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杨玉麟[1]
时 间：2011年2月20日
地 点：苏州市东港新村杨寓
杨玉麟
潘讯 杨老师，您虽然不是出身评弹世家，但从小也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您的父亲曾在临顿路曹胡徐巷口开了一家四海楼书场。您能否以四海楼为中心，给我们谈谈20世纪前半叶苏城评弹书场的情形？
杨玉麟 好的。我虽然是书场出身，但是从小就出去学说书，对家里书场的经营情况也不大关心，所以了解的并不多。后来，我出师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你现在是说书先生了，请你到四海楼来说一档。我好像“重返老家”一样，真的说了一档书。周围老乡邻都来听，大家对我倒显得客气。
现在，被你这么一提，我重新回想回想，好像又有些话要说。那么，我就说这样一个主题：60年前的苏州书场——从四海楼说起，好吗？
潘讯 太好了，这正是我想了解的一段历史。
杨玉麟 四海楼书场年岁蛮长了，我今年75岁，四海楼不但比我年岁大，恐怕有将近百把年了。我记得听老乡邻讲起过：四海楼咯，年数蛮长了，原来还叫过其他名字。我当时也没有留心去听了，只有一个名字我还记得，说四海楼原来叫过中央楼。
潘讯 为啥叫中央楼？这个名字挺气派啊！
杨玉麟 我也没有去问老乡邻，我母亲也没有对我解释过。我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叫中央楼，可能有这样两种解释（当然是我自己的解释）：一个解释是，那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结束不久，民众敬仰孙中山先生，书场又是个宣传的好地方，叫“中央”二字比较贴近。
潘讯 这倒是民国初年的一种风气，南京就有中央门、中央路、中央饭店这些名称。
杨玉麟 第二种解释是，在整条临顿路上，沿线分布了有不少茶馆书场，我们这爿书场在当中一段。
潘讯 处在中央位置。
杨玉麟 是否也有这个关系？不过，我觉得叫四海楼，也是蛮讨人欢喜的。四海为家、四海之内皆朋友、做人也要“四海”（慷慨洒脱），喊也喊得响。
潘讯 哈哈，还有《玉蜻蜓》里的金大娘娘是个“四海莽猛人”。
杨玉麟 我觉得这个名字倒也蛮可爱。有一个回忆，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恐怕只有5岁左右，亲眼看见父亲在四海楼书场冲过开水。也不知是吊子脱手，还是在地板上绊了一绊，一吊子水倒在父亲大腿上，腿上通通是泡，在家养了很久。后来我问过母亲，为啥父亲要自己冲开水呢？她告诉我，当时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全家逃难到乡下，后来时局稍微平静一点，回来再经营这爿书场，职工请不到了，所以我父亲只好当起老板兼堂倌了。
潘讯 那应该是1941年左右的事情了。
杨玉麟 我们是茶馆书场，家里有老虎灶，但开水是不卖的。隔壁乡邻经常拎着热水瓶来我们家泡水，要用多少就用多少。隔壁香烟店、豆腐店，对面锡作店，斜对面小饭店，等等，都是如此。
潘讯 附近有没有专营的老虎灶？
杨玉麟 从我家出去，过一座桥，在桥堍下，专门有一家老虎灶卖水，老板叫阿七。
潘讯 我看见过一张四海楼书场的平面图。
杨玉麟 四海楼书场蛮大的，我印象中职工就有四五人。进门有四五张破旧台子，这批茶客年纪比较老了，所谓“蹩脚佬佬”，比如拉黄包车拉不动了，他们泡一壶茶可以吃一天。在门厅后面喝茶的档次则比较高，茶客大多是开店的老板，被称为“长衫帮”。
