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苏州人的评弹缘

张育红

记者　作为一名外乡人，谈谈您与评弹的偶遇。

潘讯　真是一种“缘分”。我是安徽泾县人，泾县在历代区划上虽不属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但是因为这里与徽州山水相邻、人文相通，应该属于亚徽文化圈，也是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有“汉家旧县，江左名区”之称。你知道，安徽传统戏曲发达，是黄梅戏的故乡，徽剧又是京剧的源头之一，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花鼓戏、目连戏等。生活在这样的地域文化中，从小我就比较喜欢各种民间文艺，也包括戏曲艺术，养成了一种兴趣。苏州评弹中《玉蜻蜓》《珍珠塔》等经典故事，在晚清也传播到徽州地区，我们从小口耳相传，比较熟悉。比如《珍珠塔》中有个势利太太陈夫人——说她是“方卿姑母”，徽州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势利刻薄之人。

我初到苏州是2003年，已是21世纪初。可是如果用心去发现，古城里评弹遗风犹存，幽巷深处有几家书场，走进去看真是“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有一种古典美，还有电视书场、广播书场，这对我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苏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朱栋霖先生正在编写三卷本的《苏州艺术通史》，他也鼓励我们同学研究一门苏州艺术。我当然喜欢昆曲，但是又考虑到昆曲研究者多，评弹相对较少，学界关注也不够，所以选择了评弹。就这样十几年走过来，从欣赏到研究，到写一些文章、著作。

记者　您如何跨越了语言的隔膜，去喜欢评弹、进而研究评弹？

潘讯　说起语言也很奇妙。我从小在乡下长大，说的是“泾县话”，那“泾县话”到底是个什么话呢？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以后学了语言学，才知道我的方言属于吴语宣州片（泾县属宣州），算是苏州话的远亲。这两种方言初听起来差距很大，但是有几条关键的脉络相连，打通了脉络，一通则百通，语言就不再构成障碍，听懂评弹也相对容易。

我走进评弹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去书场听书，我把书场当成近距离观察苏州市井社会的一个窗口。评弹有很多老听众，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老派苏州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印记。那时候我跑遍了古城的书场，一个年轻人经常跑书场，还是有点另类的，但是老听客并不对我另眼相看，常常给我一个宽厚而亲切的微笑，大概表示对我的接纳。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中张家巷，隔壁就是苏州评弹博物馆，馆中附设书场（吴苑深处），每天下午去听书很方便。书场听书的体验与积累也成为我后来研究评弹的一个优势。我住中张家巷时，有个邻居老太太，90多岁了，是苏州一个大家族的后人，她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我常常观察她怎样走路、吃饭，日常攀谈，生活习惯，等等，对这些老辈苏州人的接触与观察，使我对苏州评弹的理解立体化了。

其二就是听名家录音，周玉泉、徐云志、蒋月泉、姚荫梅等，都是一代名家响档。看吴宗锡、周良等前辈学者的研究著作。流连在古城里的大小书店、书摊淘旧书，印象最深的是在温家岸的文育山房，从江澄波老人手上买了很多零散的《评弹艺术》期刊、一整套《苏州评弹书目选》，几年积累下来，对评弹的了解逐渐深入了。

我还做了不少老艺人采访，记录十多位苏州、上海老艺人的口述历史，其中包括老一辈的理论家，积累了三四十万字的文字素材。这些老人既是评弹的活字典，也是苏州市井生活的活字典。老艺人大多住在城里的老街小巷中，我记录他们的艺术，同时也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走近老人也需要一些“技巧”，我采访薛君亚，从她最感兴趣的“票戏”谈起，渐渐提起她的话头。访谈邢晏春，我们对饮了一斤花雕，他就放开对我谈。与周良老人对话，他每次都事先拟好详细的提纲，更像是对我“读稿子”……我是怀着“抢救”的心态来做这项工作的，许多老艺人愿意接受我的访谈，我也给他们寄去了采访提纲，但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去世了，我与他们失之交臂，成为永久的遗憾。

记者　同很多戏曲种类一样，评弹古老而年轻，您认为评弹的年轻表现在哪些方面？

潘讯　“古老而年轻”，泛泛而言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评弹毕竟是一门传统艺术，走向暮年的艺术，是一门“非遗”。

但是，评弹又有不少“年轻”的特质，主要是这门艺术的开放性、包容性、表演上的柔性。

首先，评弹在表现当下生活方面比较顺畅，没有违和感。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80年代曾经涌现了一批反映现当代生活的新书目。他们在说表、音乐、唱腔乃至人物塑造上都有创新，特别是一些中篇作品更具崭新气质，比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青春之歌》《白毛女》《真情假意》等。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是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峰，对今天的评弹创新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艺术表演上的柔性灵动。戏曲要严格按照剧本来，较少临场发挥，评弹表演则可长可短，可以自由穿插，可以跨越，闪回，又可以跳脱，接续，说书人还可以跳出来评述，有如现代影视剧的叙事方式，构成了另一种“现代性”。

