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击长空——王鹰访谈录

口述人：王　鹰[1]

时　间：2009年1月10日

地　点：苏州市评弹团（光裕公所旧址）

潘讯　王老师，您年逾七旬，从艺近60载，有关您的家世、生平经历等，俞明先生在《评弹人家》中写过一些，还想请您再补充一些。比如您的父亲王筱春，可以说他是您艺术道路的领路人。

王鹰　我家里姊妹六个，两个哥哥夭折了，剩下两男两女。妈妈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就靠爸爸一个人养活全家，生活比较艰苦。因为旧社会女孩子学说书常受人家欺负。所以爸爸起先并没有让我学评弹，我姐姐也一直没有学说书，待在家里。早年，父亲跟我的堂房阿哥王云春拼档，在上海生意是蛮好的，但是王云春很早就死了。父亲再和堂哥王展君拼双档，时间比较长。

王　鹰

1949年苏州解放，有一点给我父亲的印象很深，解放军进了苏州城，夜里就睡在地上，不惊扰百姓，和国民党部队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父亲出去跑码头，也不再受人家欺侮，完全改变了旧社会说书先生的地位。后来，父亲看我比较灵活，就考虑让我学说书。

潘讯　您出身评弹世家，走上这条道路好像是很自然的。

王鹰　可是当年我并不情愿。苏州解放那年我正好12岁，读小学六年级，我的志愿是读书，将来做一名医生。父亲就对我说：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大哥在上海做证券，后来失业回到苏州，大姐没有工作，小哥哥还在读书，生活重担全压在父亲肩上。我想想也没办法，只好学评弹。

潘讯　也是生活所迫。父亲如何教您呢？

王鹰　那时候学评弹就是听书，和现在评弹学校不一样。我和爸爸、堂房阿哥一道跑码头，在书场听书。主要是王展君教，他教我弹琵琶，可是他也不懂谱，只教工尺。“六六工尺六工上，上上六工上，合六工上六工上”，就那么几句过门，然后也不管我，让我随便练。

潘讯　听书让您沉浸在一种艺术气氛中，而要学会关键得靠自己悟。

王鹰　那时候，还是父亲在逼我学。比如，弹琵琶的时候我贪省力，轮子滚不圆，练的是小开门，不像现在都是大开门。记得爸爸教我的第一只开篇是《杜十娘》。

潘讯　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开篇吧？

王鹰　可以说是“基本教材”。“窈窕风流杜十娘”，这第一句就很难唱，这个“窈”字音往上翻的，评弹里叫作“教巧韵”，很难发。我就这样跟着父亲在码头上奔波，慢慢地一般开篇也会唱了。

潘讯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父亲拼档呢？

王鹰　当时说书，上下手一般是四六拆账，上手拿六成，下手拿四成。堂房哥哥他也有家庭，生活负担也很重，他就提出和父亲拆档。父亲没有下手了，就把我拖上台。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啊，梳一对羊角小辫子，还是个黄毛丫头。怎么上台呢，琵琶弹得不灵，行头也没有，衣裳蹩脚，脂粉也不会搽，所以父女俩跑码头一直漂脱。你知道什么叫“漂脱”吧？

潘讯　就是生意不灵，“漂了档”。那时候说什么书？

王鹰　《落金扇》《白蛇传》《双珠球》等。

潘讯　《双珠球》可惜现在没有什么人说。

王鹰　这部书也很好，小书大说。生意一直漂脱，接下去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找工作啊。正巧这时我的大哥开了一爿康乐球厂，里面有人刻棋子，我站在旁边看人家刻。我手蛮巧的，一看就会了。我就在厂子里刻棋子，那时候刻棋子，五分洋钿一副，后来我刻得熟练了，一天刻60副，好赚三块洋钿。

潘讯　刻棋子度日，您一定不甘心吧。

王鹰　当然不愿意这样混下去。这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丽调。那时候正是徐丽仙老师最红的时候，她的两个学生包丽芳、程丽秋也很红。我就想，人家为啥这样好？我为什么要刻棋子呢？过去是父亲要我学，现在是我要学了。我就夜里听收音机中的唱段，学习徐丽仙老师（当然还有其他老师）的唱法。她有一只《情探·梨花落》，味道好极了。我一面心里揣摩，一面用各种符号记下来，然后默默地悟。这段日子虽然清苦，但我是乐在其中。

