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索长春——邢晏春访谈录

口述人：邢晏春[1]

时　间：2009年7月12日

地　点：苏州评弹学校（三香路原址）

邢晏春

潘讯　邢老师，您好！您出身于评弹世家，父亲邢瑞庭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的响档之一，首先请谈谈您的家庭情况。

邢晏春　好的。我的祖父是抬轿子做苦力的，子女又多，家里挺穷。我父亲在家里行一，上面有一个姐姐早就嫁人了。那时候，学说书都是穷人的孩子，有钱人学说书那叫玩票，穷人学说书叫作学生意。我父亲念到小学毕业，虽然考取了一所中学，但因家贫无力继续读书。于是，我的祖父就借钱给父亲出了拜师金，拜著名弹词艺术家徐云志学《三笑》，那一年父亲大约14岁。

学说书也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啊，跟先生出去，要路费、饭钱。以前学说书也没有现在这样条件好，没有什么录音机、VCD、MP3。老先生只有简单的唱本，记录了唱词、赋赞以及重要的对白。学说书主要就是跟在先生后面，到书场听书。那时候也有一种少爷学说书，往往学几年也学不出来。真正出来学艺的都是家里比较贫穷的，他们借钱出来学生意，学不好对不住家里。所以父亲学得很刻苦，没有多久就上台说书了。

父亲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出道不久就蹿红了，这在评弹界是很少见的。那时候上海的私家电台很多，比如你开一爿布店，只要从亭子间里拉一根电线出去就是一家电台。布店利用电台做广告，就要借助评弹艺人来捧场。比如你打电话进来点一个名家唱开篇，就必须在我店里买多少布。电台里有麦克风，演唱时声音不能太大。当时父亲同时唱多家电台，在不经意间就学会了控制音量的技巧。而其他许多艺人因为经常在书场演出，没有扩音设备，并不知道如何控制，只会敞开嗓子唱。在这方面，父亲就略胜一筹了。

父亲下面有一个兄弟，比他小一岁，也是学说书的。那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有一次日本人的子弹打到门上，他受到惊吓，没多久就吐血而死。我父辈就是这两个人说书。我母亲不说书，是家庭妇女。那时候不兴女子说书，我父亲是光裕社的，光裕社比较封建，他们认为女子说书，大概是男人没本事，不能养家糊口，要靠女人出来做生意。

父亲年轻的时候家庭负担很重，兄弟姐妹又很多。我爷爷奶奶还有不良嗜好——抽鸦片，每当爷爷抬轿子感到力气不济的时候，就抽几口大烟，长长力气。父亲娶了我母亲不久，爷爷染上霍乱，病死了。接着姑妈们也先后一个个嫁出去了，我母亲生了10个孩子，死了5个。

我是1944年生人，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6岁念小学，后来又进苏州市一中读中学。起初我并不想说书，我喜欢诗词，想将来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那时正是“大跃进”过后，国家很困难，中央调整政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们上一届高考情况很不好，考中的没有几个，我一看情况不好，就想去说书。正好“上山下乡”开始了，我高三一毕业就跟着父亲出码头。

我姐姐邢雯芝从小就随父亲学说书，她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乐益女中，但父亲正缺下手。他起先找人拼下手，不太理想，毕竟是跟人家合作，往往有许多摩擦。比如拼双档，如果女下手娇气一点，还得受气。母亲就叫我姐姐去学说书。姐姐跟我父亲长期合作，后来从浙江省曲艺团退休，现在快70岁了。

我哥哥是个书呆子。小时候我家有一块小黑板，上课回来他就在黑板上操练题目，还模仿老师的声音念出来，“哇啦哇啦”叫。隔壁人听见了还以为他在学大书。他后来考入无锡轻工业学院（今江南大学），学化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杭州工作，先在味精厂做工程师，后来从粮食局下属一个单位退休。

我大妹妹高中毕业正巧赶上“文化大革命”，下乡到太仓务农。她很能吃苦，到年底分配了，除去平常透支一些，拿到手的只有5块钱。看这样子不能继续，正巧我有个小学同学会画画，在鸡蛋壳上画画、画书签、画扇子。这些小工艺品可以外发加工，我妹妹就跟在他后面做，拿点儿书签、扇子、白云石回家加工。后来她进入苏州民间工艺厂工作，现在也退休了。

