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民国文人”之“民国”一词主要指“民国时期”,是时间范畴而不是国籍归属。因此,外国文人在民国时期所写的北京游记,也是本文探析的对象。异国游客的别样审视能为北京历史形象的塑造提供“他者”目光的参照。若论外国人在古代中国见闻北京的记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元大都(今北京)的生动描述自然是极珍贵的早期史料,约翰·贝尔、约翰·巴罗、亨利·埃利斯、菲利斯·比特、詹姆士·罗伯逊、约翰·汤姆森等西方人在清代撰写的北京游记也是研究北京史的重要文本,但本文的论述主旨不在于此。下文以若干案例为代表,阐述民国时期的外国文人游记反映的北京形象。
叶向阳的论文《英国游记中的北京形象:历史的勾勒及流变》纵观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前到两次大战之间(1919—1939年)的英国游记塑造的北京形象之演变情况[225],甚可一读。据叶向阳的梳理和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约翰·贝尔等英国外交人员对于北京形象的勾画明显地以“赞赏”为主调,他们惊叹于北京城的宏伟壮观;约翰·巴罗这样的英国人对于北京的建筑风格和封建恶俗则进行了批评。1840年后至1918年前,来到北京的英国人既褒奖古老的中国艺术和辉煌的历史遗迹,又贬斥旧北京脏乱不堪的街市、贫穷落后的社会、腐败无能的官场以及排外保守的陋习;相反,这些英国人赞赏了北京的城郊景观和乡村人民,叶向阳认为英国游览者的这种态度颇类似于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的情感表现;“一战”(1919年)之后,英国人更了解中国,虽然他们在游记中塑造的北京形象没有本质变化,若干来到中国的英国作家、思想家却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人(例如罗素)。从叶向阳的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晚清至民国的英国游客对于北京形象的评价有所波动,他们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对北京这个东方古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形象价值判断,其结论往往与中国文人的北京印象大相径庭,由这种现象可以发掘东西方文化的鲜明差异。不过,若以为英国人对于北京城内和城郊的评价悬殊,完全受到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或许又不太妥当。其实,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文人也坚信北京的郊外大地胜过城内空间,孙福熙说“在乡村究竟比在城市有活气”,奉劝北京市民到乡间去“游春”[226];许兴凯惊喜地发觉“出得城来好一片清凉广漠的风景也”[227];还有文人疾呼北京“城外的景象和城内的完全两样”,在城郊“风景又好,空气又新鲜,地方又清静”[228]。久居喧嚣拥挤的大都市而渴望返璞归真、接近乡村世界,此乃人类共性。
美国著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在1933年写成《寻找老北京》一书,1935年以英文形式在上海发行,1999年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以中文译本出版,中文版的书名为《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赵晓阳译)。阿灵顿青年时期即到中国,曾在中国水师、海关、邮政局工作,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融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完成了这本厚实、精密之作。该著详尽地记述了民国北京的使馆、皇城、内城、外城、郊区、太庙、天坛、北海、南海、中海、颐和园、先农坛、玉泉山、中央公园等空间信息,在“附录”中列举了老北京的地理位置、赶集日、寺庙祭奠日、旅游点营业时间和具体价格等细节内容,并且综合运用了画地图、讲传说、标符号、列数字之类的说明方式,其细致、科学、确切之处实属罕见。根据此书讲解,几乎可以重构当年老北京的城市模型。阿灵顿关于老北京的叙述诚然客观“逼真”,但偶尔也会显示出一位西方人对于北京城市景观及社会文化的主观看法。他时而赞誉北京“城墙修建得多么壮观”[229],时而又以北京市民生活方式为凭据,含蓄批评中国人“总是看见事物光明一面的性格”以及“发展了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一种最能容忍的社会方式”[230]。这表明阿灵顿这样的美国汉学家可能谙熟北京的地理空间,但在阐释雍容大度、明达包容的中国“京派”文化精神方面,其目光仍然难以摆脱西方学者惯有的隔膜。(www.xing528.com)
日本文人也曾在游记中描摹了民国北京的历史形象。日本汉学家股野琢曾于1908年(明治41年)9月至10月之间游历中国,他将沿途所见所闻辑录成《苇杭游记》,北京是其旅行地点之一,在该游记中对于北京城市形象有所记述。《苇杭游记》激赏天坛“结构颇美”,讥讽明陵“雕刻极其精巧,是盖出于帝王示威之略。世称其壮丽,然究竟儿戏耳,于家国有何补”,赞扬紫禁城皇宫“雕楹画桷,层楼杰阁,金碧炳耀,瑞气袭人”[231]。1925年(大正14年)6月,游览中国的日本文人芥川龙之介在《北京日记抄》中叙述了他对北京的印象,北京的老爷子、老婆婆、卖药人、警察、绅士和旗人之妻使他产生“一种身处中国‘浮世绘’之中的心境”,他对中国戏曲颇有微词,万寿山、玉泉山、白云观、天宁寺、松筠庵、窑台、天坛等北京名胜在他看来都有瑕疵,他对紫禁城的感觉尤为不佳,唯有陶然亭使他觉得“颇有特色,简朴可爱”[232]。日本是中国近邻,为何那个时期的日本文人芥川龙之介对于民国北京形象的评价竟然比某些欧美文人更为消极,内中原因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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