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曰：五行之内，土为万物之母。
——《天工开物·燔石》
明清时期的陶瓷制品上有高雅的图案设计、鲜艳的釉彩、大量的珐琅、多姿多彩的花纹图样。上层精英人士的宴饮聚会也是视觉的盛宴，所用器皿流光溢彩，令人感到心旷神怡。餐饮器具与仪式礼器上有明蓝、紫红、黑紫、深绿和黄色等颜色装饰。制作这些器皿所需的釉料取自大量不同矿物质，它们或者出产于中国，或者从外国进口而来，或者是邻国的贡品。所有这些釉料都要加入不同数量的石灰，而石灰里要掺和进草木灰、碱-铅-硅酸盐、苏打、铅和矽土，用来控制釉料的可溶性、易朽性、光泽和渗入性。在宋应星的分类范畴中，石灰也属于“石”这一类别，与煤、矾石、白矾，青矾、红矾、黄矾、胆矾，硫黄、砒石等为同类。石灰也是“土”母的贵子，与金属不相上下，只不过这种最有用，然而却不为人所重视的材料就在身边，人们不必非到远处去寻找就能得到这种宝物（“不烦历候远涉，而至宝得焉”[61]）。
石灰在中国文化中有广泛的用途。它被用于建筑、用于填充船的缝隙（“固舟缝”）和砌墙、用于造纸、用于治病，以及用于个人卫生用品上。石灰的制作首先要经火焚炼，而后在露天中风干。宋应星解释说，这种处理方式让石灰首先暴露于“阴水气”，然后是“阳火气”。他也注意到，石灰的可见质地一直保持不变，并不消失在“虚”中。从这一观察中宋应星得出这样的结论：石灰是“土”的产物，这让它有能力保持一种稳定的“形”，当“阳火气”与“阴水气”并合时能抗拒那种进入“虚”的瞬间转换。
正如上一节所述，宋应星赋予“阴水”和“阳火”以特殊角色，但是他还是坚守“五行”的概念，认为“阴”和“阳”还都是“气”的五个基本质性中的两个。另外三个，即金、木、土，在转化的过程中也各有其不同的角色。人周边不同的“物”与“事”，实际上是水、火、土、金、木五气的成分与合成。在下一节当中我要讨论的内容是，宋应星在涉及“土”与“金”的背景下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连在一起，以及“土”与“金”同“阴”和“阳”的关联。宋应星关于“木”的看法，我将在第五章中讨论，因为它们很好地展示了他关于生长和衰颓的观点。
宋应星认为，“阴水”和“阳火”的地位高于土、金、木，因为后三者只能在与水、火相关联下才能发生作用。宋应星在对此进行阐释时将自己的观点与一部重要的经典，即《尚书·洪范篇》联结在一起。他断言，《洪范篇》将“木”与“金”解读为“阴水”与“阳火”的混合，因而这些物质也能改变，也有曲直，有流态和固态。这些文本也给“土”以突出的角色，因为它的根本性质（“本性”）在于产出他物（“生物”）。[62]宋应星在定义“五行”与木、金、土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时，还比经典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金”和“木”从属于“土”，因为前二者由“土”而生。况且，五行也各自具备其物性表征的特征，因而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变得至关重要。[63]
宋应星看到物品、它们的行为、理论上的必然性之间的强关联，这使得他与同代人当中那些将“五行”看作道德价值问题和政治威权的学者保持距离，后者中的一个突出例子便是袁黄（1533—1606），一位编写道德指导书的学者。[64]讲究务实主义的政治家、宰相张居正则从政治角度来讨论“五行”问题，视其为朝代更迭之合法性的概念性框架。[65]宋应星的目标和成就，都在于去修正这些同人们几乎完全脱离实际问题的理论，而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和事件，无论自然界的还是俗世间的，在宋应星看来都是理论所应该考虑的、坚实的实践背景。为了寻求世界的规制，他系统性地剖析大自然的过程和物质效用，而“五行”的各自特性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意义在这些活动凸显出来。
最常见的五行循环基于它们之间的相生或者相克。宋应星在他的理论模式中，基于五行各因素对变化的主动参与构建了一个等级序列。在这一构架中，“土”成了“金”和“木”的生成因素。在宋应星看来，“土”代表了一个极度失衡的阶段：“阴气”高度聚集，无法找到足够的可以与之匹配的“阳气”而返回“虚”当中。由于“土”中的“阴气”非常集中，它有一种特殊的转化潜力。但是，它还是被“阴水气”和“阳火气”的交会掌控，也因为它们的行动而被生成出来。宋应星的描述，没有精确地说明这一生成是如何发生的。宋应星将“土”作为一个有生成能力的因素放置在他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有志于让他的“气”理论显示出具有连贯性的理由和说服力。他所考虑的，不是去全方位覆盖所有重要细节。