我小妹妹比我小4岁，在市一中高中毕业后也跟我父亲出码头。我们学得很用功，那时候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那时候“三种人”社会上是看不起的，流氓阿飞、华侨和社会青年。什么叫社会青年呢？就是书念完了，但是没有去工作，耽在家里，人家就看不起。不像现在个别“啃老族”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潘讯　父亲是您走上艺术道路的引路人，父亲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邢晏春　评弹界都知道，我父亲是个老好人。可是不知为什么，直到他去世，我都很怕他。其实我父亲个性很内向，平时不大说话，如果他今天开心，偶尔也会拉着你去玩，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他对你不太满意，也顶多对你看看。我父亲有一个嗜好——咬指甲，其他指甲都咬光了，只留一个弹三弦。他有一个说大书的好朋友唐尧伯，有一次到我家来玩，他和父亲在楼上厢房里面谈话，谈着谈着就听不见声音了。怎么回事？我跑到楼上趴在门缝里朝里面张望，原来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跷着二郎腿咬指甲，一句话都没有。他那时在外面跑码头，回家往往已是半夜，我一听见他回来了，就马上钻进被窝假装睡着了。他有一只怀表，平常放在大衣橱里。有一次，我不留神把这只表弄丢了。那时候，一只怀表算是很珍贵的。我吓得一连几天不作声，后来还是被父亲发现了。我在写暑假作业，他走进来，在我身后坐下，问：“你怎么回事？表呢？”我也不敢回头看，也不知他坐了多少时间，天慢慢晚了，我回头一看，父亲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遇到这种事，他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却是他一生中对我最严厉的一次。

平时我们学说书的时候，父亲也不太督促我们。我们学得很苦，天不亮就起来，去外头喊嗓子。上午排单档书，下午排双档书，吃了晚饭后听夜场书，夜场完了回家整理脚本，往往写到凌晨一两点钟。他知道了，也许是疼惜我们吧，说：“别天不亮就去喊嗓子，以后你们睡睡醒，嗓子自然好的。”有时候我们在排书，他也停下来听听。他有时候插话：“你唱得不对，我来唱给你听。”他只会示范，讲不出什么道道。或者叮嘱“不要太用力气唱”，就那么几句话。当我们的面，他从来不说我们好。其实他心里很得意，有时候他会对老朋友说：“我的儿子女儿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但是，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很感人。他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可是嘴里还经常嘟嘟囔囔地说书、起脚色。到后来他谁也不认识了，我去看他，母亲问他：“你看谁来了？”他朝我直乐，“说书的”。他还知道我是说书的。有时候他在家里瞎忙乎，找东西，天下雨了，他问我母亲：“我的雨伞、套鞋呢？”我母亲说：“你干什么去啊？”他说：“外面下雨，我要出去。”母亲说：“不要出去了。”他说：“不行啊，我和人家说好的，我要去说回书。”我母亲只好骗他：“你儿子女儿帮你代掉了。”他这才停下来。

他虽然很有名，但活得很苦。从小就出来受苦，一生负担了两个家庭，对我们子女也很负责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为是名艺人而受冲击。等到他年纪大了，该享福了，却患了老年痴呆症。

父亲去世，我很惋惜。我跟父亲学艺的时间很短，因为我父亲并不说《杨乃武》，所以我失去机会，没有跟他学到更多的东西。我高中毕业那年，开始随父亲出码头。当时，浙江省领导提出浙江的曲艺团应该说浙江的书，动员大家去补书。我的师伯严雪亭有个大弟子朱一鸣，他想：我是徐云志的徒孙，怎么没有徐云志的书？因此，他有个愿望想补《三笑》。正巧，我父亲想补《杨乃武》，他们就达成协议，一起跑四个码头，第一个码头你夜场，我日场，下一个码头你日场，我夜场，轮流补书。父亲记性不大好，他对我说：“你们要学《三笑》，什么时候都可以。我跟朱一鸣的合同只有四个月，你先帮我把《杨乃武》学会，以后你可以再学《三笑》。”因此，那段时间我天天学《杨乃武》，对于《三笑》就没有花很多精力。四个月满了以后，我就一直说《杨乃武》和一些短篇，平常自己也搞一些作品。一直到“文革”以后，我和妹妹首先恢复《杨乃武》，因为这是我们的“出窠书”。有一年父亲和大姐在常熟梅李说书，我们赶去听，但听的是《贩马记》。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句，我非常感谢我的姐姐，父亲的许多艺术都是通过姐姐传授给我们的，她对我们的艺术成长帮助很大。

潘讯　您的父亲被称为“开篇大王”，曾经创造出“什锦开篇”，享誉一时，但是评弹界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作为儿女，您如何理解？

邢晏春　我父亲是有创造的。他年轻的时候经常上电台，要应付各方面的要求，因为他对音乐很敏感，能很快抓住唱腔的特点，在电台上演唱各种流派的曲调，当时大家就称他为“开篇大王”。

那时候听众不仅点开篇，而且还要点流派。我父亲每唱一个流派开篇，就向大家介绍，这是谁创造的，有什么特点。这样做，很受观众欢迎，实际上各种流派的名称很可能也是我父亲发明的。后来听众点播很多，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来制作一个开篇，专门介绍各种曲调，这就是所谓“什锦开篇”。这种形式十分新颖，大家很欢迎。

潘讯　您能举个例子吗？

邢晏春　我看过一本当年流行的《大百万金开篇集》，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什锦开篇”。比如“徐云志：伶俐聪明寇宫人，她奉主命且向御园行……朱介生：怜我怜卿诸事伤，颦卿染病入膏肓……祁莲芳：可怜哭急叫一声夫，咽喉噎住口含糊……薛筱卿：他是未见娘亲先断肠，既见娘亲泪两行……沈俭安：说到太太见儿如获宝，千分欢变作了万分伤……周玉泉：可笑当家俚奈呒主张，意马心猿难好行……”