潘讯　您重返书台是哪一年？

王鹰　大概是1954年年底，参加苏州会书。会书实际上是出人的竞赛，大家都在出暗劲，拼命比高低。我记得在阊门外龙园书场，我和父亲说了一回《落金扇》，这回书下来，下面轰动得不得了。老听客说这个小姑娘将来有希望的。

潘讯　说明您的刻苦自学已经初见成效了。

王鹰　是啊。底下有很多书场老板在听，会书之后，就有常熟长兴书场老板请我和父亲做年档，结果一炮红出来，得到了常熟老听客的交口称赞。

潘讯　常熟，号称“江南第一书码头”啊。

王鹰　我吃了甜头了，自己更加拼命钻研。过去说书先生红出来，第一个码头是常熟，接下来进无锡、上海，最后是苏州。苏州听客耳朵最老，书最难说。

潘讯　那时候是说书先生自己接场子。

王鹰　演员和演员之间自己联系，互相通信。你下来我上来，我下来你上来，目的是大家把场子把牢。响档和响档联系（那时候不是有“七煞档”吗），中等先生和中等先生联系，刚刚出来没有名气的角色只好去小场化。

潘讯　桥庙村浜。

王鹰　是的，你不要小看这些地方，那些场方老板很势利，你演得稍微差点儿，他们就看不起你。

潘讯　接着是进无锡？

王鹰　对，进无锡在迎园书场，说唱《秦香莲》，也很红。接下来到上海、湖州、嘉兴、南京等地，都是大码头了。码头上一轮滚下来，我已经小有名气了，有点儿钱好做几样行头了，买几件漂亮点儿的绒线衫、好看点儿的裤子。

潘讯　这之后您参加了苏州评弹实验小组？

王鹰　那是1955年，是我艺术人生的一个转折。王月香是苏州评弹实验小组小组长，组员有徐碧英、王兰香等。这个小组大多是年轻演员，只有一两个年纪大的，如朱介生、王筱春等。实验小组是一个改革型的小组，我们长篇不大说，主要说中篇。你想长篇要天天听，中篇一天就可以听完的。这不是一个创新吗？也不大说传统书，主要说二类书。

潘讯　当时叫“斩尾巴”。

王鹰　对，当时我们小组罗介人专职创作，比如《春香传》《王宝钏》《秦香莲》《白蛇传》等。年轻人充满朝气，小组里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大家互相吸收，共同提高。我是很用功的，自己拼命要学本事。那时候王月香的快调出来了，很受听众欢迎。她说书，我就坐在扶梯上听，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地学习。中篇一般三到四回书，最后一档送客书最要紧，因为我和王月香的业务好，不是她说最后一回，就是我说最后一回。

潘讯　据说评弹实验小组进上海，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王鹰　在码头上滚了一个阶段，1956年我们评弹实验小组进上海，反响热烈，连电影界的白杨也赶来听。过去上海的场子你没见过，都是由外国人建的舞厅改造的，最大的新成书场能坐千把人，西藏书场、大华书场、大沪书场、仙乐书场也能坐七八百人。

不久，上海评弹界姚荫梅、蒋月泉、徐云志等老前辈提出来请我们招待一场。大响档来听，我们心里还是蛮虚的。我唱了一段《白蛇传·梦蛟哭塔》，结果反响很好，姚荫梅老师兴奋地说，这个小姑娘“将来有将来格”。

潘讯　这场演出也促成了您和徐云志老艺人的拼档。

王鹰　这一年徐老56岁，他因为拼不到满意的下手，一径放单档。他听了我的演出，就考虑和我拼档。后来经过曹汉昌老先生介绍，我就做了徐老的下手。他也举家从上海迁回苏州，加入了苏州市评弹团。

“除四害”期间徐云志、王鹰演出照

潘讯　徐老的加盟对于苏州评弹团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因为那时一流的艺人还是集中在上海。作为徐老晚年的主要合作者，谈谈您心目中的徐老吧？

