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对实用知识的书面记录

对物质世界予以关注，是宋应星这一代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作为，他们努力去面对新情形：物质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社会的和政治的稳定性日益减少。宋应星的所作所为，是当时知识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这可以被看成是在这一思想趋势下保留和发扬传统的努力。当满洲的统治者们力图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由忠于前代遗产的读书人来掌握的领域时，对《天工开物》一书持有的不同看法就展现在政治舞台上了。当读书人还在迟疑不定、还徘徊在抱守过去与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之间举棋不定之时，清代的统治者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已经决定要积极地推进文化建设，启动了汇编大型典籍遗产的工程。比如，《古今图书集成》（1725年完成，1726年印刷）的编纂者们对原著的改进，体现在用精致的、有装饰性的图画来取代原本的图画，同时也对书中的技术性内容和细节进行调整以适应当下的要求。在陈梦雷（1650—大约1741）以及继其之后的蒋廷锡（1669—1732）的主持下，清中叶的学者们剔除了宋应星著作中与技术描写相随的理念内容。他们将宋应星的著作放置于更大的文献背景下，仔细地剥掉他所作的序文以及18篇文字中的篇首题记。这些做法表明，他们当时对于宋应星的思想理念完全不予考虑。在中国关于农作与农艺学、水利与农械改造众多文献的大背景下，宋应星将农业和手工业放在同一著作当中，这也明显地让清代学者感到难以应对。因此，他们对《天工开物》重新进行编排，将其内容分置在两个重要的、有影响的框架之下，即在“考工”和“农书”类别之下。清代学者在做这样的重新编排时，完全无视一点：宋应星原本是要拒绝让自己的著作有这样的归属的。对于宋应星尝试着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中重新划定“农作”与“技艺”之间认识论边界与道德边界的做法，清代学者明显地不以为然。

陈梦雷周围的政府官员依据这一传统框架，采用“考工典”的结构对那些他们认定为不属于农作范围内的技术内容进行重新编排，以便让这些内容得以进入类书当中。他们的这一做法，不光延续了传统框架，也反映出始于明代的对于“考工典”的总体兴趣。14世纪初，在明代统治文化进行政治性磋商时，“考工典”类下的文献成了很方便的参考点。贯穿于整个16和17世纪，“考工典”成为关于“实学”与国家治理实践讨论的一部分。官员们引用这些文献，强调工具和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在整体意义上以及在控制特定领域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51]在16世纪以前，读书人很少将“考工典”类的文献与人们对于物质效能和自然环境研究日益浓厚的兴趣关联在一起。艾尔曼（Benjamin Elman）认为，这种关联是18世纪晚期人们处置“考工典”文献的特点（他认为，人们对“考工典”文献的兴趣，与从天主教耶稣会和新教传教士那里得到西方新知识不无关联）。的确，学者们日渐在一种新文本批评领域内来讨论“考工典”的文献，驱动学者这样做的是对其历史质性和阐释产生正当质疑。不管怎样，国家在启动编纂文献集成时，还是将“考工典”文献当作权威性的参考资料来讨论这一问题，显示了对国家来说，技艺的目的何在。

18世纪的中国学者在处理《天工开物》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相当有选择性：或者对它的结构进行调整，使其适合于传统的知识分类路径；或者有目的地利用其内容以适合自己的需求。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归入到“考工典”下，这是在突出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另外的一条线路，是将宋应星的著作与农书类著作归在一起。尽管宋应星自己没有做这种类别归属，满洲的官员鄂尔泰（1680—1745）还是将宋应星有着系统性描写的基本农业问题放到《钦定授时通考》里——这是一部大型的官修农书典籍，共78卷，于1742年刊行。^[52]在题目选择上，额尔泰还是非常传统的，他略去了很多《天工开物》中描写的活动如制车、印染。在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内容也有资格被归类到农书当中。在当时，农书类的范围已经被大大扩展了，尤其包括进许多农业辅助性活动如榨油、棉花的加工、交通。得到认可的农业题目在扩展，这也是晚明时期上层学者极力推动所致：他们采用这一类别归属，让自己对于酒类酿造和植物学的兴趣得到认可，将其提升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任务。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清代学者对宋应星的著作进行了肢解和吞噬，而没有将其经典化。这表明，清代上层精英更感兴趣的是书中的文献性目的，而非其思想理念上和政治上的目的。丁文江和其他19世纪的学者，将《天工开物》整合到现代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为他们的这一做法铺垫了道路——宋应星的其他著作都被淹没了。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有图书馆员告诉丁文江，宋应星的作品还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但是直到30年代他都拒绝承认这些作品的存在。在70年代末，当中国学者告知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宋应星还著有其他作品时，李约瑟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在20世纪，人们对宋应星著作的调用依然遵循着读者的不同品味，用以突出那些有益于当时的关怀和理想。