潘讯　都是各位名家的代表唱段。

邢晏春　是的。我认为，父亲的“什锦开篇”是有历史功绩的，他通过这种形式，推介名流，演绎唱腔，推广评弹。他并没有丑化人家，而是美化了人家的流派。他的嗓子很棒，唱薛调特别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薛筱卿也喜欢打打麻将什么的，正巧电台上有他一档节目，就叫我父亲代他去唱。家里的师母不放心，时间到了打开收音机，一听果然是老头在唱，就把收音机关掉了。有一次，我在凤苑书场听过父亲唱一支大集锦开篇，很正派，并不是那种翻调头，更不是哗众取宠。

潘讯　随父学艺不久，您就和妹妹出来跑码头了，能谈谈这段经历吗？

邢晏春　我们学了一年，接下来我就跟妹妹邢晏芝找团体。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去应聘，就业面很广。当时所有的文艺团体编制都固定的，很难插进去。好在我父亲是干这一行的，人家一有消息就来告诉我。我跟妹妹起先挂靠在镇江团，是特约演员，没有编制。因为我们业务很好，镇江团就叫我和妹妹拆档，安排我做一个团里老师的下手，叫她和团里另一个老师拼档。我一出来就是做上手，下手的书我也不大熟练；而我妹妹年龄还小，我母亲也不大放心，所以我们就拒绝了。我们只好回家，在家里待了半年。

邢晏春、邢晏芝

这半年也没有白费，那时候不是“斩尾巴”，传统书不许说吗，我就自己写书。我外公也能编一些书，以前他编过一部现代书《三个母亲》，但是他编得不长，能做10天。我反正闲着也闲着，就把它搞成可以独做13天。杭州有一家书场，日场停掉了，老板跟我很要好。我每天早晨到西湖边上，泡一杯茶，埋头写书，中午我就去书场藤椅子里午睡。也是很巧的机遇，常州团有一个老师看见我。书场老板向他介绍，我曾在这里演出过，生意很好，问他能不能让我去常州团试试。这位老师在团里负责行政工作，让我唱给他听，他一听认为还可以，就向常州的文化局局长汇报。年底，常州团在无锡集中学习，文化局局长特意跑到无锡听我和妹妹说了一回短篇，他听了很满意，当场拍板。就这样我和妹妹进了常州。

再讲点儿趣事吧。我们在家里排书，天天排，一上台还是忘记了。尤其是“密室相会”，唱篇很长，几乎是一上台唱到完了，怎么办呢？我们有个传统的办法——“摊铺盖”。把唱词写在一方手帕上，摊在桌子上，记不住词了，就轻轻一翻。我是近视眼，头场还没有经验，一上台我就把手帕放在桌上。正是热天啊，我身后放一个电风扇，正巧摇头扇转过来，手帕“呼”地吹起来，在空中打几转，飘到了台下。听众也很好，拾起来给我：“弟弟啊，这个是你的吧？没有这个你不好唱啊。”我尴尬极了，从此以后我说书再也不吹电风扇，一直到现在。

印象最深的是杭州的西园书场。我们一个月说两个码头，那次正是我上台说书的第三个月，第五个码头。原来我是做葑门书场，结果在嘉兴车站有人通知我，换地方到杭州西园书场。这家场子本来是安排镇江团另一档《杨乃武》，后来演员因故不能赶来，其实是让我们去代书。西园老板是严雪亭的弟弟严雪舫，他一看来了两个小孩子，心里就有点不放心了。那年我20岁出头，我妹妹邢晏芝只有17岁。严雪舫表面上很客气，因为毕竟他哥哥和我父亲是师兄弟，我父亲在浙江也常与他往来。他说：“弟弟啊，路上辛苦啊，太吃力，先休息休息。”我一听很开心，这时我妈妈和妹妹到我父亲那里去了，我到楼上一看，有三个房间，开心死了，进省城大码头了。开心完了又有点担心，毕竟是省城大码头啊，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练单档书。严雪舫在下面听，心里更加犯嘀咕：“还在练呢？”那时演出先要团里开介绍信，然后交给场方，由场方送到文化馆签意见盖章，才能正式挂牌。到了下午我拿出介绍信，请严雪舫去盖章，他说：“弟弟啊，你忒巴结，不要这样心急，阿叔是自家人，先休息休息。”到明天，正是星期天，我想总应该开书了吧，星期天听众比较多。他一听，“啊呀！弟弟啊，今朝礼拜日文化馆不办公！弗碍格[2]，休息休息”。实际上，他一直在拖延，在跟镇江团交涉，他认为我们两个小孩生意肯定不行。镇江团业务组在跟他打招呼：你先让他们做做，真正不行我们自己来。

