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有声：与天沟通，构建宇宙和谐的有效手段

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五兵之内、六乐之中，微钳锤之奏功也，生杀之机泯然矣。

——《天工开物·锤锻》

这段文字当中提及的公输班和工倕是传说中匠艺大师的典范，他们被认为发明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公输班后来也被称为鲁班，被敬奉为木匠的祖师爷。他也被认为是锯和刨的发明者，人们相信他曾经设计出了超凡的机械装置，比如能飞三天的鸟。至于工倕，相传他曾经被黄帝召来主理百工，也是罗盘和铅锤吊线的发明者。

每当春节或中秋节等节庆到来之际，中国的城市里就充满了喧闹之声。当拥挤的人群导致轿夫无法前行时，轿夫们会大声口出恶言；即将被宰杀的鸡鹅家禽，伸着脖子大声哀鸣；快乐的孩子们兴奋地燃放鞭炮；机灵的商贩们竞相吆喝来兜售各种物品。这些市井声音中，也掺杂进各种乐声——青楼女子哀婉幽怨的吟唱、舞蹈者的韵律鼓点、搬演通俗故事的地方戏曲和着丝弦音乐的伴奏，给听众带来愉悦和休闲。与宋应星同时代的小说《金瓶梅》，以其精于勾画的文学描写手法，将中国的音乐传统带入市井生活之中，描写了男伶、乐师和青楼女子如何取悦客人、富商和官员。^[1]不过，音乐绝非仅止于为市井生活增加更多旋律而已。音乐也是与“天”沟通，让宇宙得以和谐的有效手段。从祭祀祖先到佛家说法，在许多官方仪式和多种宗教活动中，音乐都担当着核心的角色。因而，对于晚明时期的思想家以及有政治抱负的学者来说，音乐变成了一个他们务必要涉猎的重要话题。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社会中上阶层人士都认定自己是音乐的行家里手。学者研究“声”，将它作为发声学上的一个问题；哲学家探讨音乐的构成成分，以便去揭示其中蕴含的重要原则和伦理模式。当时最为显赫的音乐学者当属皇室贵胄朱载堉（1536—约1610），他成功地在数学计算与旋律构成之间建立起富有成效的新关联，发明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2]学者对音乐的探讨，也不光停留在理论上。依照博雅之士的文化理想，这些社会精英也都要精通琵琶、古琴。^[3]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思想上，音乐在明代生活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www.xing528.com)

在宋应星的原初计划中，《天工开物》中还有“乐律”一卷。后来他考虑到“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天工开物·序》）。从他存留下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更多是一位理论声学的探讨者，而不是音乐理论的热衷者。在《论气》一文中，他对“声”进行的探讨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在他那里，猪的叫声、飞箭的响声和磬发出的优美音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在宋应星看来，所有器具——鼓、笛子、琵琶、唢呐、枪炮、弓箭、凿子、锤子——都是在“气”的世界中发出声响、形成共鸣的。本书的前面几章已经指出，关注世俗世界是宋应星认知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表明，在以“气”为背景的条件下，世界是可以解释的。宋应星对“声”的探索是要让人看到，他从物体和自然现象中所见的根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虚”这一不可见的范围。本书的这一章将阐释，宋应星对于听觉、人声、声响和静谧的物理性征等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及“合”与“应”在他那里意味着什么。宋应星把“气”看作“声”的载体，“声”是“气”中之“势”的改变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宋应星考察物质及其外形和特征如何影响“声”的出现，不同的“声”是如何发出来的。他解释声的音量、长度以及它穿越的距离，以便从中揭示“气”究竟为何。在对“声”的探讨中，宋应星逐步建构起一个“虚中之气”的解释模型，将“虚气”当作一种可听见的现象。然后，他系统地将在可听的“气”中得出的结论与他在可见的现象中发现的原理予以并列。他的模型包括了一个关于共鸣与震动的全面构想，以及对声传递时的波浪状运动的精当描述。

宋应星关于“声”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声学相关？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多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者如戴念祖等人，开始研究宋应星讨论“气声”的文字。^[4]然而，正如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所指出的那样，后世学者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宋应星的著作还原声学的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醒的是，“宋应星既不是一位现代物理学家，也不是一位头脑杂乱的思想者”^[5]。我沿着古克礼的思路，采用宋应星自己使用的概念来阐释他对“声”的研究，也就是说，对所观察到的、展现在“声”和“静”中的“气”进行系统性分析。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人对“声”的探讨，是其宇宙观思考和自然哲学的一部分，这与启蒙运动之前欧洲近现代早期关于声音现象所持观点是一样的。18世纪以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几乎看不到任何文献会孤立地讨论声音或者声学。要想探究声学知识的历史发展，我们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是，人们关于声音现象之功能的观点与关于声音之应用的观点有哪些重合之处。音乐理论或者应用声学本身几乎从来未曾成为独立话题，但是它们是关于乐器制作、建筑的一部分，从而也是关于数学关系各种讨论中的一部分。^[6]在中国文化中，仪式研究、语文学研究、训诂与音韵学等著作是讨论音乐、“声”“静”等问题的主要领域。^[7]仪式基于宇宙为一整体的信仰：在这个宇宙整体中，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声”就是这种互动的一种表达形式，表明人与天相互关联。音乐成为一种让宇宙构成得以和谐的手段，让天人之际的沟通路径得以敞开。^[8]仪式音乐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将野蛮人教化为文明人，让庶人变成君子，让君子变成统治者，让统治者成为圣人。^[9]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和国家建构而言，无论怎样去强调研究仪式音乐、“声”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宋应星在他关于“乱”与“治”的讨论中，给予“声”以核心地位，这表明他是在经典范式之内讨论问题。他的做法表明，他完全认识到“声”对国家和社会、仪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他遵循的理念是，只有让繁杂的“物”与“事”彼此一致相合，宇宙才能和谐。“声”和“乐”彰显了宇宙的原则、模式和“道”，因此，“声”和“乐”是让各种关系得以和谐的一种手段。《国语》（宋应星最喜欢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明确记录音乐对国家治理作用的早期经典著作之一，内容涉及与“声”、音高、旋律、杂音等相关的实验。^[10]宋应星将自己的观点与这部经典关联在一处，以此来让他那些关于音高、音量、音质以及声响的物理特征的观点获得权威性。宋应星将“气”当作其认识论的锚点，这表明他停留在传统模式当中。如果我们从17世纪的角度来看，宋应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趋势中的一部分，而这种趋势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然而，宋应星却游离于他的前辈与同代学者之外，因为他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来强调一点：天、人、地之间的关系处于平常人可以理解的框架当中。这一点与任何定义含混的道德权威有所不同。宋应星与同时代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种讨论中，他坚持认为乐器与工具（比如锤子、斧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宋应星这种打破原本的认识论界线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在《天工开物》当中看到：他将描写如何制作乐器“钟”的内容放到《锤锻》一章中。通过这种做法，宋应星不仅强调乐器与工具这两类不同东西其制作过程的技术相似性，他还着重指出：在他看来，钟和锤子都是可用来揭示“气”是如何运行的工具。宋应星在《论气》一文中也持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将天与人联结在一起的原则，那么就应该研究凡俗世界当中的“声”。去听煮水的锅或者飞驰的箭所发出的声音，与探索研究仪式音乐具有同样的可行性和启发性。宋应星对“气”的和谐与不和谐的持续性研究，一方面证实了在中国存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理论声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也在于，他开启了考虑问题的新角度，这促使17世纪的中国学者去探索“听”，去探究“声”与“静”的精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