第三，评弹会“噱”、要“噱”。噱乃书中之宝，评弹中的幽默与讽刺，特别是那些与当下对话、与时代撞击产生的讽刺，最能够点燃观众的激情，是这门艺术生命力的体现。

记者　我留意到评弹近年做了一些创新尝试，去年曾在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的《新乐府》，评弹名家高博文、陆锦花与爵士乐、大提琴联手，演绎一种前卫的音乐形态，您个人怎么看待这种跨界？(www.xing528.com)

潘讯　在评弹界，高博文爱玩跨越。其实，艺术家创新背后的推手是文化氛围的活跃和艺术市场的活力。据我所知，在上海音乐厅2017年新乐季中，3月将一连推出3场民乐跨界音乐会：“古韵新弹——高博文和他的朋友们新评弹音乐会”，“绘笙汇瑟——张梦作品演奏音乐会”，“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钢琴昆曲音乐会。

跨界是拓宽传统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渠道。有些人可能认为跨界、混搭会使评弹原真性丢失，我认为这恰恰显示了评弹在当下的生命力、评弹多种表现的可能性。

推动艺术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是市场。正是市场推动，造就了历史上评弹的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目翻新。艺术传承保护应该是“活保护”，而不是“死保护”，去年上海以众筹方式推出新编中篇弹词《林徽因》，我先不做艺术分析，我关注的是他们直面市场的探索。在市场面前，你不得不注重营销，不得不重新进行市场分析与观众定位，演员不得不动脑筋，考虑怎样才能玩出新花样。

评弹界应该有直面市场也就是直面观众的胸襟，从更高的立意、更广的视野来考量评弹艺术的命运和将来。艺术是思想与灵魂的自由飞跃，有什么不能包容呢？路是在各种探索、尝试中逐渐明晰的。

记者　艺术人希望借由这些创新，把戏曲观众的年龄拉低。据您了解，就评弹而言，苏州目前的受众年龄结构如何？“拉低观众年龄层”是一种可能吗？

潘讯　在苏州，评弹受众整体上还是老年人居多。当然，不能忽视这些听众，他们代表了评弹的群众基础，他们当中不乏“老听客”，一肚子“评弹经”。

评弹听众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息，有些受过高等教育、传统文化修养较高的年轻人，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在他们看来，评弹尤其是弹词曲调、音乐，是一种“静”的艺术、“慢生活”的艺术，符合人们对于江南的想象。但是，这部分听众还比较少，没有形成群体性现象。在北京，京剧就有很多年轻粉丝，他们追剧也追星，具有鉴赏力。程派青衣张火丁的粉丝就非常多，他们通过微信群热烈互动，就像过去追捧梅兰芳的“梅党”，在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中交流探讨艺术，促进艺术家的提升，为艺术注入活力。

至于说“拉低观众年龄层”应该是一个逐渐培养的过程，希望通过努力使评弹受众的年龄结构达到一个比较合理与良性的状态。我对评弹是充满希望的，我的底气来源于评弹的底蕴，人类无论如何发展，讲故事、听故事都是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苏州政府“传统艺术进大学校园”的工作做了多年，其意义首先是在高等学府、大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亲近文化、致敬传统的氛围，大的氛围形成了，评弹的社会生态就慢慢优化了。学生时代尤其是幼年对某种艺术的接触是影响一生的，它沉淀在人的记忆中，到了人生的某个节点，你可能会突然为她着迷。进校园对演员的提升也有很大帮助，高校受众群体普遍文化素养比较高，鉴赏力比较高，在交流互动中，艺术的品质也提升了。

我最终的希望是，年轻人不仅对评弹有碎片化的欣赏，更能出现年轻的评弹鉴赏家。

记者　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论及评弹与市民文学很深的渊源，当今IP大火的背景下，评弹是否尝试走IP途径，寻找更多适应当下的故事脚本？

潘讯　我那篇文章的整体观点是，评弹的生命密码之一就是与市民文学携手，从“三言二拍”到鸳鸯蝴蝶派直到今天的网络文学构成了市民文学的一条脉络，而评弹发展在其重要的两个阶段都是与市民文学崛起紧密结合的，从而获得了较高的文学艺术品位。

我认为评弹面向未来一个重要的探索是携手网络文学，采取IP模式。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经超过3亿，网络文学每日更新文字量达1.5亿，每年新增网络文学作品200万种，这是真正的市民大众文学。《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唐荣耀》等大火的剧目，都是IP产品，评弹也不妨从中寻找自己的脚本。

评弹其实是一门触觉敏感的艺术，当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刚刚连载，评弹界就将它改编成长篇演出。评弹界应该密切关注当下文化前沿和重要文化事件，比如，2015年，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获茅盾文学奖，好评如潮，改编呼声也此起彼伏。上海大世界为庆祝落成100周年，就约请高博文改编《高博文说繁花》，评弹版《繁花》成为首个改编的舞台作品，这体现了他们对市场和前沿敏锐的捕捉能力。

我看过《繁花》，觉得还是很适合评弹改变的：其一，叙事双线，长篇评弹书目都是双线叙事，适合日夜场演出形式；其二，琐碎细腻的市井描写，跟评弹的味道、气质很搭。作者金宇澄说：“写《繁花》，我耳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一个人慢慢讲，声音不温不火，不高不低。”很难说这是评弹影响了小说还是小说影响了评弹，我将之看作是传统评弹艺术对当代吴地叙事人刻骨铭心的影响。

（刊于2017年3月30日《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