王鹰　这段经历印象是比较深的。徐老从16岁开始，足迹就遍及苏浙沪一带，在乡间找书场演出。可是，即使侥幸找到书场也只能填空当，别的艺人来了就要让场子。有一次，好容易寻到一家场子能正式演出了，哪晓得当地一个乡董，戴着金丝边眼镜，拿着手杖坐在前面听了一会儿书，连连摇头说：“勿灵，勿灵。”站起身就往外走，其他听客也随声附和着说“勿灵”跟出去。当时，书场老板马上叫他走人，真叫人欲哭无泪。他心中十分气愤，暗暗立誓，总有一天要你们叫“灵”。此后，他特别用功，如饥似渴的吸收前辈的书艺，拼命地苦练。在1922年他22岁的时候，创造了徐调。到1928年，他的《三笑》和徐调就风靡了上海滩。

潘讯　这段掌故我过去也听说过，但是，听您重述一遍，更加感人。

王鹰　老先生们走过来都是很不容易的。和徐老拼档，一开始我的思想负担很重。他到底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而我还刚刚出来，只不过年纪轻喉咙好罢了，实际还谈不上艺术。再加上我以前说的是《落金扇》《双珠球》《白蛇传》这些书，和《三笑》的艺术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必须彻底转变。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的办法是刻苦钻研，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跟在徐老后面听书，反复揣摩。经过一段磨合期，我们的配合渐渐娴熟起来，不管是琵琶、三弦还是说表都咬得很紧，声音都是一样高，接口也很严谨。(www.xing528.com)

潘讯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徐老的性格温厚和蔼。他如何教您？

王鹰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老的教育方法非常好，他总是用非常和善、客气的语气鼓励你。他很善解人意，很有人情味。他唱，要我用琵琶跟。他经常告诫我，弹琵琶的人不应该超过唱的人，不应该卖弄琵琶，而是应该随着唱，轻轻地、慢慢地扶上去、托上去。他就这样不厌其烦地给你分析、解说，我跟他学了大约六部长篇：《玉蜻蜓》《宝莲灯》《三笑》《贩马记》《合同记》《碧玉簪》。

潘讯　拼档最久、声誉最好的应该是《三笑》。

王鹰　《三笑》是一部传统长篇书目，成书较早，明代嘉靖年间即有刻本。这部书有两派说法，一是谢少泉派，一是王少泉派。两派的基本情节是相同的。但是在细节和说法上有很多差别。谢派以噱见长，王派以理取胜，徐老是谢派《三笑》。这部书的篇幅相当长，主要内容叙述唐伯虎与秋香、周文宾与王月仙两个爱情故事，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流传广远。评弹界把《三国》称为大书之王，而把《三笑》称为小书之王，可见《三笑》在弹词长篇书目中的地位。《三笑》这部书已经有了名家，有了不同流派。徐老并不躺在前人的成就上睡大觉，而是自觉对《三笑》进行整理，推陈出新。听众都说整理得好，这位老先生了不起。

《三笑》近代抄本

《三笑》这部书很难说，和《描金凤》一样被称为“五毒书”。书中角色多，像祝枝山、小荸荠，特别是大踱、二刁这种角色很难说。最初徐老让我起二踱头，我不愿意，因为要做出来，面孔怕得不得了。有一次上台前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我教你，你就照我的样子表演，到台上试试看，如果观众欢迎你，你就接着往下演；如果观众不买账，那么下回还是我来。他到底是先生啊，都这样说了，我只好去演。结果我一起脚色，轰得满堂彩，我开心得不得了，劲头就大了。现在评弹界都知道的，起二踱头我是最好的。

潘讯　我读过您和徐老的《三笑》演出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长篇巨著。

王鹰　学这部书给我最深的体会是徐老对艺术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态度。徐老在家里穿着是很朴素的，大冷天，穿一件破棉袄，腰间用绳头一结，眼睛闭拢端坐在那里拨弄弦子。我常想他已经成名了，已经是大响档了，为什么还要练？我的体会是他无时无刻不在钻研琢磨。你听他最早灌的唱片《狸猫换太子》，其中没有几种唱腔，比较单调，并没有后来唱得好。后来徐调的腔发展丰富了，有了长短腔、长长腔、长花腔、短花腔等九种腔式，这在弹词唱腔中并不多见。在那部《三笑》录音资料中，徐老前后的唱腔并不完全一样，有很多变化。你要研究徐调，必须细细地听，慢慢地领悟。

