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天地生物，光明者昏浊之反，滋润者枯涩之仇，贵在此则贱在彼矣。
——《天工开物·珠玉》
宋应星生活在内陆之地，以他有限的财力，并不能经常旅行到海边去看到潜水者如何寻找隐藏在黑色贝壳后面的珍宝。随着明代社会对奢侈品需求的日益增多，珠贝产地往往遭遇过分开采，潜水采珠变得危险日增。在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潜水者携带透气管和面具下水越来越深。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宋应星以图和文描绘了这一活动，强调找到这一罕见的自然之宝要历经的困难。宋应星没有提到，他们潜水所得的收获低得让人绝望。即便他们运气不错，能够找到光泽滋润、形状完美、符合宫廷要求的珍珠，也不得不将自己所得交给地方官府或者宫廷，并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偿。大多数采珠者依靠将小珍珠卖到内地市场上，他们从中所得的收入比供应宫廷还要多一些。他们也把那些不完美的珍珠加工成珍珠粉，用于医药和美容的目的。采珠者在不见阳光的海底寻找宝物，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同样处于昏暗浑浊的边缘。[24]宋应星的生存处境，与采珠人有可比之处：他也生活在当时被认可的生活水准之下，过着一位教师的清苦生活。宋应星给自己的政论文章题名为《野议》表明，他认为自己的文章表达的是一位体制外之人对历史的看法，是来自“在野”的观点。[25]宋应星是许多遭受不公平待遇之人当中的一个。他的这种身份，对于人们如何接受他的观点和理念，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野”一词，最初所指的是那些不具有宫廷职位却编辑历史资料的人，或者那些着力于在文章中表达私人观点的人。17世纪让明代得到震撼的“党争”，给这一词汇又增加了额外的意义。“东林党”给予“在野”这一词汇以很强的道德意味，将“在野”当成与腐败的举荐行为和结党营私战斗的一部分。在这种话语下，以“在野”自居便是对自身责任的表达：保持正直和警醒，一旦意识到在某个官职上道德上衰败，那么就义无反顾地从仕途上退出来。[26]当宋应星完成自己的出版活动之时，关于体制内（“在朝”）与体制外（“在野”）的讨论，正是学术忠诚这一话题的核心。学者们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是：他们的尽忠对象是什么，是国家、是明代皇帝、还是道德理想？宋应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对社会体系的本质存有信心，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指责那些出于道德上的理由而离开重要的职位的人，因为这让“小人”得以代替他们，而这些人会“麾之不去”（“气之盛也，松菊在念，即郎衔数载，慨然挂冠者，有人焉；其衰也，即崇阶已及，髦期已届，军兴烦苦，指摘交加，尚且麾之不去，而直待贬章之下矣”[27]）。(www.xing528.com)
他的同人们也许能理解宋应星的愤怒，但是感觉他自视太高了。宋应星算是个什么角色啊？他曾经接受了一个县学里低等的学谕职位，仕途上的这一步意味着社会上和职业上的穷途末路。马泰来（Ma Tai loi）在他对明代教育体系的研究中指出，尽管明太祖提升了教育组织，教师的地位仍然是“不会让人嫉妒的”。只有最没有前途的人才会接受这一职位提供的低官职和低微薪水。马泰来的研究也表明，教师甚至无法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没有职业自豪感，经常对行政上的或者走过场的事情敷衍了事，无所事事消磨时间。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不得不索要礼物或者违规收费，以便维持生计。其后果是，自16世纪中叶以来，上层官员就一直想要取消这些教谕职位。这种呼声在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更为集中，而这恰好是宋应星担任教谕期间。[28]宋应星虽然认识到这个教育体系的弊端，但是他反对这样的政策。他的意见，显然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如果这个动议得以实行的话，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牺牲品。他的主张正好相反：县学教师的地位应该有更大的提升，因为只有地方学校才能发现天才，并能保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29]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几乎都是“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国家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的缺失，从私人学校和书院的数量及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宋应星本人也在这样的机构里受过培训。在17世纪初，当这些私人书院和学校声誉日隆之后，公立县学变得破落，不过成了摆设而已。在官府的公学里担任教师意味着没有荣誉、没有特权、没有财富。宋应星意识到，他的同人会把他接受一个教谕职位看作他为获得一个官职所做的最后的、最绝望的努力。
在那些获得了有名望职位的成功学者眼中，宋应星只是众多被抛出体制之外的落魄学者当中的一员而已。和他有同样处境的人，也有着和他一样的绝望。然而，他们会将《野议》当成一位不现实的梦想者所做的伤感反应。许多和宋应星有着同样命运的人，都以服务于国家为天职，而那些只得到了最低官职任命的人，往往会感觉受到了明显的侮辱，因为在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去祈求一个官职，甚至还得为此花费钱财。从《野议》中可以看出来，宋应星非常愤怒。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体制外之人，与那些权力在握的官员们不可同日而语，永远也不会有人来询问他的意见如何。带着这样的想法，他指出《天工开物》的写作完成于“家食之问堂”[30]。这一说法来自于《易经》中的一段话，原本用来说服一个有道德的人来弘扬正直和美德，不要留在家里，要接受官职，“不家食吉，养贤也”[31]。宋应星的这一用典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没有被给予一个可以“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也借此表明对一些人的谴责：这些人尽管有机会重整世界的秩序，但是他们让自己与世界隔绝，以此来作为自身道德高尚的表达方式。宋应星的纠结在于，他实际上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然而就道德水平而言，他有资格获得“体制内”的一个位置。
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从南宋以降地方政府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正当的领域，让学者可以在那里采取积极的行动。[32]对宋应星来说，地方的舞台太无足轻重了，无法实现他那抱负远大的目标，这不值得他去花费心思。在那个危机四起的时代，那些在地方上安顿下来的学者一直都在忙于各种繁冗的管理工作。然而，在明朝末年，有大量学者拒绝服务于国家，甚至在地方上也是如此。他们可以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表达道德上的高洁，但是他们更多地表达了俗世上个人的失望。他们将一些个人的考虑藏在自我道德辩护之下。在那些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眼里，像宋应星这样社会地位低、政治影响无足轻重、学术影响聊胜于无的学者，无非是“光明之反”的“浑浊”而已，是整个体系中的沉渣，终将会被历史的洪水和浪潮冲刷掉。因此，宋应星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同人们对他的定位，都不利于其著作得到认可。实际上，那些置身于“光明”群体之中、忽略宋应星著作的人物，不光是那些在中国17世纪初位于社会和政治权力核心中的人物，也包括那些代表了道德理想并为之战斗的人——那些在改朝换代之际效忠明朝的人。宋应星也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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