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地带和机能区域：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组合”^[9]，它具有鲜明的科学内涵，因为“文化地理学的课题是发现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的、环境的、景观的各种模式，并说明其过程，解释其所具有的含义”^[10]。不过，学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单单是客观的诸现象的容器”，鉴于“地球上的任何场所因其所居住的人们主观意愿而影响着世界”，文化地理学更是对人类“具有象征体系的价值含义（意味）”的一种“解释”方式^[11]。

文化地理学理论是否已被有效地运用于文学研究？换言之，当今的文学研究是否已较好地展现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视阈？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目前国内借鉴文化地理学理论的文学研究成果中屡屡出现的“空间”一词“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那些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的“能指符号”并非“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空间研究”使用了“人文主义”的方法，它“不强调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是强调个别性和主观性”，常常表现出“一些唯心主义倾向”^[12]。此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部分文学研究者借用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时所陷入的误区。然而，问题的症结不宜归结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主观性”，恰恰相反，文化地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主观性”的人文精神方面可以实现契合与共通。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英国著名学者迈克·克朗撰写的《文化地理学》较有代表性，该著在学界影响甚大。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努力。”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他还直截了当地宣布“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他“仔细研究了描绘城市的各类作品”，关注“这些形式各异的作品就城市生活的本质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他断定“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即一种比仅作为资料或是‘主观行为’更为复杂的关系”^[13]。迈克·克朗不仅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情况，也注重考察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是如何使文化与空间建立双向互动关系的。迈克·克朗坚信人的实践活动和主观精神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发挥的独到作用，文学作为“主观性”极强且反映人类生活图景的文化现象，自然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笔者亦认为，“主观性”是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相互沟通的重要纽带；探究作家眼中的主观地带，对作家勘察和描述的人文景观展开文化地理学层面的“文本”分析，藉此“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从而实现地理景观的“双重编码”与多维“解读”^[14]，这样的学术路线显然执行了文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交叉研究策略。迈克·克朗尤其强调“‘主观’的地区经验和人们对地区的理解”并确认“人文地理学充满情感”^[15]，可见作家和主观地带的文化关系既是文学的考察对象，又符合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可以从文化地理学视阈观照作家与城市的空间关系，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为例，这个摩登大都会在当时充分发挥了文人“避难所”和“乐园”的两大文化功能，“不同类型的文人对于这两大空间功能的价值取向有所分歧，各种都市建筑空间在两大功能之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通过深入研究便能发现“各类文人对于都市空间所作的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他们特有的文化逻辑”，进而表明“上海都市空间的文人映像对于揭示上海文化场域生成的空间形态具有独特的意义”^[16]。作家对于城市空间的精神“编码”属于主观行为，却也折射了人在既定历史语境中的深层文化心理。(www.xing528.com)

城市并非作家活动的全部区域范围。之所以要从城市的空间视角考察作家的文学实践，主要因为城市是一个吸纳和集聚作家的奇妙地带。作家常常辗转迁移于城市和乡野之间，为克服作家的流动性引发的视点模糊，有必要采取动态的分析模式，更多地关注作家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机能地域”（而非“均质地域”），“机能地域”是“以某个场所为中心，由各个场所具有的机能相互结合的某个统一的地域”，城市即为一种常见的“机能地域”^[17]。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机能文化区”区别于“形式文化区”，即“它不是根据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而是根据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某种机能（或机制）而组织起来的地区”^[18]；“机能上的城市”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影响范围往往超出其行政上的管辖界限或相邻的郊区”^[19]。城市的机能区域效应最适宜用来考察作家的空间流转规律。刘易斯·芒福德精辟地指出：城市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城市的“磁体”功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20]。与乡村相比，城市拥有“特殊的政治空间、庞杂的消费市场、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的出版印刷业等诸多优势条件”^[21]，为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创造了最佳环境，对作家活动构成了巨大的感召力，遂成为容纳和培育作家群落的机能地域。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上海曾是作家奔赴和趋集的主观地带与机能区域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剧变，大批作家从四面八方涌向当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上海，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北京、广州、武汉、南昌、重庆等城市，也有一些作家逃离动荡、凶险的乡村社会而闯入都市，还有一部分人是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与久居沪上的作家协同组建了丰富复杂的作家生态圈，使上海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核心空间。1930年前后的“上海现象”有力证实了城市在发挥文化辐射作用之际，也充分凸显了地理魅力和文化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