再往里走，一面是一个老虎灶，一面是一只扶梯直通楼上。楼上分前楼、后楼，当中还有一只大仙堂，供的是关公、周仓、关平。前楼靠窗有十几个台子，坐的都是拉黄包车的，所谓“短打帮”。为啥他们坐在口头呢？看看有没有生意。那时候好像生意并不怎么样，在我们弄堂口，大概停着七八部黄包车，等不到生意时，车夫就在楼上吃茶。后楼是“丝织帮”，他们还在四海楼成立了一个丝织公会，挂了一个小牌牌，平时商量商量事情。后门楼还有一爿大饼店，老板叫大林子，后来讨了家小，就在外面租一间小房间。书场扶梯底下还睡着一个叫小四子的小伙子，他是在大饼店汆油条的。
楼下最里面就是书场，倒也蛮气派的！装有两扇新式弹簧门，生意好的时候，两扇门会拉开来。弹簧是新装的，开开关关，声音不大，不会影响台上说书。迎头对面就是一只书台，书场是有伸缩性的，最多可以坐到300～400人。
潘讯 小书场，大社会。听您寥寥数语介绍，就让我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城苏州。在四海楼书场您听了各路艺人的书，许多还是名家响档，回忆录里您提到陈浩然、周玉泉、徐云志、严雪亭、朱雪琴、张鉴庭、杨仁麟等大响档，至今不忘他们的风采，您能为我们详细回忆吗？
杨玉麟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年会书，严雪亭和范雪君拼双档说《密室相会》，他俩一个是弹词皇帝，一个是弹词皇后，多红啊！听众挤得不得了，最后把店门前的栅板拿进来当板凳坐。到后来，茶也不需要泡了，听众根本不要喝了。严、范二人真是上等说书的啊，坐立工整规范，说书干干净净。有一天晚上天气突然降温，外面鹅毛卷卷，大雪纷飞，我们想大概听众不会来了。可是书场里呢，却灯光闪亮，人头攒动，热气腾腾。这时候，严雪亭也被感动了，他在台上说：“各位老听众啊，这么冷的天，书还没有结束，只好辛苦你们明天再来了。”我真是记忆犹新，他们已经达到说书的巅峰状态了。他和范雪君拼档真是天衣无缝，严雪亭曾用商量的口气问老听众：“你看，我们两个搭档像不像一对才子佳人？”这时候，范雪君面带羞涩，含情脉脉，可谓亲切而有分寸。
我还在四海楼书场听过徐云志说《玉蜻蜓》，记得是“金大娘娘夺埠头”这回书，他唱的不是徐调，也很好听。
周玉泉被称为“阴间秀才”，口俏，我听过他的《文武香球》中张桂英和妖怪斗法一段书，张桂英下山碰见七尾狐，它的师傅是九尾狐。那时候听起来只觉得蛮轻松、蛮好听。
还有一个演员叫祝逸亭，他是严雪亭的师弟，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活口，说得好，唱得好，角色演得好，可惜死得很早，去世时才不过30来岁。
潘讯 他曾在上海和蒋云仙合作，“祝蒋档”名噪一时啊。
杨玉麟 祝逸亭就是从四海楼响出来的，他和杨震新、曹啸君等关系极好。祝逸亭身材是瘦长条子，人家叫他“青皮甘蔗”；曹啸君人很壮实，脸上黄渣渣的，人家叫他“黄胖橄榄”；我先生杨震新呢，脸上有道刀疤，人家叫他“烂枇杷”。
潘讯 再谈谈您父亲经营书场的事。
杨玉麟 我父亲小名叫阿毛，评弹界都叫他杨阿毛。大概他很景仰孙中山，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杨仰山。我记得他还印过卡片（名片），上面印的就是“杨仰山”三个字。我母亲是童养媳出身，没有名字的，我父亲给她题了一个名字叫仰仙，“仙”字是“山”字边上一个“人”字，意思就是他保护我母亲。那时候到狮子林游玩，不卖票的，需要递一张卡片，我一直用父亲的卡片。听我母亲说，我父亲杨阿毛是书场中的佼佼者，有不少人是靠拢他的，排场子一定要他到才好排。
潘讯 当时书场也要抱团发展，互相介绍生意，应该说您父亲在书场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
