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的定位：研究作家城市记忆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作家的文化身份对其文学创作必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题材选择、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话语风格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作家的文化身份在其文学实践中留下的多种印痕，所以，作家的文化身份定位问题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应当注意到，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活动空间。对于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来说，他曾经迁移于多个省份的城乡地带，假如我们片面地夸大他与某些特定区域的文化关系，或者仅仅关注其作品中的某种文化元素而忽略其他重要文化元素，这样的研究就显然有失偏颇，不利于我们对作家的文化身份作出更为精准的定位。

上述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它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某个区域文学研究的整体效果。譬如说当代江苏文学研究，虽说江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整体态势良好，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批评。有人指出“江苏文学批评对江苏作家的发掘不如其他省份做得好”，“在对江苏本土作家的扶持方面，江苏批评家的声音太弱”^[156]；有人直言“江苏当代作家研究的面还不宽”，“江苏当代作家研究的理论意识还不强”^[157]；还有人觉察江苏城市文学形象的研究存在“地域不平衡”，例如“研究扬州、南京的文章很多，但是研究盐城、宿迁等地的文章寥寥无几”^[158]，等等。从作家与地方文化关系的视角研究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就当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概述如下：

其一，区域文化视阈中的汪曾祺研究颇受重视，但要看到，学界对汪曾祺与各区域文化关系的评价有所失衡，关于江苏文化对汪曾祺影响的研究反而显得薄弱。赵园称赞汪曾祺“最得老北京人的精神”^[159]，陈思和肯定汪曾祺小说“积淀了浓重的老北京地方风味”^[160]，邰宇发现汪曾祺继承了“北京文化所固有的贵族气”^[161]，曹鹏赞扬汪曾祺写出“云南的特色精神气质”^[162]，等等。相形之下，汪曾祺与江苏文化的精神关系却很少被提及，甚至连江苏学者有时也更加关注汪曾祺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将汪曾祺归为“北京想象”之“第一阶段”的作家群^[163]。洋洋大观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也未将汪曾祺作为收录对象。郜元宝留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汪曾祺仍属于“江苏当代作家”之列^[164]。事实上，“在汪曾祺的200万字的作品中，有90多篇、100多万字是写故乡的人和事的”^[165]，可见汪曾祺“江苏”题材所占的分量，学术界理应加强江苏文化视野下的汪曾祺研究。

其二，多维文化视角下的汪曾祺研究取得实绩，其中，学界对汪曾祺与水乡、食品、民俗等文化关系聚焦较多，汪曾祺与江苏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则明显不足。1980年代初，丁帆、凌宇、程德培便已注意到汪曾祺小说的民俗风情色彩。其后，曹文轩、杨剑龙、李洁非、李国涛、刘锡诚等学者探究了汪曾祺作品的文体特色、审美风格、文化渊源。从1990年代末至现在，汪曾祺研究的视角呈多维化：崔志远、张炯评论汪曾祺笔下的“水乡”和“水象”，陈思和、黄子平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吃”文化与“味觉记忆”，雷达、陈昭明透视汪曾祺描摹的“风物”与“风俗”，等等。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当中，却找不到“江苏城市文化”这一理论维度，缺少汪曾祺与“江苏城市文化”关系的双向扫描。当前，诸如“京味作家与北京文化”“海派作家与上海文化”“津味作家与天津文化”等研究主题的学术潮流日益壮大，江苏籍作家与江苏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亟需加强。(www.xing528.com)

其三，汪曾祺文学创作中的高邮文化元素得到充分挖掘，可是，学界对汪曾祺亲历的“江苏版图”留有“盲区”，南京、扬州、盐城、淮安、江阴等城市被遗漏。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对汪曾祺文学创作中的高邮文化元素进行全面、深度发掘，这是顺理成章之事，邰宇、陆建华、夏希、崔涛、尹静等一大批研究者在这方面用力较多，汪曾祺作品中的“高邮故事”和“高邮世界”愈来愈清晰。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在江苏的活动空间并非局限于高邮，因求学、集训、访医等缘故，汪曾祺还去过南京、扬州、镇江、盐城、江阴、淮安等地，他对这些江苏城市也留下深刻的记忆，在《自序·我的世界》《金陵王气》《江阴漫忆》《淡淡秋光》《四方食事》《悔不当初》《肉食者不鄙》等文章中均有描述。我们应当将汪曾祺的活动空间扩大至“江苏城市”（而非高邮一地）予以审视。

其四，部分学者致力于揭示汪曾祺“记忆”的文学意义，其研究局大多限于汪曾祺的回忆对叙事艺术和文体建构的作用，较少涉及作家身份认同的文化内涵。崔涛高度评价了“童年记忆”之于汪曾祺小说“诗意美”的重要价值^[166]，林捷分析了汪曾祺小说“情节、情境、情绪上的特点”以及“回忆的美学”^[167]，肖莉阐明了“汪曾祺选择回忆来诗意建构小说文体”^[168]，卢军解读了汪曾祺的“‘文革’记忆”生成的“苦难叙事”“人性叙事”与“荒诞叙事”^[169]。由此可见，学界对汪曾祺“记忆”的研究集中指向创作艺术和写作技巧。即便有人谈及汪曾祺的空间记忆，却不探讨其“江苏记忆”，反而得出汪曾祺记忆中的“高邮和昆明都扮演着故乡的角色”之论断^[170]，这无形中削弱了汪曾祺“江苏记忆”的精神力度，淡化了汪曾祺作为江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

综上所述，目前的汪曾祺研究在江苏文化视阈、江苏记忆内涵、城市文化视角、城市空间视野等方面尚有欠缺，使得汪曾祺的江苏城市记忆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便很难对汪曾祺的文化身份作出更精准的定位，从而给汪曾祺研究造成诸多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