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相承：《天工开物》的不同版本

恐后世人君增赋重敛，后代侯国冒贡奇淫，后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铸之于鼎。不如书籍之易去，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为铸也。

——《天工开物·冶铸》

17世纪的中国匠人在装订书籍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丝卷和纸卷早已经取代了古代的竹简。按照宋应星的说法，竹简的技术在他的时代完全不为人所知。更新的装订方法的普及——折页书的诞生，意味着丝卷和纸卷时代的寿终正寝。自11世纪以来，“蝴蝶装”这种节约材料和空间的版式一直是主流。装订匠人首先将纸页对折，然后在折叠后的纸边上刷上糨糊，将书页粘贴在一起。于是，折叠过的纸边形成了书脊。装订完成的书籍看似为蝴蝶张开的翅膀，于是人们用“蝴蝶装”这一描述性名称来命名这种版式。对于木版印刷，这种装订方式非常高效，因为它允许在一张木版印刷两个书页。到15世纪，书籍进入了“册页装”的时代：折叠的书页和前后封皮被用线装订在一起，这便是“线装”。明中叶以后，线装技术发展起来，在不同的商业印书中心传播开来。为便于流通而采用的外包装也可以因书的内容而进行调节。每册书的厚度依据书的分卷情况而有所不同，而书函的设计也有目的地与卷书相符合。人们对书籍态度的改变——如何与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打交道、如何进行书籍的发行和保存——都与这些技术发展同步进行。

中国的读书人一直都非常看重经典著作的完备性，他们将文字刻写在石碑上，铸造在青铜鼎上，以保证所有内容都能正确无误地传递给后代。尽管如此，仍然有太多文献记录已经失传了。在流传过程中，书和手稿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抄写错误和不恰当的阐释并因此造成知识混乱，因而不得不借助于认真的语言文字辨析以及透彻的哲学分析来正本清源。^[40]到明代中叶，印刷业日益商业化使得读书人能够弥补这样的损失，他们可以从不同资料来源将某些著作汇编、抄写、在私人刻书坊中印制。学者们的兴趣也包括修补书籍及其装订，其目标在于将书籍当作工艺品一样来保存。许多藏书家将旧书修复工作与自己的藏书眼光和判断力结合起来，有选择地收集当时的手稿，其内容范围往往超出藏书人本人的兴趣以及学术上的必需。甚至一些无关学术内容的书籍和小册子，最后也能进入私人藏书的书架上并因此得以保存。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宋应星的著作从来没有成为这种收藏行为所关注的对象。他的不同政论文章被搁置在自己的家中，《天工开物》似乎也在中国17、18世纪书籍文化的灰色阴影当中隐而不见。

在讨论到清朝乾隆年间对《四库全书》的编修（1773—1782）时，许多学者会着重指出与此相关的对图书的禁毁。然而，明末学者的文字遗产似乎更多是毁于自然原因，而非清廷的禁毁。明末时期，书籍毁于大火或者战乱显得相当司空见惯。很多清初的藏书家们都曾提到，自己的或者家庭的私人藏书在战争逃难时被河水冲走。宋应星的朋友陈宏绪也是其中的不幸者之一。^[41]在大多数情况下，硕果仅存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册，或者只剩下了书籍的存目。

尽管清代禁书带来了长远的影响，但是正如司徒琳（Lynn A Struve）曾经指出的那样，只有少量书籍真的因此而失传了。事实正好相反，遭禁反倒能让人注意到一部作品，有助于其得以保存下来。司徒琳认为，“某个著作能否传世，与作者自身，还有他的直近子孙和门徒（如果有的话）以及在他离世之前和之后不久时，当时的情形如何关系密切”^[42]。这也取决于人们在消费日渐增加的图书时持有的态度：他们往往是为提高自己身价而搜集物品，而不是去追求个人的兴趣。新近关于书文化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很多书都是珍稀品，而藏书家们在强化这种趋势。许多书籍尽管是印本，但是也像稿本一样稀缺，最初的印制数量非常小，而后再根据需求重印。如果一本书的木版得以保存下来，那么就随时有机会复制更多数额。就我们所知，《天工开物》有两个版本，一个付梓于1637年，另外一个也许是在1650年代，所印制的数量一如当时的普遍情况那样，大约50本。