潘讯　徐老的说表也很有特色。

徐云志、王鹰《三笑》演出照

王鹰　我常说，徐老的流派不纯粹是唱腔，而应该是涵盖说、噱、弹、唱、演的“系列流派”。首先徐老的说表艺术自成一格，他一上台就给观众一种自然亲切感，说书时，肌肉放松，脸带微笑，和听众如同朋友一样谈家常。传统书中都有生、旦、净、末、丑类的角色，我们《三笑》中祝枝山、大踱、二刁，这是大家知道与众不同的。但是，徐老在小人物上也很动脑筋，比如我们书中的小荸荠，她是一个叼嘴，但她的叼嘴和二刁完全不同，她完全用舌尖来讲话，动作也是小孩动作，所以这个角色在台上表演就非常好玩可爱。

潘讯　徐老成功的原因有哪些？对今天年轻一辈的评弹演员有何启发？

王鹰　他的教育方法，以及对艺术不断追求、不断提高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在不断地动脑筋，没有片刻停下来。晚年他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住院，弥留之际他的一根手指还在那里拨弄，弹弦子，完全沉浸在艺术中。“文革”时不能说书，他就在家里偷偷地说给孙子听，如痴如醉。要真正学好本事不容易啊，要持之以恒，要肯吃苦。我有一点儿小成就，也是靠认真得来的。我深知要成为一个好演员，就必须把生命沉浸在艺术中去。

潘讯　评弹界近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流派，原因何在？

王鹰　其中原因很复杂，我想关键在于能不能如痴如醉，能不能为事业牺牲一切，能不能把身心沉浸到艺术中去。否则，怎么创造流派？

当年我做徐老下手，他对我说，你的唱不能跟蒋调、丽调唱得一样，他们的唱腔和《三笑》的风格不符合。徐老要我动脑子，自己去创造。我问他是怎么创造徐调的？他说就靠听和悟。京剧、绍兴戏、文明戏他都听，他还从卖西瓜、糖水芋艿烫白果、橄榄山芋等小贩叫卖声中吸取营养。他原来住在曹胡徐巷，那里是“机房帮”集中区，他从小就爱听织机工人唱山歌。

我自己也动脑子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听电影里的歌曲。像《柳堡的故事》《刘三姐》《红珊瑚》等，当时都很红。我就经常听，经常唱，并融合到自己的演唱中去，我的唱腔跟人家不一样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唱腔还会发展，慢慢形成自我的风格。

潘讯　要多借鉴、多吸收、为我所用。

王鹰　是的。

潘讯　评弹界对您的“快徐调”褒奖很多，它是如何产生的？

王鹰　“文革”结束后，我继续在码头上演出，和顾之芬拼双档。徐老不在了，我成为上手，开始很不习惯。但是我们的生意很好，人家都知道王鹰是说《三笑》的，慕名而来。但我感觉还是不够，我考虑怎样说才能让听众满意，才能说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不能老是慢吞吞唱徐调。一般男声是A调，老先生打的是D调E调，高出三四度，因而男声唱徐调好听，女声唱就不大讨巧。女声唱得慢了以后，人家听久了会觉得“恹气”。我就想为什么琴调、沈薛调和王月香调能那样“快”，徐调能快吗？

徐老也有一档快的唱篇《上堂楼》，家杷韵，中慢速，我想能不能超过他的速度？如何接上去是关键，比如我们唱快调，七个字下面断就不好听，二、四韵上断，这样连上去，就不显得吃力。《三笑》的唱篇短，没有长的排比，怎么办？我就自己创作，我对《三笑》的书很熟，一面说书，一面写唱篇，加进好多句子。顾之芬也来帮我试。第一次唱快调是在无锡，无锡听众对我很熟悉的，一唱就成功了。后来进上海，我每回书里都加写几段，唱快调，听众很轰动，大家写评论文章贴在玻璃窗里，上海老听众说王鹰创造了“快徐调”。