到礼拜一只好开书了。结果我们做下来，生意一天好一天，当时杭州城里三家场子都是镇江团，对面一家场子原来是客满，后来我们的生意一天天上去了，我们这边的听客越来越多。当时我们还是小孩，老靠着楼上窗户边朝外面看，天井出去就是门，我们还在数又进来几个，又进来几个。后来看见人都回出去了，客满了。再后来，两边天井里都放凳子，我们楼上的、严雪舫家里的凳子都搬出来，最后只好卖站票了。一般我们在码头演出是13天，一个月30天，除去4个星期天，上半月13天，下半月13天。前面严雪舫叫我们休息休息，我就把书赶到后面去了，因为我们的大关子在后面。这天正巧我父亲到书场来，严雪舫也很高兴，对我父亲说：像这种生意，我长远不做了，好不好让你弟弟放长几日？我父亲说，好啊，我去说。父亲上楼就对我们说，你们生意很好，阿叔说多做几天吧。我说，不行啊，前面他叫我休息，我算得日子，一定要说到“密室相会”小白菜吐露真情为止。为了赶后头关子，我把前面的书删掉了。我父亲是内行，他就下去如此这般对严雪舫说。这下吃住了，生意放掉了也实在可惜。我父亲就趁热打铁，对严雪舫说：我知道我孩子书里头东西不多，很空，你以前是说《杨乃武》的，严雪亭的东西很多的。你现在不说书了，你拿点儿出来。老头喝了点儿酒，很高兴，就去翻箱底，拿出一沓唱本给我。我真是开心得要命，心想赚外快了。左手翻，右手抄，很快就抄完了。当然，自己还要琢磨，中间应该垫些什么话，应该用什么话引到唱词上去，设计完了马上就排书，结果我们拖了很长时间。

你想，我们去的时候，他起先很排斥，到最后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

潘讯　听说“文革”中您受到很大冲击，请谈谈这段艰难历程。

邢晏春、邢晏芝演出照

邢晏春　“文化大革命”中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杨乃武》脚本都烧掉了，这部书我花了很大的心血。那时候逢到《杨乃武》的书我都听，听了以后马上做记录，到下一个码头再补充，最后还要誊写清楚，下一次说书把有用的东西加进去。“文革”开始我们回到常州，团里领导说，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书都是毒害人民的，脚本都要拿出来。我那时年轻胆小，正巧脚本带在身边，就交上去了。我记得在常州书场，把位子拉开，中间留出很大一块白地，把收集来的脚本放在中间，一把火通通烧掉。火在烧，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毕竟是花了心血。

紧接下来，我们开始倒霉了。我虽然年纪轻、工资少，但是业务最好。他们的理论是：你的业务最好，说明你对人民的毒害最大。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来了，“修正主义黑庙”“三名三高”“资产阶级学术小权威”。我心里纳闷，我就是个艺人，又没有著书立说，又没有反动理论，不过是生意好一点，算什么“权威”？但是，那个时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接下来就是隔离，把我和妹妹分开。

那时候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出去劳动，哪怕是拉车、采石子，毕竟可以出去透透气了。还有一桩开心的事情，就是后来他们都造反、串联去了，我们也去“长征”，从常州走回苏州的家，当中走到无锡停顿一下，晚上住浴室。我们身边带一个针筒，脚上打泡，就用针筒把泡里的水抽出来，再把高锰酸钾打进去，洗一洗，接着再走。走到苏州，人都瘫痪了，蒙头蒙脑睡了两天。

到“五七”干校也有一段开心的日子。当时整个常州文艺系统的人都去了，一边搞文艺创作，一边开杉木厂、竹厂。我还是一个“5·16”分子，帽子还在头上，内心是很苦闷的。不过林彪已经摔死了，工宣队对我们已经宽松一点儿了，因为他们也吃不准政策。在我们之前，有一批干部在这里劳动，他们把毛竹打通了，一根接一根铺设管道，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就成了自来水。文工团跳芭蕾舞的一群女孩子，看见自来水高兴极了，打开龙头哗啦哗啦冲洗手绢。工宣队的头头看见了，觉得这是极大的浪费。就有人在旁边给他出“主意”说，要对她们进行“路线教育”，怎样教育呢？叫她们看看水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工宣队的人也没什么文化，其实是在捉弄头头。头头说，好！明天我们这里的人，一半去“路线教育”，一半留下来劳动。我正巧是第一批，其实是大家去爬山玩了。爬了半天，还没有看见自来水管道，他发觉不对了：“你们哪里是出来接受‘路线教育’，分明是玩啊。”这时又有人出来说话了：“队长啊，到山上路线教育很好，但是还有一个缺点，还不够深入，还没有找到源头。”他问：“源头在哪里啊？”“很远啊，在善卷洞。”他知道上当了：“好了好了，明天全部参加劳动！”