杨玉麟 我印象中，西中市上有这么几家书场和四海楼关系紧密。一家叫春和楼，场主叫树铭，我叫他阿叔的。一家叫德仙楼，老板叫海泉，我叫他寄爷的。再过去是汤家巷，巷子里面有一爿书场叫梅园，老板和我的父亲也蛮要好。然后出古城，石路上有两爿书场，一家叫龙园（我的先生杨震新就住在龙园斜对面，他从小就是听书长大的），另一家叫雅乐。龙园的老板叫“瞎子”，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我父亲也很照应他，龙园请的说书先生也不错。雅乐的老板叫江小四，是个爱玩的人，有点儿小势力的（雅乐斜对面住的就是吴君玉，他从小在雅乐听书，听过不少好书）。人民路接驾桥附近一爿书场叫齐苑，书场的职工叫小胡，对主人忠心耿耿，由他负责请先生。这几家书场都是和我父亲关系比较好的。
潘讯 父亲去世时您还很小？
杨玉麟 我父亲是1947年去世的，那时候我11岁。
潘讯 您拜师不久，就开始跑码头。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吧。
杨玉麟 我14岁出师，就是上面说的那位小胡，年档请我到齐苑书场说“会书”，是我母亲陪我去的。那次一共有四档书，我做头一档；第二档是《珍珠塔》；第三档是潘伯英，潘老和我父亲无话不谈，亲如兄弟；第四档是王石军。我头档下来，下面居然还有几个人拍手。我从台上下来，看见一个人，年纪比我还要小，长衫马褂西式头，滴溜滚圆一双眼睛，对我笑笑。我正要走进休息室，忽然听见书场里“哗”一声响起来，往台上看，说《珍珠塔》的一档演员上台了，一位是朱霞飞，另一位就是刚刚对我笑笑的那个人——薛小飞。这就是我和小飞的初次相会。
潘讯 他们是师徒档。“会书”是“考场”，也是亮相的好机会啊。
杨玉麟 16岁左右，我到上海。最苦的时候，我和师弟赵玉昆睡在上海汇泉楼书场的凳子上面，一直睡到冷天。后来我找到一个好地方，汇泉楼书台后面有两小间，一间是先生睡觉的地方，还有一间是女厕所，女厕所再进去一点儿，有一间小储藏室，摆些长凳杂物，我把长凳放下来，变成一张小铺，冷天就这样被我打发过去了，赵玉昆也蛮服帖我的。然后就是做千灯，是方玉峰介绍的。做千灯的时候，生意不错。我还请好婆来白相，她一看蛮开心，说：老板娘还烧红烧肉给你吃。她也懂得场方的待情好不好。(www.xing528.com)
杨玉麟 说大书的，我先生最佩服顾宏伯。顾宏伯基本功好，从京剧学到不少东西，他为了练习京剧，在家里着靴走来走去，所以在台上举手投足都有功架。他起郭槐出场，脚色的一招一式都是从京剧中学来的。这对于大书来说是划时代的，超过了他的先生杨莲青。
至于说我先生的“扇子功”，比如用脚尖把扇子顶起来等等，我只是在台下看他练过，从来没有看见先生现场表演过。据说，我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台上表演过，到了我跟师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就不敢再冒这个险了。
潘讯 《东汉》一书的传人不多，如果从清代同光年间艺人徐润祥算起，到您这一辈是第五代，您的先生杨震新师从唐凤歧，您能谈谈数代艺人对《东汉》一书的发展吗？
杨玉麟 有一次，我和周玉泉一起演出，越做。他对我说徐润祥的书好听。所以有人说什么《东汉》一向生意不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先生杨震新有这样一句话：不好的书会在民间自然淹没，不会流传下来。《东汉》并不是什么“破书”，主要是这部书难说了点儿。故事有些陌生，大角色又多，有点儿吃亏。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不熟悉。如果是懂得一些历史人，应该会对《东汉》很感兴趣。