人们可以观察到，受制于“阴水”和“阳火”并合而成的“土”能够转化为看不见的“气”，反之亦然。在烧制土陶时，一些“阴水气”离开了黏土，与“阳火气”合并，消解在“虚”当中。按照宋应星的解释，如果想理解那些存留之物，即烧制成的陶土器物又如何转化回到看不见的“气”，那就必须看陶器破碎成小块之后的情形。当“阴”找到与之匹配的“阳”时，残片就会一步一步、一块一块地分解掉。由于陶土器里面的“阴”高度聚合，找到相匹配的对象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完成这一过程需要一个长时间段。宋应星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或者耐心不足，或者活得不够长久，无法了解到这一点。于是，他们错误地解释了“物的生成”过程中的内在逻辑，错误地以为某些“物”如土和石会永存下去。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物”都在不断地消解，进入看不见的“虚”，而后再度物质化，呈现为“物”。
在宋应星所理解的世界当中，“物”与“事”一直都在变化当中。因此，在宋应星看来，沙和石并非如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仅仅是土地的碎块，它们是“土”气在转化成物质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另外一种体现形式（“沙与石，由土而生，有生亦有化”）。宋应星指责同时代人不理会石头与矿物都源于“土”，他们将一个矿完全用尽，没有认识到这会让“土”无力再生成新的石灰、沙石、金或者玉。矿脉会因此而消失。那些懂得“气”原理的人都知道，对一个矿井的开采永远不要穷尽，因为留存石头是再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66]宋应星解释说，比如被开采过的煤矿总是要用石和沙填充，这不光是要防止地面下沉或者相邻矿坑坍塌，这也是为了让“土”来恢复矿脉。对这些关联根本一无所知的社会，注定要失去他们的物质财富。那些将矿脉当作可持续性资源来处理的人，在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后又可以重新开采煤矿（“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以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取之不尽”[67]）。这一论点，与宋应星关于金属生成的论点完全相符。他认为，金属当中含有“阴”，所以它们能够成为溶液。[68]在他看来，去观察物质转化的过程，一件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金属依赖于“土”，它从“土”中而生：“夫金之生也，以土为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犹是焉。”[69]（金属的生成，以“土”为母体，等到成为金属的“形”以后，可以为世人所用。铸造金属时，用其母体“土”来打造模型，作为“子”的金属和母模一样，也是一样的情形。）
金属的依赖性使其地位在“土”之下，能发生改变和转化。不过，“土”参与了金属的生成，这解释了为什么金属不会失去其重量：正是“土”才防止了“阴”的消解。“土”的参与也解释了金属能够溶化以及再度变硬。宋应星关于矿石和金属的观点很全面丰富，这得益于一个事实：金属加工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仪式用的礼器用青铜来制作，武器和劳动工具的制作则采用铸铁或者由铁匠直接浇铸，银、锡、铜被当作制造钱币的原材料，黄金大多被用来做成装饰性的财宝。在地表之下，或者深挖到地下，就可以发现矿储，因此中国的开矿技术包括深钻和开隧道，与16世纪欧洲人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人们开采浅层的不规则小矿储，往往会采用竖井或者近似竖井的方式进行地下开采，如宋应星绘制的煤矿开采（图4-10 ）。到了晚明时期，水平隧道、横坑、出坑口都成为主要问题，因为它们都需要有木材来进行加固，而此时木材变得奇缺，因为木材用处繁多，供应日益增长的消费品市场的产业都使用木材作为燃料。竖井当中很容易弥漫毒气，因此采矿者力图通过竹筒做成的管子将这些有毒的烟气（“毒烟气”）从竖井中排出来。《天工开物》中的其他图（在《珠玉》一章中）通过描画采矿者倒地失去知觉让人看到采矿的危险。[70]在炎热的季节，矿一般都会被关闭，因为矿坑里面的“毒烟气”无法散出来。这期间有经验的矿工就出去寻找新煤田或者矿田。按照宋应星的说法，从表层土的颜色可以知道地下有何种矿石。好像他在这方面询问过有经验的找矿人：如果周边的脉石为棕色，那么就有望找到金矿脉；如果地表上找到的小石块，“微带褐色者，分丫成径路”，那就表明在岩石和洞穴里有银矿。对于观察到的矿石与地表结构之间的关系，宋应星也给予理论上的解释，他认为，铁的质地轻，能流到土的表层上（“其质浅浮土面”[71]）。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金的生成——按照宋应星的说法——是在与天地的“真火”融合过程中才实现的，这种融合发生在地下深处。[72]石和金属是生成过程中的产物，彼此相关，不是稳固的、不变的材料。这种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很是通行，尤其体现在一部12世纪的著作当中，这便是杜绾编辑的《云林石谱》。孔传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诗意地表述了关于石头生成的知识：“天地至精之气，结为石，负土而出，状为奇怪。”[73]