后来我唱了一只《姑苏小桥》，100多句，连着唱，像天津快板一样，说一段唱一段。这只开篇成为我的代表作。这只开篇的成功说明徐调可以唱新东西，未必老是慢吞吞。

潘讯　《三笑》这部书过去被称为“长脚笑话”，是一部“噱书”，不过今天听起来，笑料似乎不多了，问题何在？

王鹰　原因很多，我想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脱离时代了；二是大家对书太熟了。现在的传统书大多面临这样的问题。社会发生变化了，某些内容与时代脱节了，噱头放出去，年轻人不一定听得懂。评弹要根据社会变化而改革、创新。

潘讯　您如何看待评弹艺术的现状与未来？

王鹰　总的说来，评弹事业的现状很好，市委宣传部提出每个镇都要建设一爿书场，各级政府部门也十分重视。

但是也有危机感，最大的危机感是没有创新书目，那些老书听得熟透了。我记得1963年我们到北京去演出，带去的都是新书，《红色的种子》《苦菜花》《八个鸡蛋一斤》《五亩地》等，周总理就很赞成。他向在场的鼓书艺人等曲艺界人士说：“你们要向苏州评弹学习，他们有创新。”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要创新，如果从那时开始，持续不断地坚持下来，成绩会有多大？评弹是缺少听众吗？评弹听众有很多啊！只要是新书都是客满，你看老艺人扬子江在光裕书厅演出新书，票价卖得这样贵，还是场场客满。说明听众要听新书，但是目前缺乏可听的新书。新书也许没有老书成熟，但这是评弹的希望所在，创新是评弹的生命。过去陈云同志说，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另外，创编新书一定要评弹演员自己创作，你看邱肖鹏、徐檬丹、周希明、吴静等都是演员出身，只有了解评弹，才会创作出好作品。

徐云志、王鹰演出照

潘讯　您曾担任评弹学校副校长，又培养了不少学生，在评弹艺术的传承与教育方面有何心得？

王鹰　我在评弹学校任教20年，体会很深。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争论要不要办评弹学校，现在争论没有了，结论是还要继续办下去。评弹学校的一大优势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弹唱说表基本功扎实，俞调、沈调、薛调、蒋调等各种流派都要教，我们要求学生唱好一种，唱会多种。新时期恢复评校以来，我们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学生，如盛小云、王建中、王瑾、施斌、吴静、曹莉茵、王池良、张丽华、程艳秋等，他们已经成为当今评弹界的中坚力量。

不过培养人才不容易，老师是最重要的。除了在校的老师为学生的说表、弹唱打下扎实的基础外，老校长曹汉昌就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把长期坚持在书坛演出的老艺人，如张鸿声、唐耿良、蒋月泉、姚荫梅、张鉴庭、张鉴国、顾宏伯等请来给学生做讲座，把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同时也请年富力强正当演出的如秦建国、吴迪君、赵丽芳、沈世华等名家来校讲课，请他们教一回最拿手的书。学生学会一回书，马上出去演出。过去我带着学生到书场、农村、工厂演出，下面观众有反应了，对他们鼓励很大。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书场演出，如何面对观众。

潘讯　王老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附：顾之芬谈王鹰

潘讯　顾老师，最近我访谈了王鹰老师，请她谈一谈自己的艺术人生，不过，她很谦虚，对自己的艺术始终谈得很少。“文革”后，您是王老师的主要合作者，亦师亦友，对她的艺术成就也很熟悉，还想请您谈一谈。

顾之芬　在我和王老师拼档的过程中，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既是我很好的朋友，又是我的长者，更是我艺术上的老师。她能在艺术上取得这样的成就，我想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业精于勤。

潘讯　您能具体谈谈吗？

顾之芬　好的，这样的事例很多。她对待艺术勤奋、认真、一丝不苟。我和她拼档说《三笑》，她从来不摆老师架子，一遍遍教我，又一遍遍和我练习。我这个人比较笨，学东西往往需要重复多次，王老师非但不嫌我烦，反而和我一起练习。