潘讯　这叫“智斗工宣队队长”。

邢晏春　这也是苦中作乐罢。还有一次，我因为一件事和工宣队队长发生冲突，他们又把我关进木工间写检查。我有我的底线，我需要检讨的只是态度不对，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维护工宣队队长的威信。我就这样写了一篇检查交上去，工宣队的人一看：“不行，重写！”要我每天交一份检查，我知道，这是他们在有意折磨我。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一叠双线纸分成几摊子，拿语录本一翻，首先每张纸上写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再从《列宁文选》这些书上摘几条翻译长句子，长句子、短句子，各种各样的形式穿插起来，中间部分也不断变换写的手法，有的是倒叙，有的是顺叙，准备一式五六份，压在铺盖下面。工宣队来了要检查，我就抽一份交差。他们一看，“还不深刻，要挖思想根子！”我只得敷衍：“好好，我重新认识！”明天他们来人，我又抽一份应差。最后他们发现了，原来内容都一样，不过是文字上玩花样。其实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其他方法。他们就在文字上抓住我，我检查上有一句：“我不该在公开的场合上跟工宣队顶牛。”他们抓住了，“什么叫顶牛？”那个党支部书记是公检法出身的，亲自出马找我：“我问你，你说跟工宣队顶牛，什么叫‘牛’？你把工宣队当牛，你说工宣队是‘牛鬼蛇神’，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也不买这个账，我回敬他：“那是一个形容词，一个比喻，是说争吵起来、顶撞起来，没有什么其他含义。鲁迅先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王杰同志说‘甘当人民老黄牛’，你说有什么意思？”他说不过我，只好作罢。

我被监视起来，跟妹妹不能联系，我很想念家人。这时我的外祖父死了，他以前开过店的，也算是资本家。我们对外祖父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偷偷地告诉妹妹，嘱咐她不要哭，否则被工宣队看见了就成了阶级立场问题。你想，其实亲人之间关心、想念、缅怀等都是难免的。有时候我想念家人就写纸条，写首诗。那年我妹妹生了一个小孩，特讨喜，人家抱她，她不要，往妈妈肩上靠。有一次，我正巧对面碰到了，人家说“舅舅来了”。我喜欢小孩，我越逗她，她越往我身上扑，扑到我身上，我眼泪掉下来了，大概这就是亲情吧。回去后我就写了一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头上几句：“佳音（外甥女小名）凝双眸，稚气弥小楼。跃入我怀抱，似将悲喜投。”后来我看见妹妹走过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将诗往她手里一塞。她吓死了，赶紧往家里跑，跑上楼，推开窗户藏在屋瓦下面，回过头来看看后面没有人跟来，便拿出来，一看是一首诗，啼笑皆非。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吃鸡蛋。因为小时候我得了败血症，在博习医院住了半个月，医院的营养师规定一天要吃四个白煮蛋，半个月吃下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吃鸡蛋了。“文革”中间把我关起来，中午小分队过来给我打饭。我首先声明，随便什么菜都可以，不要鸡蛋。结果饭打回来，一盆饭，上面一个荷包蛋。他们还说，没办法啊，食堂里面只有一个蛋。这叫不人道啊！怎么办？扔掉，那不得了，我只好拿筷子把鸡蛋弄碎，一块一块伸到喉咙里面吞下去。这些都是很伤心的事，不谈了。

尽管吃足苦头，但是我对评弹的热爱一天都没有放弃。尤其被关进单身牢房的时候，我打个地铺睡在地上，等看管我的人外出了，我还是一个人哼起熟悉的评弹曲调。

潘讯　您是评弹界为数不多的集创、写、编、演、教于一体的艺术家，请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邢晏春　这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出来说书就只有一个念头：把书说好，再加上我的父亲是名家，不能坍父亲的台。我转到评弹学校当然要转换角色，因为你是个好演员，但不一定是好老师。开始到评校任教，我认真真地和学生一起坐在下面，听王月香、景文梅、朱丽安等老师上课。后来我又帮着他们一起辅导学生。记得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很不习惯，尽管备课很充分，可是一上讲台，结结巴巴把所有内容一会儿就讲完了。我才逐渐明白，教学是另外一门艺术。尽管你做过演员，尽管你教的是本专业，但毕竟不是表演，而是教学生。后来我在学校还担任过教务科长，分管教学。(www.xing528.com)

编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是戏曲，我们是曲艺，曲艺作者往往是演员本身，难得有几个专业创作者，也大部分是演员出身。比如快板书的李成杰，他自己就是演员。我们评弹界，《珍珠塔》《描金凤》都是老艺人自己创作的，当然一代代艺人在不断修改完善。当代如徐檬丹、邱肖鹏等也都是演员出身。只有演员出身才最了解舞台表演，熟悉舞台上的规律。写评弹和写小说不一样，小说看不明白可以回过去再看，可说书不能回过去再说，有时候就要那么啰唆几句。再加上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喜欢诗词。老先生教诲我们，评弹的唱词跟其他戏曲、曲艺不一样，用中州韵。京剧、昆剧用中州韵，但是我们唱词比京剧好，讲究二四六，讲究平仄。戏曲是从民间小调、滩簧发展来的，而我们评弹是根据唐诗演变过来，是由古代念书人吟诗念书的声调发展起来的（书调），这是评弹精华中间的一部分。我自己因为原来就喜欢唐诗宋词，懂得一点儿规律，对照《珍珠塔》等传统书中一些比较规范的唱篇，觉得确实很有道理。评弹唱词有个绰号叫“唐诗开篇”，许多唱段都是参照诗律来写的。

