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献对于民国大理文化的记载

就方志而论，《哀牢传》《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元史·地理志》《云南通志》《大理府志》《赵州志》《蒙化府志》《鹤庆府志》《滇载记》《大理县志稿》《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新编大理风物志》等不计其数的方志文献均刻录着大理发展史的纷繁脉络，因本文考察民国大理城市文化，故古代方志不在扫描之列。

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当今时代的方志文献中，大理作为滇西核心城市的显赫地位均被确认和强调。民国文人李式金在《大理地理志略》中申明“大理为滇西重镇”，其地理位置“北通丽江，东达昆明，西至缅甸”，预想大理“将来日臻繁盛”^[252]；袁道冲的《记大理》辩明“迤东之中心在昆明，迤西之中心在大理”，指出“大理所以获为迤西中心者，由于地理之自然形势，而又加之以历史之政治关系使然”^[253]；张印堂在《滇西经济地理》中评述：“大理为南诏故都，在历史上颇为重要。负山面水，形势险要，上关（距城25公里）为北门锁钥，下关（距城12.5公里）乃南部屏藩，北经丽江中甸，以至康藏，南接蒙化云县，而通缅甸。且下关位滇缅公路之中心，商贾云集，货物辐辏，诚滇西交通之枢纽，贸易吐纳之重镇也。”^[254]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云南省一瞥》也宣称：“大理的地位，西南当腾冲之要冲；北以丽江、维西与川、康相交通；商贾络绎，市况甚盛，与昆明同为云南省的二大经济中心。”^[255]与民国文献的描述相仿，当代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肯定大理在历史上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滇西的交通枢纽，祖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256]，积极宣扬大理在云南城市发展史上呈现的重要意义：“从城镇建设的兴起和发展看，大理地区的太和城、羊苴咩城在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云南历史最悠久、文字记载最丰富的城市”^[257]。由诸多方志对于大理区域位置的推重，能够估测大理城市文化发达的空间依据，因为聚合力较强的地理条件通常都可以孕育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形态。

绝大多数的方志文献证明：民国时期的大理是一座经济繁荣、民风淳朴、文化昌明的城市。据《民国大理县志稿》描画，大理城西校场每逢“三月大市”，则“各省及藏缅商贾争集，官署遣戍卒卫之”，此时“自双鹤门至安远门大街，逐日通市贸易，率以为常”^[258]。《大理地理志略》指明大理“城内的街道以东南西北十字街为最繁盛，尤以南北街为然”；城外共有三区，城区之南“以大理上关间之喜洲一村为最富庶，人口众多（多经商为业），风景亦佳”；而“大理的人民主要为闵家人”，汉人和回人大多住在城内，“闵家人是本地的土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汉人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言语”；抗战时期的大理显得格外“摩登”，这座城市“因抗战关系，一切繁华进步了”^[259]。又依《大理白族自治州志》陈述：从清末到民国，大理“下关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滇西的著名商埠”；除下关之外，喜洲、凤仪、周城也是大理的重要集镇；尤值一提的是，喜洲工商业在民国时期已经较为发达，系“著名的侨乡”，“居民建筑富有特色”，庭院“布局优雅别致，民族特点浓郁”^[260]。《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还声称抗战爆发之后，随着滇缅公路的通车，“下关、大理成为仅次于昆明的后方商业区”^[261]。关于大理民风民情，《云南大理风俗谈》确信大理“开化较早”，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多为“汉族所同化”，“民家子”妇女多“壮健天足”而且吃苦耐劳^[262]。众多方志承认大理是较早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区域，赞美“大理文明甲于全省”，推定外省学校在抗战期间移集于“大理之城乡”乃大理文化“声气感召”^[263]。一言以蔽之，方志投影中的民国大理城市文化殊为昌盛。(www.xing528.com)

在城市理论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眼里，“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共同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264]。民国时期的大理处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磁体”功能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新编大理风物志》阐明：从清代至民国年间，傈僳族、苗族分别从临境和滇南迁入大理定居，“其他各个民族”从民国时期开始“因经商或婚配”进入大理^[265]。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记述，抗战之后“一些内地大、中学校迁入大理”并且“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266]，此外还有很多“流浪艺人来到大理”，尤其是1938年以后，外省文化界人士陆续奔赴大理，如“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因抗日战争逃难到云南的渔鼓艺人进入大理各县”^[267]，有利于形成多元融合的大理城市文化。至于大理城市的“容器”功能，作为禹贡学会丛书之一的民国图书《滇边散忆》予以高度评价：“中国城市之美，无有胜于大理者”，诸如“北平、青岛、杭州、桂林”等城市“都赶不上大理的伟大而自然”，裁断大理不愧为“东方的瑞士”，称得上“滇南最富于历史意义的城市”^[268]。当代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志》虽然申述民国时期的大理由于兵祸、匪患、灾害、闭塞等原因引致“城镇发展缓慢”^[269]，却又赞叹大理城镇形成了“和谐恬淡的景致”^[270]。总体观之，方志文献描述的民国大理是一座景观秀丽、文化多元、民族和谐、别具魅力的城市，尽管也有一些方志评议了民国大理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瑕疵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