潘讯 又有一说“喊煞《东汉》”。
清光绪刊本《绣像东汉演义》书影
《绣像东汉演义》内页
杨玉麟 其实大书都要喊的，《三国》不要喊？《隋唐》不要喊？都要喊。
杨玉麟 懂得的人，会喜欢《东汉》的，觉得它好听，这种书有味道，有历史性。
潘讯 特别是到了您这一辈，该书有了怎样的完善与发展？
杨玉麟 我不能说大大地发展，只能是枝枝节节上有“发展”。比如，援帅（马援）关照姚期攻打济阳关，并要将济阳太守岑彭（王莽手下的一员上将）收服，要“人关两得”。其中我就加了一段表书，“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得到济阳关还不算胜利，要将岑彭收服下来才算胜利。如果能够收服岑彭，影响很大，实际上动摇了王莽的政权。这种说法，我的先生是没有采用的，这是我的发展。类似的小修小补还有很多。
主要是我说书的节奏加快了，特别是自己学习创作之后，慢慢掌握了“剪辑”的方法。因为一部评话的范围实在大，你如果不剪辑，只一味地按照前人的本子在那儿捣鼓，人家就会觉得啰啰唆唆。应该做的地方你必须做，不厌其烦；但是有些地方，你就必须大刀阔斧，一刀剪掉。我记得潘老（潘伯英）跟我说过“剪辑”，有几位说大书的老先生其实也懂得这种技巧，只是没有将之上升到理论。现在有些小辈反而不懂得这个道理了。
潘讯 《东汉》一书您有录音或者录像保留下来吗？
杨玉麟 2000年我在苏州书场“独做”，录下了《东汉》的29回书，每回1小时50分钟。我是2月1号开始演出的，正好是过年前4天，做到小年夜的时候，书场里只有三四十个人，快过年了，人家没有功夫听书了，再连下来年初一，更加不多了。但是后来做到“草桥关”，基本客满。当时苏州评弹团的毕康年团长高兴得不得了，说：“杨老师，你立了功了！”好多老听客从山塘街、双塔赶过来，他们说：“《东汉》还是听杨震新说过，以后也听不到了。”真的是听不到了，这趟以后我就没有说过了，算是给我抢到了一次机会。
潘讯 是完整的《东汉》吗？
杨玉麟 大概是全书的三分之二，还有15回书没有录下来。现在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录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
潘讯 《江南红》有录音吗？
杨玉麟 2009年，在苏州电台录了43回，总算抢救下来了。
潘讯 您擅长起脚色，比如起姚期就广受好评，这是从京剧借鉴的吗？
杨玉麟 这个角色倒不是向京戏学的，应该是苏州评话的创造。姚期是“戆大”角色，喉咙是大面的喉咙，可是他讲的是苏州话，不过带有一点儿北方腔。“戆大”又像闲人角色，又像大角色，介于两种角色之间，带有一种亲切感。评话中这类创造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英烈》中的大面胡大海、黑头蒋忠。又比如山西人，京戏里也没有，好像其他曲种也没有，山西人起得最好的是陈浩然（特别是一声拖腔），我先生杨震新学得蛮像，但是在我们的书里用不着。小书里也有，像《白蛇》里面的小二阿喜这个角色，也是戏曲中没有的，是评弹的独创。
潘讯 后来您和金石声老师合作，编演了一部《清代三侠》，也请您谈谈。
杨玉麟 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头还不许说传统书，我们说的是《江南红》。后来允许说传统书了，我就说《东汉》。那时候是所谓“饿煞书场”，听众好久没书听了，一旦书目放开，不管新书老书，大家都蜂拥而上。这个时期过了不久，武侠书就开始风行。
