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互动性

分析人们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效果，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化地理学研究者提出：“心像地图是分析人们如何将各个场所在大脑中形成认知地图的过程与结果，扩大了原有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在人们的头脑中容易描绘城市的空间和唤起对城市空间形成的认识的必要性，所以心像地图在新城市的规划与城市的再开发等应用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评价。”^[33]人类的这一精神现象不单适用于城市建设工程，也可以用来指导城市文学及文化的学术研究。考察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关系，就应当深刻解析作家脑海中的心像地图，根据作家的认知特征推测某些城市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独占地位。

研究作家的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可以从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中找到理论支持。人文主义地理学十分重视“概念空间（Space）”和“场所感（Sense of Place）”的分析。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那里，“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场所感”意味着“场所与其中的人密不可分”，“场所”能够“将空间组织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中心”，它为人类提供“活动背景”，也“给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身份感（Place Identity）”^[34]。“在各种文化景观中，没有像城市这样最集中、最突出反映了人类文化特征的”^[35]；而作家是心灵丰富、思维活跃的社会群体，既然“区域空间的人文景观能在文人的主体世界中留下精神映像”^[36]，他们对城市空间的“场所感”自然极为敏锐，北京、上海、重庆、桂林等城市的历史影像都曾经被诸多作家广为描摹。不妨审视一下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的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从中可以洞悉作家与城市文化场域的互动性。

首先，必须辨析作家对于上海城市形象的宏观体验。在1930年前后，左翼作家一方面倾向于以贫富对照、善恶对立的政治目光来观照上海作为罪恶“渊薮”的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他们“从上海空间中看到了黑暗和罪恶，同时又从中发掘通向未来的希望之光”，上海成为左翼作家的“子夜战场”^[37]。自由主义作家鄙弃都市人的放浪和夸饰，商业文化气息浓厚、注重物质利益的上海社会在他们眼中显得低俗不堪，但他们毕竟承认上海文化出版业的发达；上海在自由主义作家眼里既弥漫着低俗习气，又是充满着活力的空间。海派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最为亲近和熟悉摩登化的上海。他们指认畸形的上海洋场社会是诱惑人们堕落的陷阱，却依然醉心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异国情调”和诗意美。上海赋予中国现代作家以多元化的身份意识和话语背景。

其次，需要考究作家对于上海租界的认知与评价。租界是近现代上海的反常空间，左翼作家惯于从政治意义上描述租界为“罪恶渊薮”，“租界”一词成为左翼作家批判他者的有力武器——对怯懦的租界居住者的一种辛辣嘲讽。在鲁迅、成仿吾、冯乃超、孟超、殷夫等左翼作家的笔下，“租界”几乎成为黑暗帝国的代名词，而寄居其内的文人总免不了堕落的嫌疑，指出某人避居租界的事实即可达到攻击此人道德上有污点的目的，连“半租界”也遭忌讳。海派作家在空间观念上没有发生“租界”“半租界”之类的道德争议，曾朴父子、李金发、邵洵美、张若谷、梁得所、徐蔚南、徐霞村等人反而在租界中如鱼得水，无拘无束地活跃在租界的沙龙、书店以及各种形式的聚会场所之间，“租界”成为他们“上海”意识的核心成分。自由主义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沈从文等人在1930年前后很少直接抨击“租界”，因为他们的精英形象离不开“租界”文化氛围的映衬。栖居于同一座城市而“场所感”不同，左翼作家、海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具有迥异的上海心像地图。(www.xing528.com)

另外，还要追问作家在上海区域空间中的迁移奥秘。城市里的作家并非静止不动的，他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结合自身与社会的双重条件，在城市中不断地探寻和游移，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而作家的区际游动更能显示人与城的文化互动性。1930年前后的丁玲和胡也频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便是一例。他们到达上海之后，先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环龙路（今南昌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善钟路（今常熟路）；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丁玲常常前往北四川路一带活动，1933年迁居虹口区的昆山花园路。丁玲从租界“洋场”到闸北、虹口“左翼”基地的区域移动，在上海文化地图上勾画了一个文学青年向左翼战士转变的空间轨迹。

最后，不能忽略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历史关系。文化地理学研究要深度查勘“与场所相联系的情感、意义和象征”，就应当注意到“场所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38]。1930年前后的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1927年之后的上海聚合了四面八方的各类作家并铸就了一段至为辉煌的文化高峰期，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作家纷纷从上海向北京、武汉、广州、长沙、西安、桂林、重庆、昆明、延安、香港等地转移，上海文学生态质量急剧下降，作家争鸣和文化多元的人文景观逐渐模糊起来。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与上海本身的发展遭遇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城市作为一类文化场域，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灾难岁月中，它所占的空间位阶和话语份额黯然衰减。

文化地理学至为重视地图系谱的研究，主张“通过考察过去的地图所描述的世界观等精神世界，能够试图解读那个时代的某个地域的文化”。有的学者宣称“地图是人类心中所具有的精神世界和外部存在的物理世界的中介者”^[39]。毋庸置疑，心像地图比物质地图更能证验人类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妙合无间。同样，文学研究也十分关注作家心灵地图的勘探，因为优秀的作家无不具备“自己的观察与评价生活的独特角度”，继而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专属的“艺术世界”^[40]。由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的心像地图可以看出，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研究在探析作家的城市认知方面能够建立学术关联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