图4-10 南方挖煤图上的文字解释说，竹筒是为了将井中的“毒
烟气”排出。《天工开物·燔石》对宋应星来说，金属的形成是“亏母而生”[74]。然而，一旦成形之后金属总会保留其原有的量和质，再不会失去其重量或者体积。因此，没有“金”气能脱离出去，与它的匹配成分一起回到“虚”。在这一均衡阶段，金属中的“阴”和“阳”有一种特殊的比例关系，它们无法脱离物化的实体。不过，当金属受到火烧时，金属中的“阴气”会被激活。人们可以从对矿石加工的过程中观察这一原理：当矿石被暴露于“阳火”和“阴水”之下后，就会熔化和变硬。
宋应星的这一理论，也许是基于他本人对家乡村落中熔炼过程的观察。就这一方面的理论而言，他的推测大都能在传统的理论中找到依据，因而这些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传统上，五行循环中的“金”被认为是“阴水气”和“阳火气”融和的产物。11世纪的思想家张载也通过阴-阳学说来强调金属在转化中的特性。张载认为，“阴水”和“阳火”隐含在金属当中却无法被感知到（“金之为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铄之反流而不耗，盖得土之精实于水火之际也”[75]）。燃煤中的“阳火”吸引着金属里面的“阴水”。当“阴气”试图与“阳火”在一起消解在“虚”中时，它就会变得不稳定，但是，金属中的“土”因素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其结果是，金属变成液态，但是没有失去无法脱离开的“阴水气”。当炽热的金属被放入冷水中淬火时，它们就会返回到原初的凝结状态下的关系。如果找到了“阴水”和“阳火”之间的适当均衡，金属就形成了。铁和钢可以让人看到，同样的材料可以达到不同的硬度。但是，“阴气”和“阳气”的构成成分保持不变。由于金属是从“真火”中生成出来，因此宋应星认为液态是它的原初状态。在《论气》一文中，宋应星在阴阳气理论的框架下描绘了他关于金属理论的细节，他在《天工开物》中对冶铸的解释与这样的观点保持一致：工具是通过将金属浇铸在模子里而制成的。在洪炉之内，金属熔化成液态，返回其真实状态（“真仪”）当中。“阴水”之精与“阳火气”完成了金属之形。“真仪”这个表达方式经常被提到，它描绘的理念是：在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高密度地聚集着“阳火气”，在那里，金属在固化之前的存在状态是液态。这一概念的来源，也许是对火山活动的观察。对于宋应星来说，这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标准。他详细地解释说，锤锻之物要首先被置于火中，直到钢和铁中的全部软性都已消除（“乘其出火时，入清水淬之，名曰健钢、健铁”）。宋应星认为，这个过程是一项“气”的交会，一个“取其神气为媒合”的过程。[76]
通过对金属生产和煤矿的观察，宋应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阴水”和“阳火”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物质的特性以及它们在转化中如何表现。金属能成为液体，因为其中包含着“阴水”。不过，“阴水气”只能求助于火才得以显现：“阴水气”渴望火的出现，以便消解在“虚”中。“阴水气”被囿于“金气”当中无法出逃，因此只要火停熄，金属就会回到其成形的状态。这一理念后面隐藏的理论是：像黄金这样的金属永远也不会损失其分量，哪怕在经历过水与火的“阴-阳气”转化之后也不会。
宋应星关于金属与土相关的详细论述确证了一点：他是从状态而不是从内容入手来看待世界。对他来说，全部“物”与“事”都来自“阴水”和“阳火”的交会，这二者的内在趋势是和谐相融。“阴”和“阳”的二极形成了“地”（坤）和“天”（乾），它们显现在任何互补的、双极的配对中，比如女和男、软和硬、易变与坚定。周围“气”中的“阴水”和“阳火”成分可能是不均衡的，于是生成“暑”和“寒”。因此，“暑”与“寒”不是由太阳引起的，而是由于“阴水”和“阳火”成分的不均衡存在。宋应星对其“阴阳气”范式的坚持，是他的描述中量化担当着一个重要角色的原因。转化过程之所以多种多样，便可以有这样的解释：这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时间上存在多少“阴水”和“阳火”。如果某一种“气”特别强，那么就不会有变化发生；如果二者都在非均衡中流动，转化就不稳定；如果两种“气”的当量或者说体积不匹配，那么其中的某一种就会有剩余。这就将我们引入宋应星探讨“气”之世界的另外一个层面。他曾经断言，某些因素如量、位移、速度、力量对于“物”生成和消失的方式有重大影响。他认为，通过一些更为系统性的实验，将相关实践精细化，这些因素是可以被推导出来的。在接下来的第五章，我们将考察宋应星如何在天然发生之事与实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在他看来，）天然发生之事与实验所见必须相符合。若非如此，那么理论就需要被加以校正。
【注释】
[1] 这段描写基于《天工开物·乃粒》，第18—21页；《思怜诗》中《思美诗其六》，第122页，以及《怜愚诗其六》，第127页。
[2] Shapin & Shchaffer（1985：22-26，55）；也可参见Shapiro（2000：112-119）.