对武侠书我开始很抵触，我想把《东汉》坚持下去，坚持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一次在浦东说书，对面是武侠书，我竟然日场开不出，听众全被他“卷”过去。我白天就去听对面的书，也实在不像书，内容空洞重复，谈不上艺术性，但是听众要听啊。《东汉》算是千锤百炼了，可就是敌不过武侠书。我气啊。
后来团长毕康年对我说，你还是换说武侠书吧。我想《东汉》这份家当，先生传给我多不容易，怎么能在我手上败掉呢？毕团长说：你如果不调书，我业务安排不出了。我碰见说《三国》的张翼良，他的遭遇和我差不多。他心里也有气：“他们书不像书，但是有人要听，人家听得懂。”后来有一个朋友劝我：你暂时放一放，他们开武侠书，你也开武侠书，等到他们的武侠书被你敌掉，你再开《东汉》也可以啊。
潘讯 这也是一种战斗策略啊。
杨玉麟 对啊，我又不是抛弃《东汉》，等到气候好了，我再来开《东汉》好了。这时候金石声来找我了，他手里有一个题材，把清代甘凤池、白泰官、吕四娘三个人物的故事并在一起，我觉得很新颖，哪怕是其中一个人就可以编一部书了。三个人物并在一起，用一件事情把他们串起来，这部书绝对好听。金石声就提出和我一起来合作编这部书。我回来请示团领导杨作铭，他也表示可以考虑。这时候我也初步想出了书路，设计三侠一起寻找雍正。
潘讯 通过雍正将他们三个人串起来。
杨玉麟 他们三人都和雍正有仇，这是在清史上可以查考的。金石声一听也觉得蛮好，大家就动手弄起来，极快极快，大概半个月，就到码头上演出。
潘讯 怎么这么快？
杨玉麟 一个是处境逼出来的，另一个是我在编《江南红》的时候，探索了一套“土法上马”的办法，一回书，三个段落，将几句重要对白设计好，到台上就能说上一个钟头了，用录音机录下来，就可以整理出一回书了。
潘讯 演出效果怎么样？
杨玉麟 我和金石声一起演出，他说半回《金台传》，我说半回《清代三侠》，武侠书还是很受欢迎，后来听客说你这个《金台传》不要说了。毕康年就给我安排业务到无锡，前面邢晏春、邢晏芝《杨乃武》刚刚剪书，老毕问我敢不敢接，那时候（1982年）我只有40多岁，创作热情也高，我说敢！一到无锡轰动得不得了。
潘讯 那时候说多少回？
杨玉麟 15回，后来渐渐加长了，一直编到三侠刺雍正这个大关子，总共30回。也很可惜，年龄不饶人，我现在没有精力把这部书排给其他人了。
潘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评话就有衰落之势，您认为，评话的前途何在？
杨玉麟 正好一个礼拜前，周明华打电话给我，说周良同志委托他问问几位评话老演员：“评话已经衰落到这样的地步了，怎样救评话？”他第一个问了金声伯，第二个就问我，我说最简括一句话，寻找评话的出路，唯有出书。
杨玉麟与家人在一起
我认为，评弹是不会灭的。我们评弹是从讲故事开始的，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总有人讲故事，讲故事讲得生动了、起脚色了，这就是评弹！哪怕将来评弹团也不存在了，书场都关掉了，也还是有评弹的。我坚信一句话：吴语不绝，评弹不灭！
[1]杨玉麟（1937—2015），江苏苏州人，13岁师从杨震新学《东汉》，1951年参加潘伯英领导的新评弹实验下乡小分队，演出新书，年末加入苏州市新评弹实验工作团。1958年下半年加入苏州市人民评弹团，1960年起与强逸麟合作搜集资料，编演抗日题材长篇《江南红》，有“《江南红》红遍江南”之誉。20世纪80年代，与金石声合作编演《清代三侠》。2009年重新整理《江南红》，在苏州戏曲广播录制播出，为该书传承发展做出贡献。杨玉麟说书明快流畅，讲究书情书理，善于对人物心理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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