得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
研究城市文化史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直接关涉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与方法理念。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文化”内涵有精辟的剖析：“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铸模，多少人终生的经验积累都在其中冷却着、凝结着，又通过艺术手段被赋予永恒的形式……甚至对于那些很无知、很冷漠的人们，城市的种种影像也会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生动印象。”[285]城市是人类心智与艺术的空间产物，能够激活社会大众的精神记忆。那么，将城市文化史的研究纳入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范畴，应该不失合理性和有效性，因为社会文化史是“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可以“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286]。运用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能使城市文化史研究愈加彰显人本主义魅力与动态学术品格。
本文以民国大理的城市文化史为考察案例，选择方志文献和文人游记作为两类特殊的历史文本，发现二者对于民国大理自然环境特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书写有不少契合之处，方志的区域性、权威性、客观性与游记的流动性、大众性、主体性恰好互补、互证。兼顾这两种“互文”式的话语载体，不仅为研究者带来绝佳的双重视阈，而且凸显城市文化史研究的人文精神和动态品格。与此同时，城市文化史的研究又可以凸显城市本身的文化形象与人文风采，从而为城市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更加明晰可感的空间背景，而城市游记的研究有助于呈现文人面对城市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感，为文人与城市关系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于是，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获得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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