[3] Dear（1985）.
[4] Gilbert（1633：170-172）.
[5] Bloom（1987：12）.
[6] Handlin（1983：4），韩德琳关于知识文化变化的观点，参见该书的第6—20页；关于对错讹的订正，参见该书的第193—212页。原材料见[明]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23，第6a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7] 王世懋：《闽部书》；Milne（1820：353）；宋应星在他的诗歌中很喜欢用瓷器来做比喻，参见《思怜诗·思美诗其一》，第119页，“却怜俗骨烦陶冶，宁惜蒙淄混世尘”。
[8] 沈括：《浑仪议》，载于中华书局编辑部主编《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三卷，第8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原文亦见于《宋史》，《天文志·仪象》，第954—9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Pregadio（2005：13-16）.
[10] 在“谱录”这一文类当中，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Siebert（2006：iii-v）.
[11] [南宋]郑樵著：《通志·艺文略》，[清]汪启淑校注，香港：香港大学图书馆馆藏，1749，关于宋代笔记文化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二章，宇文所安关于中国文学思想的论述（Owen 1992：272—277）以及傅大为、雷祥麟：《梦溪里的语言与相似性：对〈梦溪笔谈〉中“人命运的预知”及“神奇”“异事”二门的研究》，载于《清华学报（台湾）》，1994年第3卷，第31—60页，此处见第35页。
[12]《天工开物·序》，第3页。
[13] [南宋]郑樵著：《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编校，“Ji Fang libu shu”，第1卷，第15卷。
[14]《野议·进身议》，第6—7页。
[15]《天工开物·序》，第3页。
[16]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第208页，香港：中华书局，1971。曹植大多因为他的诗作而受到称赞，他最有名的诗歌之一是《白马篇》，塑造了一个勇敢无畏、为国战斗的年轻武士，“白马”是他的兄弟曹彪的封号。曹植的作品在明代深受喜爱，参见Cutter（1984：12）.
[17] 耿荫楼于1625年考取进士，被任命为山东省临淄和寿光的知县，见《明史》第22册，卷267列传第155，第6878—6879页；徐光启在《农政全书》（1639）的序言和卷十《农事》中表达了类似的理念，[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1639）。
[18] Bray（2007：521-522）.
[19] 将“形象”一词中的两个字顺序颠倒后变成“象形”一词，这也是“六书”即中国文字构成的六种方式之一，“象形字”被解释为字形代表了一个物体或者现象。
[20] Sun & Sun（1997/1966：viii）.
[21] Golas（1999）；Wagner（2007）.
[22]《天工开物·序》，第3页。
[23] Bray（2007：522-523）.
[24] Bray（2007：522-523）.
[25] Bray（2007a：4）.
[26] 郑樵：《通志·艺文略·图谱略》。
[27] 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Golas（2007：572）.
[28] Hegel（1998：220-224）.
[29] 柴继光：《关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池盐”部分一些问题的辨识》，载于《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1卷，第30—32页，这篇文章所谈及的也是纯技术性内容。
[30]《天工开物·佳兵》，第383页。(www.xing528.com)
[31]《天工开物·佳兵》，第382页。
[32] 参见Wagner（2007：618-621），这篇文章认为在将土与硝的成分加入到装着铁水的池子里（朝泥灰）。
[33] [元]王祯著：《农书》，王毓瑚校对，如第212页和234页上的图画，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34]《天工开物·佳兵》，第403页。
[35] Gombrich（1980：240）.
