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游记关于民国大理形象的描述

民国时期撰写大理游记的文人不胜枚举，很多游记作品发表在民国期刊《旅行杂志》上。帅雨苍的《大理风光》提及滇西商业“中心点”下关的盛况，目击大理县城“规模颇大，有内城外城，街衢也颇清”，街旁“商肆林立”，其“物质供应”简直“不亚省会”；觉察大理“已有云南省立中学一所，女子师范一所，还有中央政治学校也在这里设有分校来推行边民教育”，确信大理“文化地位，在西南亦属要点”；又肯定“山明水秀的大理城，风景幽丽，足可与秦淮西子媲美”^[271]。徐以蔚在《大理的三月街》中描摹大理“三月街”之“热闹万分”，感叹大理市集活动“多么具有朴素的原始风味”^[272]。田汝康的《大理风景论》从“风花雪月，山水石鱼”勾勒大理风景之秀，称道“大理风景之美，美在谐和、明媚外且兼雄伟，复合中别具风格”^[273]。除《旅行杂志》以外，《中美周报》上刊载的《大理的火把节》赞扬大理“自然环境的幽美，是其他各县所不能比拟的”^[274]；《时论月刊》上的《大理风光》一文宣称大理“富有神话而又淳朴静美”，惊叹“大理在教育与经济上均执迤西各县的牛耳，然而先民遗下的习俗，却仍保守着”，以及大理民族地区“许多风俗习惯泰半为汉人所同化”的文化现象^[275]；《时与潮》副刊上发表的《美丽的大理》几乎是为大理城市旅游做广告，作者高调宣布：“滇中胜景，昆明与大理，东西比美……别的城市，住久了会叫人生厌。终年春光明媚的昆明，市侩化以后，也令我得有此种感想。不过对于大理，我想永不会感觉厌倦。”^[276]民国时期游历大理的文人络绎不绝，他们将观赏大理而生的文化共鸣与审美激情化作汹涌不息的文字，于是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大理游记的生产与传播。从庞杂繁多的游记作品可以看出，民国旅行者眼中的大理可谓文化底蕴深厚、风景内涵丰富、民风古朴谐和。

与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区域相比，抗战以前游历云南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外省文人）其实不具有数量优势，这既因为云南位置偏远、交通阻塞，也与中国文人以“中”为优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他们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转移往往滋生普遍性的焦虑心态。就此而言，长途跋涉至滇西大理的民国文人更为难得，解读他们浪迹边城之后挥洒的大理游记，可以从中提取玄妙多义的文化符码。1941年，以“京味”著称的作家老舍因罗常培的邀请前往云南的西南联大讲学，后有短暂的大理之游，老舍曾在《滇行短记》《由川到滇》等散文中描述他的大理印象。与一般文人有所不同，老舍对于大理县城的评价有点含混：他断定“大理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老舍：《由川到滇》）^[277]，却又婉赞大理“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做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老舍：《滇行短记》）^[278]。老舍尤爱“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的喜洲，他远观喜洲镇“宫殿似的建筑，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欣喜华中大学由武昌转移到这个“美丽的地方”，难忘“赶集的时侯，能看到许多夷民”（老舍：《由川到滇》）^[279]。老舍欢呼喜洲是个“奇迹”，他“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感觉“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惊叹“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他认为“云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地”，大理“民家人的风俗、神话、历史”都有“研究的价值”；他还十分钦佩那些“似乎比男人更能干”的大理劳动妇女^[280]。老舍始终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并以“文化批判视野”而蜚声文坛（老舍：《滇行短记》）^[281]，他在空间比较的视点中领略了大理宁静和平、返璞归真的文化之美，从他关于大理“城与人”图景的刻画与品评中可以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类似于老舍的文化情怀，1942年游访大理的画家徐悲鸿颇有感触，他歌咏大理土地之肥沃、人民之辛劳、鸡足山之壮观，莽莽苍苍的大理气象激发了他“对时政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希望”^[282]。民国时期辗转至大理的外省文人屡屡惊奇于边地胜境，总被唤醒新颖而又深刻的文化感知。

在“游记”性质的回忆录中，亦可见到当代文人对于民国大理的文化追忆。郑希贤回顾1947年远行大理的求学经历，他被“文献名邦”的大理“磁石”般地吸引，心仪大理“把滇西高原打扮得绚丽多姿”的城市形象，褒扬大理“浓浓的文化氛围”；他从大理寺庙的半夜钟声里捕捉“古老文化的信息”，从大街小巷悬挂的匾额和种植的鲜花中体悟大理古城的高雅底蕴；他激昂地公告世人：“大理人爱书、爱美、重礼乐，习俗朴实敦厚，是生活、学习的好地方，难怪她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283]马秀卿在1943年返回故乡大理，亲见抗战以后的下关聚集了大批难民和军人，那里“人口骤增”“车辆拥挤”“市面杂乱不堪，社会秩序混乱不安”；这样的社会局面倒也刺激了大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致使该区域“官商云集，机关林立”，社会名流接连往来，潘光旦、顾颉刚、沈从文、田汉等“文人名士”亦到此处讲学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284]，足见大理抗战文化之盛矣。(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文人游记关于民国大理的区域环境、文化地位、人文景观的抒写，以及抗战时期大理城市文化的剧烈变奏、下关和喜洲等城镇的华丽风姿等内容之阐扬，与方志文献均有交叉叠合之处。文人游记还涉及历史叙述者的区际游动与空间比较，饱含深切的主体情怀和鲜活的文化体验，这些是它区别于方志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