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及价值象征：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规律

文化地理学“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迈克·克朗致力于寻索“精神与文化、人的实践活动与地域，以及各种文化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22]，分析了城市“活动区域的隔离”现象，指出文化地理学必须探索“分散的、零星的文化形式的并置，以及在这种并置中所产生的新的特征”，断定“与某一特定空间和地理位置紧密相连”的人类文化呈现为“一种地理方式或格局安排”^[23]。我国学者王恩涌也发现，城市除了受自然环境影响之外，还接受“社会、人文因素的作用”，“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也与其规律之间呈有规律的现象”，城市居民的活动安排受制于“城市内部的地域结构”，它“反映着有某种动力在促使其形成不同的功能区”，这种动力主要包括“集聚力”和“离散力”^[24]。城市的空间格局与城市人的精神结构有必然的关联性，城市人的区域分布及活动情况反映了城市文化在空间板块中的集聚和离散功能。

城市区域景观是表达城市文化的价值象征，因为“文化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各类人群使用不同的“象征物”赋予事物以专有的文化意义^[25]。文化地理学家倾向于“将地理景观看作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认为“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26]。文化地理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对客观环境的“价值含义（意味）的解释”，前者需要“通过研究者主观解释”并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27]，后者是人类“认识与评价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它“向人们揭示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28]。在阐释人文景观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方面，文化地理学与文学是明显一致的。文化地理学家高度重视作家对于区域景观的认识和描述，迈克·克朗认为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展示了心理分析方法与当代美国城市权力的空间化现象，并且“通过两者不断地互动来表明什么是象征性的地理和关于城市的知识”^[29]。他考察了作家对城市空间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追寻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其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不言而喻。

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规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许纪霖发现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具有天然的空间秩序：“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其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国城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了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30]许纪霖为我们大致勾勒了上海文人的空间活动版图，对文人的文化立场作出归类。我们还应注意到文人在都市中的活动场所并非固定不变的，他们可能根据生活或事业的需要在各区域之间相机游动。譬如在1930年前后，左翼作家茅盾曾由虹口迁到公共租界，现代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因为开书店的缘故而一度穿梭在北四川路邻近，表明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文化空间对于各类作家而言具有多面的价值标识，众多作家以各自的城市活动为上海绘制了五彩斑斓的文化地理图谱。

在1930年前后的上海，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阳翰笙、洪灵菲、戴平万、胡风、周扬、夏衍、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柔石、沙汀、潘汉年等人聚居在虹口区的四川北路周围，主要分布于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创造社出版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内山书店以及鲁迅寓所（先后住在横浜路的景云里、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附近，但他们又时常从上海最北部的闸北、吴淞、江湾、真如等（华界）及虹口（华、租交界处）等地闯入租界区域，乃至远行到南市。海派作家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张若谷、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曾朴、徐蔚南等人雅集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心区的南京路与霞飞路，偶尔也去逛一逛北四川路上颇具情调的“新雅茶室”。“新月”派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孟侃、刘英士、潘公旦等人常居租界之内，福州路、环龙路（今南昌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极司菲尔路（今乌鲁木齐路）的新月书店及其编辑部，徐志摩寓所和胡适寓所是他们的文化园地。郑振铎、叶圣陶、傅东华、章锡琛、丰子恺、夏丏尊等“开明”派作家集结在闸北宝山路与上海北部的天通庵路、东北部的江湾路，商务印书馆、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这三个文化机构是其大本营。不同文化立场的作家构造的空间布局映射了上海在1930年前后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城市发展机制，上海三大区域板块（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在“经济发展的规模、商业经营的风格、文化艺术的氛围”以及“社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鲜明差异，“上海的街道、旅馆、舞厅、公园、马路甚至车辆”等文化元素“在三大都市区域中的位置和形态”以及“各区域管理者的权力实施情况”，成为影响居民空间分布的集聚力和离散力^[31]。

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格局造成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的表征，也关涉作家对于上海各区域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华界与租界的毗邻区是特异的弹性权力空间，成为左翼作家斗争和冒险的绝佳据点；法租界的异域情调和浪漫气氛非常适合海派作家的艺术想象；留学欧美的“新月”派绅士作家喜爱在宁静有序的英美租界内高谈阔论；朴实庄重的开明派作家远离洋场，固守在偏僻的华界角落默默耕耘。不同的城市活动空间象征不同的文化价值诉求，“从表面上看是文人选择了活动场所，但从另一面来说，又何尝不是特定的文化空间选择了最适合于它的人群”^[32]？与文化地理学家的看法大体吻合，作家的空间布局反映了“魔都”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负载的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