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北京的文人自古络绎不绝，古代墨客留下了大量歌咏北京的篇章，今人欲窥一斑者，可从《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古人笔下的北京风光》（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长河史 万寿寺史》（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版）、《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等著作中获取线索，触摸古人游京屐痕。本文的论述时段限于民国时期，古人和今人的北京游记均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涉及民国北京的文人游记，既有《北京游记汇钞》《伏园游记》《我一游记》《京沪平津行》《燕北游览小志》《燕京访古录》《燕京纪游》《名山游访记》《西郊游记》《八省旅行见闻录》《我的旅行记》《逃难笔记·见闻一斑》《平绥沿线旅行纪》《北平夜话》等书籍印行，又登载于《旅行杂志》《京报副刊》《晨报副镌》《清华周刊》《小说月报》《燕大月刊》《民大月刊》《圣教杂志》《学生杂志》《中华邮工》《商职月刊》《玉田季刊》《力行月刊》《永安月刊》《中学生文艺季刊》《青年界》《新语》《古今》《关声》《幸福》乃至《英美烟公司月报》等报刊杂志，足见民国文人游京兴味之浓厚。
对于北京形象的期待视野，激发了很多民国文人的游览动机。褚民谊坦言：“北平为明清故都，亦华夏文化之中心，向往之心，已非一日。”[201]也有人声明：“北平乃我国之故都，华北之枢纽，故在历史上、政治上、文化上、地理上，均有重要之价值，凡爱好旅行者，不可不一游其地……据游北平归来者云：皇宫建筑，如何伟大；三海公园（即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如何幽静；颐和花园，如何富丽。谈者有色有声，闻之不禁心焉向往。”[202]还有人惊奇地询问：“未曾到过北平的人全想到那儿去玩，到过北平后来又离开了的人又全在述说这个大城的好处：北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所在呢？”[203]在仰慕、神往与好奇等多种心理因素交织而成的旅游心态导引下，五湖四海的民国文人源源不断地涌向京地，他们的游记话语也便汇入北京及其文化史的总体陈述中。
民国文人游记对于北京形象的描绘与评价，以赞美为主调。民国文人认定“幽燕蕴奥妙”[204]，讴歌北京“建筑之美，风物之盛，及社会事业之演进，久为艺术文化之中心”[205]，称誉北京为“北国唯一幽美的城市”，坚信民国北京“没有什么大工厂或大商店，有的只是好学校及好风景”，推崇北京文化风度赋予人们“一种阔的胸怀”。北京城的局部景观在大多数民国游记里也都呈现为光彩四溢的美学图景：李葆林断言“北平之美，如皇城之庄严，万寿山之富丽，香山、西山之清秀，确非他处所能并具也”[206]，朱湘感受北海风景“兼有清幽与富丽之美”[207]，严仁远惊叹颐和园“殿阁巍峨，馆轩绮丽”[208]，云实诚仰观故宫“宏大巍峨壮丽”[209]，朱自清夸赞“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210]，张次溪体验陶然亭“凄人心脾”[211]，贺伯辛觉得中山公园令人生发“超凡脱俗之思”而“不知世间尚有烦恼也”[212]……礼赞北京的盛情话语，在民国文人游记中历历可见。(www.xing528.com)
民国文人游记评述老北京的人文风情和文化底蕴，多以“诗”来概括。有人说“北平世多诗人墨客”[213]；也有人欣赏北京美景时“心里触动了诗意”[214]，不免感慨：“假如你是诗人的话，你定要忍不住的吟哦起来。”[215]“京派”文化仿佛能使游京文人萌动浪漫诗情，如贺昌群在《旧京速写》中点明北京劳动人民的吆喝声“藏着爽直的真情，饱含着诗的美”[216]；陈心纯的《故都杂写》指出故都北平“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显现于每一个故都观光者的眼中的”，故都“是一首格律谨严音调铿锵浑雄而又清新的古典派的史诗”，北平人既“懂得生活的艺术”，又“懂得在生活中领略闲适趣味”，且“到处表示出宽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风度来”[217]。雄奇绚丽的景象、纡徐庄重的姿态、宁静幽美的氛围，北京确实是令人诗情澎湃、吟哦咏叹的最佳之境。1935年的林庚在诗集《北平情歌》的“自跋”中表白“与北平有了更深的默契”，能够写出“不算太少的一些短诗”应当“感谢这古城的赐与”[218]，诚挚之语也。
民国文人游记赞美北京的同时，也会反思历史、感时伤怀，顿发一些嗟叹。李崇金联想颐和园宫殿“是吾人血汗所构成也”，面对圆明园遗址感到“高风大作，不可久留矣”，唏嘘“极精美”的白塔“经庚子之乱，有为外兵击缺处，甚可惜也”[219]。游览故宫的杨坤山痛感“八国联军之役，古物已抢劫殆尽，嗣后民国肇建，政变纷纭，古物之精华，又时为私人窃失，现时仅存之古物大都系粗重平凡者”，于是“不禁为中国之古物叹，而更为中国之国粹惜也”[220]。黄金波亦有类似的感触：“惜自近年以来，故宫古物，或迁移，或残毁，……先代珍品，诸多残缺，此所陈列，不过往日之绪余而已。”[221]身临居庸关的我一目睹八达岭之京张铁路而赞叹詹天佑“诚吾国路工开幕伟人”，又想起“时代变迁，攻守殊势”，“长城万里安所用之，耗无限资财，无数民命，其结果乃仅仅供历史上之谈助，此可为之长太息者也”[222]。萧群发现屡遭灾难的北京依然“顽强地、坚朗地”矗立着，北京人永远“洒脱”，经济重压“影响不了古城人们生活的格式”，而时事沧桑终究遮掩不住，令人“感着一种少有的酸凉”[223]。1946年秋，阔别北京9年之久的沈从文重返古城，他看到北京大街依旧是“宽阔而清洁，车辆上的人都似乎不必担心相互碰撞”，却也感喟乱世中的北京市民“睡眠不足，营养不足”，“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224]。含蕴幽情之赞美，积蓄厚爱而嗟叹，这样的诗性话语在民国文人的北京游记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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