说到底，关键是自己喜欢。一天到晚爬格子，还得熬夜，冥思苦索，苦当然苦，但是有个盼头。只要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拿到舞台上演出，所有的痛苦都会忘记。现在我形成习惯了，只要一天不做文字工作，就会觉得心慌意乱。评弹演员更苦，长年在外面跑码头，家里有事跟谁商量？又没有A、B角，如果生病了，上午打针下午还要上台。生意不好，还要担心。“文革”以后，许多书场都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你去演出，场方就给你三样东西：一串钥匙、一沓饭菜票、一只马桶，其他什么都不管你。但是一旦走上书台，当观众很专注地听你表演，甚至给你几声掌声，你就什么痛苦也没有了。

印象中写得最苦的一趟是在上海。当时我们常州团在上海演出，那一年天气特别热，国务院规定放10天假。我们打算搞一个中篇《宝莲灯》，就分好任务，每人回家写一回书，10天后回到上海做西藏书场。一回上海，大家先碰头，三回书拿出来一对，把本子整理好。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所有的演出都要到上海文化局报告，我们把本子送上去，他们一看说：“不行！你们这个剧不能演，所有的剧一定要上海先演过，你们才好演。因为上海演出的剧目是经过文化局审过的，你们外地来的，我们上海文化局没有审，所以不能演。”那白忙了，马上要开书了，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怎么办？我说：“你们到文化局去说，我们演《梁祝》。这个剧目他们演过，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俞丽拿小提琴独奏《梁祝》。”他们走后，我马上动笔，当天就写好一个中篇，一宿没睡，写得很苦，因为还要留时间给演员排书。结果《梁祝》演下来，生意好得不得了，客满了两个月。现在我还保存一段录音，是我跟妹妹合作的“楼台会”。

潘讯　您与妹妹长期合作，说唱《杨乃武》和《贩马记》，请谈谈这两部书。你们是如何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地对这两部书进行修改、完善的？

邢晏春　从学艺开始，我就爱上《杨乃武》这部书，并在演出中不断地加工修改。在世的所有艺人说唱的《杨乃武》，朱传鸣、石一凤、周智鸣、王仲君、金慧鸣、李仲康、徐绿霞等，我基本上都听过，我没有门户之见。我从中吸收了不少长处，融会到自己的表演创造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本子。

潘讯　您听过李伯康的《杨乃武》吗？

邢晏春　没有现场听过，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他形成了李伯康调，自成一家，他的《杨乃武》是根据李文彬传本发展起来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一个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他唱腔的学生加以拓展，他的学生中徐绿霞比较有名望，后来被划成右派，“文革”后到上海重新演出，但是他没有唱李伯康调。1989年版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根据徐绿霞脚本改编的。李伯康的“密室相会”比较好，有书卷气，台风做派、出言吐语都很大气、很正派。李仲康也是自成一家，他好在堂面书，描写得很细腻，他熟悉旧时代的堂面情形，小知识很多、很丰富，尤其是对书中小人物，李仲康刻画得特别传神。

总体上看，李伯康、李仲康的表演是偏于传统的，他们的唱词很细腻、很传统，文辞典雅，讲究对仗、平仄，比如“欲献温郎镜，共挑伯牙琴”这些句子，现在的听众就很难懂了。

潘讯　我听过他的“密室相会”录音，真所谓“清通勾勒”，风格爽健。您见过严雪亭吗？

邢晏春　我听过严雪亭说书，但是他没有来过我家。“文革”前，严雪亭在上海城隍庙做东方书场，那是两档书越做，一档是周云瑞、陈希安的《珍珠塔》，我记得周先生弹弦子不用尼龙丝，要蚕丝线。另一档就是严雪亭的《杨乃武》，印象深极了，真是大师。他既有天赋，又肯用功，这样的人才在评弹界是很少的。“文革”后我每次到上海，总是去看他。曾经打算通过我父亲去拜他为师，但他已经不能教了，很遗憾。

你慢慢去听他的书，他“起”各种脚色，不仅是小生、花旦的分别。比如“三大宪会审”，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官职的三个人，他也分得很清楚，好像运用“蒙太奇”手法。他会变声，你一听声音就知道谁在开口。还有“起”小白菜，你们行外人也许不知道，男人扮女人最好扮，男人扮男人倒有点儿难。比方我扮一个小丫鬟，用阴面，小嗓子，只要稍微有点儿像，听众就认可，很容易讨俏，这大概也是一种艺术的魅力。

严雪亭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当年要拜李伯康为师，李伯康老先生说，我只能传儿子，外姓不传。后来上海有一个医生叫陈范我，帮助严雪亭记书路，理本子，另外打唱篇，别创一格。过去说书，一般讲究程式较多，水袖怎么甩，胡须怎么捋……而他说书讲究真实，通过面风把人物的内心表现出来，他的语汇也是富有时代感的。他的说表语言，一听就很舒服，口齿清晰，没有啰唆的东西，干干净净。他在评弹界开创了“话剧派”的先河，他所有的成就就是两个字：创新。