宋应星的方法是，利用传统和受到认可的结构，以一种新方式来组合论题。他的特别之处，不光体现在他的描述比那些官方报告中的描述要详细，而且他还将新知识领域纳入到前现代中国的著作传统当中。本书通过展示宋应星如何在自己全部著作中以一以贯之的方式生成和传承知识的情形，来拓宽理解“知识的生成和传承”这一问题的视野。本书也要让读者看到，就其致力于达到的目的和目标而言，宋应星要比那些农书作者们超前得多。他不是一位官员，无需通过了解制度结构而提升自己的管理工作，他也不是一位痴迷于各种细节与精微之处的学者。阅读宋应星的整体作品就会发现，政治论题和认识论问题才是首要的，而这些问题标志了他对技艺的兴趣。他的做法尽管特殊，然而却复杂有系统性：这是一位中国读书人为解释其周围境况所做的努力，而技术和工艺是这总体境况中的重要部分。宋应星有意识地将榨油、日常俗务如熨烫衣服、对飞矢发出的声音进行探讨等话题放在一起。在探索“物”与“事”的关系时，他把铸钟、塑像与铸造日用铁锅放在一起来讨论。因此，他让人看到匠艺、技术、物质效用所具有的全部的世俗环境，将这些内容付诸文字是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发出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宋应星将全部问题放在“气”的框架下来解释，这使得他的著作在中国人关于自然现象的思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另一方面，让他的作品能独树一帜的因素还有，内容编排的方式方法、他对存在于技艺当中以及隐藏在“物”与“事”后面的知识所持有的理念、他对不同探索方式的精妙组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工开物》的接受史才出现这般情形：一个总体知识设想中的一部分被从大的整体中剥离出来，而后被强行放入到另外的知识分类区域当中，而这种分类正是作者本人要着意避开的。从这种再度置入（以及错位）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改变在发生：人们的阅读传统在改变，对《天工开物》中的认识论内容、认识论目的的接受情形，也在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天工开物》作为单本书流传下来，失去了作为一个系列当中众书之一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作为单一著作，它从1637年开始在中国书籍文化的灰色地带中存在了一百多年，直到18世纪中叶被收进几个官修的集成当中。这一时代的学者，主要考虑的是《天工开物》中的技术内容。官修集成将它从原来的关联中剥离出来，对它进行了新的编排，使之适合他们的类书体系。这种重新编排为后来者对《天工开物》的解读也铺平了道路，在19世纪，它被解读为一份关于农业、国家管理和技术的文献。《天工开物》没有被列入禁书名单，而后甚至还被官修集成接纳，这些事实合在一起表明：满洲的统治者认为，他的文献所带来的益处要超出他的政治立场和文本所能带来的威胁——他所能带来的威胁实在是微乎其微，几乎让人难以察觉。清代的官员不太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著作中对北方人的不恭之词，他兄长的书就因此遭到了禁毁。宋应星的著作之所以被收进官修集成当中，是因为里面的技术性内容。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宋应星给他著作所涉及的一些题目配了图，而在其他书中同样的题目却没有图。对于18世纪的满洲人和他们的汉人同盟者来说，到底是什么让宋应星时代的学者远离《天工开物》一书，这显得完全无所谓。《天工开物》的初刻本（“涂本”）有三套书在私人手中得以存留下来（其中两套在18世纪时经由传教士和商人离开了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在前现代中国也有一个收藏书籍的亚文化，对此我们实际上还一无所知。尽管《天工开物》的出现也符合总体上的历史特征，它独特的流传历史也体现了另外一种困扰：说到底并不是由于其技术性内容，也不是外表所见的其一部分内容曾经被从总体中割裂开来，或者因为时间上的距离。这一困扰在于，宋应星拒绝承受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由“人事召致”的幻灭和堕落的世界。在他的作品整体中，我们能看到《天工开物》出现的原初形式：这是他发出的紧急呼吁中的一部分，通过去看包含在“物”与“事”的生成中的“真理”来让知识与一个人的行动合在一起。后世却认为，“事”与“物”比宋应星所求的“真理”更有保留价值，因此他们保留了《天工开物》一书，尽管这种保留偏离了原书内容中蕴含的理想以及在原有结构中所具有的特别性。宋应星著作的接受史，不光揭示了17世纪中国思想界知识生成的复杂性，它也照亮了一个独特的知识传承历史中的某些特质。

【注释】

[1]《天工开物·杀青》，第326页。

[2]《天工开物·序》，第2页。

[3]《野议·士气议》，第12页。

[4]《天工开物·序》，第4页。

[5] Jang（1997：21）.

[6] Eisenstad & Roniger（1984：173-184）.

[7]《天工开物·序》，第3—4页。

[8] 涂绍煃的完整传记见于[清]杨周宪、[清]赵曰冕编撰的《新建县志》，卷25，第3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1680）；在《明史》（第20册，卷233，第6083页）中他父亲的列传中也提到他的名字；涂绍煃的学生/相熟者熊文举曾经为他导师赋诗，在《雪堂先生文选》（江西省图书馆馆藏，1655）中刊印，卷15，第1—4a页，熊文举也是一位南昌的名人，赞赏涂绍煃的社会关怀，见白潢、查慎行编撰的《西江志》，卷70，第5a—b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1720）。

[9]《天工开物·序》，第3页。

[10]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249—250页。

[11] Elman（2007：132）.