《天工开物》第一版（“涂本”）的序表明，宋应星让这本书在1637年的4月付梓。这一版的《天工开物》，我们只发现三本保留下来至今（见附录1中的版本概览）。尽管《天工开物》没有出现在藏书家的书籍目录中，也从来没有被同代人提及，但是，这本书似乎也得以流传了。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一版所流传的范围不止于在朋友圈子当中，这才有了1650年代第二版的出现。第二版的《天工开物》被修订过，书里面以“大明朝”代替了“我朝”，书中的图版质量比第一版低下。^[43]现存第二版的封面题记上提到，该书由福建的私人刻书书坊“书林”杨素卿印制。在明末，福建是书籍出版的中心。福建建阳的出版商出于商业目的刻书，“集中于那些能够廉价制作、包含较少财务风险的书籍”^[44]。因此，在这里印制的书籍应该已有一定的知名度，足以让出版人或者书坊负责人觉得能有潜在的销量。出版人也意识到，潜在的读者可能会不限于某一类别。第二版现存的两套书表明，该书有两个不同封面，一个是考虑到那些想要以此谋生的人为目标读者，另外一个考虑到读书人为目标读者。在第二版的一套书封面上可以读到这样的字样（图8-1 ），“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封面的上方还写着另外一个广告语：“一见奇能。”^[45]从这些推广语当中可以看出，出版者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要尽力将冷门书炒热。(www.xing528.com)

杨素卿的刻书坊也许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出版商并无差别，也集中于刊印医疗用书、日用类书、娱乐作品等能够在商业上获得收益的书籍。如果我们假定当时的商人在经营动机上与今日商人差异不大，那么出版商既然刊印一本书，则一定期待着能从中获得收益，否则他们就不会去刊印。在初刻版中没有这些推而广之的宣传语，这可以表明，发起刻印第二版的人更可能是书商而不是宋应星本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用自己所了解的关于技术的知识去获得财富或者帮助其他人这样做，这并不是宋应星的目的。至于究竟是只有一个木版，营销语只是该版的附加部分，或者干脆有两个不同的木版，我们目前还无法给出有确凿依据的结论。潘吉星认为，书商可能只是在销售时换了一个扉页，因为“杨本”的现存两套在其他地方是完全一致的。

图8-1 1650年版《天工开物》的不同封面。右：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博物馆的扉页。图书编号：A 640 122，扉页中间有广告语。左：扉页中间没有广告语的文本，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湖州县和江西省的书商们能将他们的刊刻本发行到全中国。有关研究表明，福建刊印的日用类书、启蒙读物、教育指南以及小说可以传播到明朝政治影响所及的任何地方。这些书商经常通过家庭纽带联结在一起，从南方的江西南昌到北方的著名图书集散地北京琉璃厂，从东部沿海的杭州到四川省的成都。刻书坊都被列在手工业登记册当中，名字都为人所知。^[46]贾晋珠（Lucille Chia）将各刻书坊及其网络关系的信息进行了比较，发现杨素卿的刻书坊至少还刊印了另外一本书，即《春秋左传纲目订注》，估计其编纂者可能是李廷机（1542—1616）。^[47]杨素卿的书坊很可能是当时杨姓大书商遍及全国的家族企业中的一个小分支。这个家族刻书业务可以上溯到宋代，一直到清末都保持繁荣。^[48]杨氏刻书坊也和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研究的邹氏与马氏家族企业一样，是一个有着地方性的发行网络和刻书坊的族商，每个书坊都是由家族中的一支建立起来的。^[49]有了一个大出版商做后盾，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传播范围之大，似乎还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在17、18世纪中国图书消费文化当中得以存留下来。

出版商的介入，是让《天工开物》得以传世的第一步。这一传世方式的特征是，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认知有所改变，这部作品原本是置于与其他作品和时代思想的关联当中的，如今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作品，一本单一地记录工艺和技术的专著。然而，不管《天工开物》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推出，尽管它显得有些古怪和令人始料未及，它一定充分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让它得以保留在市场上，因为在18世纪时它已经流传到日本和法国。^[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