严雪亭是单档书，他的学生朱一鸣、李雪华倒是双档书，但基本上也是上手说得多，下手说得少。我们加以整理后，增加了下手的分量，我们“密室相会”的书特别长，而且都能唱。应该说在《杨乃武》双档书这一命题中，我们做得还是可以的。

《贩马记》改动更大了。这是我的外公从梅兰芳、俞振飞的京戏《奇双会》改编而来，叫二类书。但他毕竟是业余作者，我父亲好唱功，所以唱篇打得很多。但是重复得也很多。我进行了再创作，哪怕是讲述同一个内容，也有不同的说法，并增加了不少情节，扩充到独做2个小时一回书，可以做13天。这部书电台有录音，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暑假中如果我的妹妹身体状况好，我们就整理一回书，到电视台录一回书，把《贩马记》影像资料留下来。

潘讯　陈云同志与邢家堪称世交，陈云同志还专门为您和妹妹写过条幅。

陈云同志（中）接见邢氏兄妹

邢晏春　是的，陈云同志和我父亲很熟悉。当时我父亲在浙江团，陈云同志老在杭州疗养，经常看我父亲演出，还向我父亲借一些开篇书看。我只讲一个细节，陈云同志不仅是看开篇，还注意旁边的广告。因为这些书还我父亲的时候，常能看见陈云同志用红笔把一些商业广告画下来，他可能是在研究那时候的经济状态。他是我们评校的名誉校长，我们也两次带着学生到杭州向他汇报演出，还请他打分。

潘讯　您和妹妹带着评弹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邢晏春　我们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1980年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到香港地区演出的，那时候旅居香港地区的老一辈上海人、宁波人很多，评弹很受欢迎，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现在香港地区的评弹观众不多了。

潘讯　到哪里演出印象比较深？

邢晏春　到新加坡演出印象较深。那里有一个江南会馆，但是这个“江南”的概念主要是指武汉一带，他们几乎听不懂苏州话。因此，我们主要搞开篇专场。一些传统剧目他们是知道的，比如《刀会》《宫怨》等，我们先用普通话讲解开篇梗概，介绍评弹曲调、流派，这是谁创造的，有什么特点。然后将风格差异比较大的开篇放在一起演唱，比如将张调与祁调、蒋调与俞调等放在一起。张调是慷慨激越，而祁调是低沉哀怨；蒋调是流畅软糯，俞调是九转三回。一比较他们就听出味道了，演出很成功。

还有一次到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正巧碰到地震，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演出。为了能让台湾同胞听懂，我们将每一句对白都打出了字幕。

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年底第一次到美国，我们随中国说唱艺术团到纽约演出，有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快板书、相声等，这是我们苏州评弹第一次正式到美国演出。我记得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剧场，往台下望去，黑压压一大片，观众挺热情。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认识很贫乏，觉得中国大陆很神秘，也很感兴趣，甚至有人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也有一部分观众可能是台湾地区过去的，他们离开大陆多年，对乡音很怀念，听说家乡曲艺团来了，有人还把买好的飞机票退了，来看我们的演出。还有许多美国人，从小是在中国的大使馆里长大的，他们也很有兴趣。那次我跟妹妹唱了《杨乃武》中的一段对唱，一报幕下面就是一个满堂彩，等到唱完了，谢幕往返好几次。后来，我们这个节目还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

潘讯　您如何看待评弹艺术的现状和未来。

邢晏春　未来是要经过努力的。怎么努力？还是要创新。弹词音乐、唱腔是不断丰富的，比如“塔王”魏珏卿调属于马调系统，但是你去听魏珏卿的唱段，带有很浓的吟诵体，现代人已经很难接受。发展到现在，“马调”系统队伍很壮大，出现了薛小飞调、沈俭安调、王月香调等，如果我们不发展，还是唱老先生的唱调，那么评弹的未来是黯淡的。因为听众对弹词音乐的要求越来越高，邢晏芝的唱腔之所以获得观众的欣赏，关键在于创新。老俞调在它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祁莲芳是老夫子，了不起，他创造了一种流派，是创造性的劳动，他在当时是很棒的。据说，过去上海电台每晚都放祁莲芳的唱腔，不是叫“迷魂调”吗？老听众晚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到第二天，一条南京路很多人家的无线电台灯泡坏掉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唱老俞调、唱祁调，听众会做何反应？如果同人都有追求，趁年轻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多创新，那么评弹的未来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评弹哪一天不创新，哪一天就败了。

评弹的现状是墨守成规的多，模仿的多，追求乱真的多。其实当你足以乱真的时候，你就可以开拓自己道路了。你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写式上，因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像蒋月泉学周玉泉，他吸收了“周调”的特长，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蒋调”。比如夏荷生的小嗓子很棒，他的学生徐天翔就没有这个天赋条件，徐天翔就往大嗓子方向发展，创造了“翔调”。所以说，要学像它，为了将来“背叛”它。现在守旧的思想影响了创新的路子，有一点儿自己的创新，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就被妖魔化。现在许多说书的理念也有问题，好像唱就是一切。不知道“说”的重要，不知道“说”也有节奏。加之演员的文学修养往往比较欠缺，这也造成了他们对“说”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快到古稀之年了，对于评弹的未来我还是有些淡淡的忧虑。