[12] 宋应星对矿业的知识如何，请参见Wagner（1993）；Golas（1999）.

[13] [明]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新竹：新竹清华大学缩微胶片，1687。

[14] [明]陈宏绪：《酉阳山房藏书纪》（新竹：新竹清华大学缩微胶片，1622）；1637年陈宏绪刊刻了另外一本六卷的《续书目集》，当1645年陈宏绪在满洲入侵之际逃亡时，他的藏书被淹。

[15]《谈天·日说一》，第103页；《日说三》，第105页。《天工开物·佳兵》，第400—404页。

[16] [明]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第3b、14a、23b章，第9、18a章；关于陈宏绪的来访者情况，参见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216—219页。

[17] 大多数藏书家会非常小心地限制外人看书，以免书籍被偷，请参见McDermott（2006：138）.

[18] [明]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第1章，第6页；第6章，第104页。

[19] McDermott（2006：155-162）.

[20] [明]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第4章，第16—17页；第2章，第35—36页。

[21] 陈宏绪：《寒夜录》，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1970（1637，刊刻于1650—1680）。

[22] 徐世溥：《榆墩集》，江西省图书馆馆藏，书号3455/23，1691。

[23] [明]刘同升：《锦鳞诗集》，第5卷，第13章，第13页，南昌：1937；《明史》，第19册，卷216，第5710页。(www.xing528.com)

[24] Donkin（1998：165-168）.

[25]《野议》，第3页。

[26] 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第二章，第34—72页，关于“野”的含义，见第7—9页，台北：星定石文化，2002。

[27]《野议·士气议》，第12页。

[28] Ma（1975：13）.

[29]《野议·学政议》，第31—34页。

[30]《天工开物·序》，第4页。

[31]《易经·大畜》，第25—26页。

[32] Bol（1992：301）.

[33]《天工开物·曲蘖》，第422—423页。

[34] Poo（1999：123-151）；Hauf（1996：11）.

[35] Chan（1984：48）.

[36] 明世宗在位期间，在“礼义之争”即“忠”的对象究竟是皇帝个人还是王朝制度这一问题上曾经引发了一场宫廷危机，参见Chu（1994：276）；自宋代以来，有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正如读书人得为自己的晋升取得资格一样，皇帝也应该通过自身的研修努力以及遵守儒家道德让自己的权威获得有效性，参见Kuhn（1992：377）以及Ho（1985），第2，5，6章。

[37] 宋应升在1637到1639年间修订并撰修了《恩平县志》，序言上的日期是1638年；明代的刊刻情况见于[清]冯师元、石台编修的《恩平县志》的序当中（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1825））；宋应升还编纂了他个人的笔记《方玉堂全集》，伍瑞隆、赵士锦和他本人于1638年（崇祯十一年）为该书作序，这本书的原稿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宋应星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复制件，这本书在禁书的名单当中，参见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第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宋应升的五个儿子都拒绝在清朝出仕，宣称忠于明朝廷，参见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22册，第12页；吕懋先、帅方蔚编修的《奉新县志》，《人物志》（江西省博物馆收藏，1871）。

[38] [清]杨周宪、赵曰冕编修《新建县志》，卷25，第3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1680）；也见于道光年间1824年崔登鳌编修的《新建县志》，卷25，第34页；卷40，第36—37页，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250. 15/36. 29，1849。

[39]《思怜诗·怜愚诗》其十七，第130页。

[40] Hegel（1998：98-103）.

[41] [明]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序》，第3a页；关于总体情况，请参见McDermott（2006：115-141）.

[42] Struve（1998：25-27）.

[43] 原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见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40—147页。

[44] Chia（2002：252）.

[45]《天工开物》第二刊刻本的两个封面图见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43页。

[46] 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第12—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63；关于地区性的小刻书商的发行网络，也可以参见Brokaw（1996：76-78）；按照这些材料的说法，这些分支机构在财务方面都独立于母公司，不过它们都在同一市场、运输、销售网络当中。

[47] 感谢贾晋珠（Lucille Chia）提醒我关注这些问题以及在回答我疑问时她显示出来的精干和善意。可能由李廷机编纂的《春秋左传纲目订注》见于日本内阁文库所编的《内阁文库汉籍目录》第274函，158号；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第2576页，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李廷机（1542—1616）是福建南部晋江人，在17世纪初曾经担任大学士官职，建阳刻书著作中至少有25种（尤其是备考文献）被归到他的名下，他曾经因为在1583年的会试中获得第一名而名声大振，关于他的生平，可参见Goodrich（1976：vol. 1：329）.

[48] 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Wu（1950：213）.

[49] Brokaw（1996：72，76-77），这篇文章表明一个发行网络具有的小范围；也请参见包发生：《四堡雕版印刷业情况调查》，载于《连城文史资料》，1993年第18卷，第73页。

[50]《天工开物》大约在1742年到达法国，具体日期不详，1771年在日本此书被重印，更多细节请看附录1。

[51] Elman（2010）.

[52] Fang（1991/1943：6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