[36]《天工开物·五金》，第361页，“浅浮”一次在这里用作复合词，是“浅层或者浮表”的缩略形式，宋应星在《论气·形气一》中也提到这个词，第52—53页，“互泬”在这里指的是与“大虚”对应的理念，在这一个案中“互泬”位于地下，感谢席文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
[37]《天工开物·五金》，第362页；Golas（1999：166）认为“平阳”在这里是一个描写性的词汇，而不是地名，尽管文中后来还提到山西省平阳府这一地名；《天工开物》的校对者注意到，“平阳”指的不是朝阳山坡，而是平地和丘陵地区，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第209—210页。
[38]《天工开物·五金》，第362页；也请参照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中的图2—56，第367页。
[39]《天工开物·五金》，第362页。
[40]《天工开物·丹青》，第408页。
[41]《论气·气声二》，第66页；《水尘一》，第86页；《水火二》，第82页。
[42] 关于异象的早期发展的概况，请参见Campany（1996）.
[43]《论气·气声二》，第66页；宋应星提到《淮南子》，强调“混沌”的一体性特征，而不是混乱，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此段的英文本翻译见 Girardot（1983：134）.
[44]《论气·形气二》，第55页。
[45]《天工开物·膏液》，第314页。
[46] 宋应星：《论气·气声二》，第66页；张载《正蒙·太和篇》，第1页，以及他对《易经·补系辞上》的注释，第206页。
[47]《论气·气声二》，第67页。
[48]《论气·水非胜火说一》，第80页；张载《正蒙》，见《太和篇》，第8页；《参两篇》，第11页。
[49] 李书增、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第1439—144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2002年，作者与潘吉星先生面谈时他曾多次指出这一关系，他在《宋应星评传》一书中提到关于声音的那部分，见第448—453页。
[50] Ching（2000：59-60），她在这里提到张载《正蒙》中的《诚明篇》。
[51] Girardot（1983）；关于明代思想界将“混沌”定义为“乱”的理论，参见[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33《太极辩》，第597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52] [明]王廷相：《雅述》中的《横渠理气辩》以及《五行辩》，见《王氏家藏集》，第1334页；也参见Leibold（2001：43，293）.
[53]《论气·水火四》，第85页。
[54]《论气·形气二》，第55页。“奥室”这一表述是一个地点名词“阴阳奥室”的缩略形式，指的是宫殿后面供嫔妃居住的地方，范晔《后汉书·梁冀传》有句如“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第1181页；《易经》将其解释为房间中最暗的角落，它描写了典型的“阴”的状态，与“掩盖”和“隐藏”相应，见《易经·系辞上》，第42页。
[55]《论气·水火四》，第85页。
[56]《论气·水非胜火说一》，第81页，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著名乐师。
[57]《论气·气声五》，第71页，“韫结”的字面含义是“集中于某物当中，如同种子一样”。
[58] 李书增、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第1439页。
[59]《论气·水火二》，第82页。
[60]《论气·水非胜火说一》，第80—81页。
[61]《天工开物·燔石》，第282页。
[62]《书经·洪范》，第77页。
[63] 何丙郁认为，关于“五行”这一概念最早的记录下来的文献出自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基于对物理特性的观察，木克土，因为木比土硬；金克木，因为人可以用金属制作的斧子砍树；火克金，因为火能让金属溶化；阴水克火，因为阴水能浇灭火。邹衍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邹衍是第一位提出相克理论的人，参见Ho（1985：19-20）.
[64] Brokaw（1991：29-30）。
[65]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20章，第810—815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6]《论气·形气化五》，第62—63页。
[67]《天工开物·燔石》，第290页。
[68]《天工开物·锤锻》。
[69]《天工开物·冶铸》，第209页。
[70]《天工开物·珠玉》，第444页。
[71]《天工开物·五金》，第361页。
[72]《论气·形气四》，第59—60页。“真火”这一概念指的是最原初的火，被认为创造了生命并生成了一种强壮的元气，这两种意义当然是互相关联的，可以被看作是“天地真火”这一表达的缩略形式，在内丹术的概念里，真火位于“肾间动气”之中，这意味着，“真火”是存在的，但是它的特质如同热和光一样是不可见的。
[73] [北宋]杜绾著：《云林石谱》（1720年刻本），[清]诸九鼎、高兆编辑，序，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也参见Schafer（1961：12，34）。
[74]《论气·形气五》，第62页。
[75] 张载：《正蒙·参两篇》，第12页。
[76]《天工开物·锤锻》，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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