潘讯　那个时期演出任务应该很繁重？

顾之芬　当时我们每天演日夜两场，夜书场下来她还要和我排书，一早起来和我练习唱段，再排一上午书；下午演出结束，休息一会儿，还要和我一起排一遍。她曾经和我说过，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台上不出错。说实话，这是我所没有碰到过的，因为评弹演员一般演出比较自由，尤其说长篇，只要掌握书情后，可以自由发挥，上下手排书，大多数是搭搭句子，就可以上台。这里有好的一面，就是可以培养演员的灵活性，但是也存在缺点，质量上就差些了。王鹰老师为提高我们的演出质量，这样不厌其烦地和我练习，一句话、一个搭口、一个动作，都和我敲定，在演出中是不走样的。

潘讯　当年徐老也是这样精益求精的作风。您和王鹰老师合作，作为女双档，对《三笑》又有哪些修改？

顾之芬　对于《三笑》这部书，王鹰老师会告诉我以前的说法如何，其中有哪些精华和糟粕，经过修改整理又有哪些改进。现在我们两个女同志说，也要进行修改，使之符合女双档的演出。因此每排练一遍，每演出一遍，王老师总有修改。比如，书中华相爷和祝枝山的书，我们就适当压缩，因为此类角色女同志表演起来不太合适。而唐伯虎、秋香的书比较适合我们演，我们就重点在书情和表演上下功夫。每次修改，王鹰老师总是和我商量，这样好不好，这样是否合适，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潘讯　和您合作期间，王鹰老师在徐老创造的徐调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业界称之为“快徐调”，请您谈谈王鹰老师的唱腔。

顾之芬　在《三笑》特定唱腔徐调上，王老师是狠下过功夫的。首先，她每天练唱，并把徐老的唱腔反复听，再自己唱，但演出下来，她总有一种不满足感，感到有的地方唱徐调，观众并不满足。她感到在抒发某种感情时，徐调的节奏达不到那种激情的状态。

为此，她开始在唱词上动脑筋。虽说她自称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她居然能够写唱词，真不容易。接着，她又在唱腔上调整。她说王月香调、琴调能打动人心，为什么徐调不能呢？于是她动脑筋，特别在唐伯虎追求秋香时，秋香一次次拒绝他，他的心情愈加迫切，这里有许多唱段。王老师从词上先动手，把原先徐老唱的词，节奏比较慢的改成了先是慢节奏，后边全部是叠句，一口气要唱几十句，连起来唱快速。她一遍遍唱给我听，叫我提意见，进行修改。当时我就被她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也帮她一起想办法，记得本来在唱快速结束时，她将节奏停在快速上，我当时就给她建议，你在一大段快速唱腔后，在收尾上要给观众有喘气和满足感，所以必须以慢速来结束，这样观众会给你热烈的掌声。王鹰老师非常虚心地听取我的意见，和我进行排练后，立即到台上去试验，果然，观众听王老师唱腔，先从放松到憋着气听她几十句联唱，唱完最后一句慢的长腔落定，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她陶醉了，她成功了，我们大家为她高兴。我们反复在一个个码头上演唱，特别在上海，观众一次次鼓掌，大家称她创造了“快徐调”。

后来，“快徐调”不仅体现在书中唱段，而且体现在开篇中，如《宝玉夜探》《一心跟党走》等。只是王鹰老师既不喧哗，也不张扬，只求为评弹事业默默耕耘，这一点是值得我永远向她好好学习的。

[1]王　鹰（1937—），江苏苏州人，1950年从父王筱春学《落金扇》《白蛇传》《双珠球》，又曾弹唱《秦香莲》。1956年3月加入苏州市人民评弹一团，与徐云志拼档弹唱《三笑》《碧玉簪》《贩马记》《宝莲灯》《合同记》等。1958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1963年曾随团赴京演出，1982年赴意大利演出。说表轻松活泼，起《三笑》中二刁脚色颇有特色。擅唱徐调，并在实践中吸收王月香调、翔调快节奏的特点，发展出快徐调。曾任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苏州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