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游记：考察城市文化史的双重视阈

国内史学研究日益“从着重以时间界标划分历史演进结构的分析模式”转为“注重考察历史进程的空间分布态势”，呈现“区域转向”的热潮，且“导致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然而，某些区域史研究者束缚于地方史料而无法将其“与广阔的历史背景建立起有机联系”，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整体史”的建构以“重新勾勒中国文明史的地图”，关注“散布于‘中原’或‘江南’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239]。据此，城市文化史尤其是边缘地带的城市文化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240]，是“区域个性的一种表达”^[241]。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也要努力克服“碎片化”倾向，应当以整体思维和动态视角考察各区域的城市文化史。

吸收新文化史的科学理念和方法，对于城市文化史研究大有裨益。新文化史在内容上注重“心态透视”“语言功能”和“话语分析”，重视“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热衷于文化叙事”，“强调史学的‘文学性’”^[242]。在史料选用方面，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重视方志、档案、正史等历史文献，也关注野史、笔记以及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资料^[243]。参照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考察城市文化史也可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对历史文本的叙事模式进行微观探究，从方志、游记、档案甚至新闻轶事等多样化的史料中揭示城市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以为：方志与游记的搭配、互补是研究城市文化史的一种极佳路径。

首先，方志和游记的文献性质不同。方志“存史”功能比游记明显，它是对某一特定区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被誉为“一方之全书”，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方志（尤其是古代方志）带有鲜明的“官方化”色彩，它蕴藏着“历史与现实的翔实资料”，但普通民众接触方志的机会往往受到限制^[244]。游记的社会“大众化”程度高于方志，来自不同阶层、职业、空间的文人都可以向广大社会受众传播个人旅途见闻，那些浩如烟海的个体游记“因为是亲历亲闻，可靠性高，保留了大量富有认知和研究意义的科学资料和史料”^[245]，所以，游记文献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只不过，在游记作品中渗透着更多的主观情感因素，不免令人质疑史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方志与游记若能结合，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便能更好体现区域与整体、精英与大众、客体与主体的互补。(www.xing528.com)

其次，方志和游记的话语方式虽有差异，二者都可以作为历史叙事的解析对象。文史互证法对于城市文化史的研究颇有启示。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具有文化的“互文性”或“互通性”，文学史料有时可以“纠正”旧史的偏误，或者增补史实的“阙漏”，或为已有的历史叙述提供某些“异说”^[246]。方志对于城市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方志记载了城市的市情、市貌、市俗、风土人情及其发展历史”，甚至有一类方志“因记城市内容”而被称为“都邑志”^[247]。在方志文献中，积淀丰赡的城市历史文化元素。游记虽然比方志更具文学性，但它对于城市文化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自古以来，游记与方志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许多游记可以归入“艺文志”范畴，譬如《大理县志卷》的“艺文部”辑录了杨慎《游点苍山记》、徐宏祖《滇游日记》、董学祖《游苍洱记》、李元阳《游鸡足山记》、郭松年《大理府行记》、赵廷枢《登苍山中和峰》等文章，而《马可·波罗行记》和《徐霞客游记》等古代游记对于大理等区域环境之记载不亚于方志的“存史”功能，足以表明游记与方志同属史学文本的“互文”形态。颇具灵性、卓有才华的墨客骚人在游记文献中绘声绘色地描绘城邑图景，他们可能提供了官方历史记录者易于忽略或者轻视的文化细节。可以说，方志和游记以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为城市文化史研究架设了显豁的考察路径。

方志和游记是考察城市文化史的两种视阈，二者完全可以做到水乳交融，文雅的学者和博学的文人常常使用独特的话语方式，展现方志与游记双重交叉的文化视角。在这方面，罗常培于民国时期撰写的《苍洱之间》堪称典范。杨振声在此著的序言中大加赞赏：“作者白天游山，夜里考古，在神话造成的古庙抄录碑文，在夕阳苍茫的山路上研究方言……使那些考据文字不太死板，而放浪山水却不至流连忘返……作者的初意，是在写游记，因为脱不了一般学者的习惯，知识笼罩一切，所以及于民俗传说，及于历史考证……是一本如何奇异的游记！”^[248]罗常培将历史考据与文学纪游完美结合，他目睹山水之间的大理县城“屏山镜海，市廛井然”^[249]，更羡慕抗战时期的喜洲建筑住宅、文化机构之“堂皇富丽”，欣赏喜洲古雅深远的文化“遗风”^[250]；他又在大理崇圣寺和三灵庙的碑文中偶然遇见《大理县志稿》遗漏未载的极为重要的地方史文献^[251]，特意在游记中全文抄录，以提醒将来重修大理县志或者研究大理地方史的学者予以足够重视。罗常培的《苍洱之间》看似游记又近乎方志，为今人回溯民国大理的城市文化景象奉献了一部兼具史学价值与人文内蕴的经典之作。

本文以方志和游记作为文献载体，遵循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线，以民国时期的大理作为城市个案，展现城市文化史研究的动态目光与整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