潘讯　最近，国家语委建立了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首先抢录苏州话。您一贯重视苏州话的传承与保护，编写了苏州话词典，与此举措不谋而合，对此您有何考虑？

邢晏春　在评弹学校我管教务，我发现其他专业都有自己的词典、工具书，但是评弹没有。也曾有过一本《苏州话方言词典》，但是所收词条较少，注音也不见得准确。为了配合教学的需要，我就想编一本苏州话词典，记录我们这一代人原汁原味的苏州话，给评弹学校的孩子们学习苏州话提供参考。语言是流变的，苏州话也是这样，我祖父一辈的苏州话和我这一代的苏州话就有一些差别，我这一代的苏州话跟现在的所谓新派苏州话差别更大，许多字的念法都不同了。这几十年时间内，苏州话因受普通话的冲击而发生了很多变异。

潘讯　您与金庸先生结交已成为评弹界的一段佳话。金庸先生授权您将《雪山飞狐》《天龙八部》等改编为苏州评弹，请您谈谈其中的故事。将脍炙人口的小说改编成苏州评弹有何挑战？

邢晏春　这是香港周文轩先生最先倡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眼睛不好、不能看书的老年人也能够欣赏到金庸的小说。但是从评弹的特征和要求出发，就必须对原著进行改编。比如原著小说采用的是倒叙手法，但是这样大段的倒叙手法在评弹中是不被许可的。我们说书的故事情节基本呈一条直线的，虽然也有倒叙，但是篇幅或时间跨度很短。

潘讯　可以多次倒叙，但是时间不能长。

邢晏春　对，我就要按照评弹脚本将原著的结构改过来。我先排人物年表，然后采取顺叙手法，几个月足不出户，写出了40万字。金庸先生对苏州很有感情，他的祖母是苏州人，他的祖父曾任江苏省丹阳县令。他愿意把这两部小说（《雪山飞狐》《天龙八部》）授权给我改编。他对我说：你可以增添一点儿情节，但不要把我原来的东西改光了。你也可以传给你的学生，可以在苏州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录音。

我花了很多时间，需要把文字中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的东西，还要根据原来的故事线索，生发出一些元素来，丰富一些情节。金庸先生参加了我们《雪山飞狐》的开录会，我和妹妹专门为他说了一段书。大侠胡一刀在客栈生了个儿子很高兴，赏给里里外外每人10两银子。有个阿四在哭，胡一刀问他为什么要哭。阿四说：“我爸爸妈妈住在乡下，向财主借了20两银子，到年底了还不出，财主要我妈妈给他做小老婆。我父亲不肯，财主就给父亲三天期限。三天期限一到，要还80两，如果银子拿不出，就烧我家房子。我在这里帮佣，老板不许我回去，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因为担心父母，早上一不留神打碎了一只碗，老板把我牙齿打掉了。”胡一刀一听气愤极了，拿了100两银子给阿四，叫他回去让父亲把钱还掉，剩下的钱开个小店，做个小生意。对这一情节的描写，小说原著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就说镜头转到阿四家里。那天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两位老人站在一条长凳上，准备上吊自尽了，儿子是孝顺的，现在只等儿子回来见最后一面。这时阿四飞跑回来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不用死了，我有钱了。”

阿四解开包裹，取出5个银灿灿的元宝。

爸爸妈妈不相信：“你一定是骗我们，舍不得我们死，拿了五个木头元宝。可是你骗不过财主啊。”

“这是真的啊！”

“那你把它扔在水缸，如果沉下去，那就是真的；如果浮起来，那就是假的，木头的。”

阿四把元宝扔到水缸里，沉下去了。

这时，老两口发脾气了：“我以为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你在客栈里做事，哪来这么多钱？你一定偷了客人的钱。”

“真的是一位客人送的。”

“好，我们跟你去客栈，要是银子真得有人送，那他就是我们的恩人；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先打死你，我们再死。”

一家人来到客栈，见到胡一刀，说明了原委，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我们说完了，金庸先生听了很感动，流下了眼泪。《天龙八部》这部书，我也想尽快改编整理好，以完成金庸先生的遗愿。

[1]邢晏春（1944—），江苏省苏州人，原名邢启勋，弹词名宿邢瑞庭三子。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弹词代表性传承人。1963年与胞妹邢晏芝拼双档，登台演出长篇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贩马记》，赢得声誉。说表清晰，表演自如，擅唱严调。1985年进入苏州评弹学校执教，曾任苏州市文艺创作室主任、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副主任等。从事苏州评弹音韵、语言的研究，历时15年编著《邢晏春苏州话语音词典》。

[2]编者注：吴语中表示“不碍事”“没关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