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中的视图、技术和论点

“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19]，岂非缺憾也！

——《天工开物·乃服》

自从南宋（1127—1276）以来，长江下游河谷地带，尤其是浙江北部各府以及太湖周边的江南地区，就一直是中国丝织品生产地。随着明代官营丝织生产机构的增加，丝绸生产带来了经济繁荣，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在某些城市和某些地区如苏州、南京、杭州，几乎家家可见织机。带有塔楼的提花机的确让人印象深刻。这种织机长达五米，需要两人来操作。使用这种机器织造的产品，都要使用最精细的丝线、需要织出复杂的花样，只有宫廷和富贵人家才能用得起这些产品。安放这样的机器需要花费些时间。经线必须小心地用水平的木杠单独卷起，以避免与纬线纠缠在一起。如果所织的花样是基于经线的，那么就需要特别的先期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经线得事先完全按照花样要求计算、设定妥当，提花轴也得做相应的调整。准备就绪以后，如果织工在恰当时刻发出明确的号令，坐在提花楼上的提花小厮（“机花子”）就提起经线，这样设定的花样就会出现。事实上，织机是条理井然的完美事例，它不能容忍任何混乱因素的存在。

宋应星是带着消除混乱的设想而去研究工艺技术的（参见第二章）。在《天工开物》中涉及纺织的部分，宋应星同时使用了文字和图像来突出他所看重的问题，来证实他的论点。在文字部分，宋应星从词源学分析入手提醒读者注意到一点，即基于纺织技艺的词汇如“经纬”或者“乱”也被用于“治”（清明的国家治理）和“乱”等政治性话语当中。他提供的“提花机”图像（图4-2 ）不止于简单地展现实物。如果与《天工开物》中的其他图像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张图是最复杂的一张，每一个细节设计——无论精致还是粗朴——都在展示机器中包含的条理和规制。在1637年刊刻的原版（“涂本”）中，提花机的图像占据了两页，与文字中的论点表述搭配得非常好。该图描绘了带塔楼的提花机上的主要细节，而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和装饰性环节都保持在最低限度以内。提花机的主要成分被用文字标记出来，引导着观察者的眼睛穿过整个画面，揭示出一部复杂机器内部的运行方式。与宋应星的主张相呼应的是，这部分中的大多数图中都有打理丝线的画面，画上的男人打着绑腿，在小拇指上戴着长长的指甲套：这两项都是读书人-官员的标志。

图4-2 a—b 花机图图画风格精确，作者也给出重要因素的详细名称。右下方的文字为：包头机此处不低斜下安两脚。

《天工开物》中的图文比例为1∶4，可以说这是一本图像相当集中的书。该书的英译本序言指出，初刊本图像“简明扼要和清晰，给人印象深刻”，与18世纪重印本中勾画细致、以动人而高雅的风格来吸引读者的做法完全不同。^[20]初刻版中的某些图画描绘了复杂的机器，有的则描绘了日常之物，如杂草。其中如潜水采珠或者烧制矿石等主题，是中国书面文献中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在图像当中都没有过。截至19世纪的三个不同版本中的图像，经常被研究者用作考察中国古代技术史或者插图版图书印刷史的资料。^[21]我关注的主要焦点是：对于可观察的实践活动与知识生成之间的关系宋应星是如何去感知的，他如何看待“物”以及他想让读者如何去看待“物”。因此，我在这本书里只分析初刻版中的图像，将图像看作宋应星论说策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字议论的一个建设性、补充性的部分。在看待这些图像时，不应该将它们与文本割裂开来。宋应星本人在《天工开物·序言》中也强调了图像的重要性：那些生长在深宫大院中的皇室贵胄弟子们，如果在享受锦衣玉食之余想要看一眼生产这些物品的农具和织机的话，就可以翻开这里的图画观览，对他们来说，岂不是如同获得了大大的珍宝一样！（“且夫王孙帝子，生长深宫，御厨玉粒正香，而欲观耒耜；尚宫锦衣方剪，而想象机丝。当斯时也，披图一观，如获重宝矣！”^[22]）

在中国关于自然哲学的书面文献当中，有一类特殊的关于技术的视觉材料，它们被称为“图”。正如白馥兰曾经指出的那样，“图”类材料的功用更多地体现在其传达的内涵，而不在其画法风格上：这些图像用简单的方法传递了体现技能的知识、专业人士的知识以及复杂的含义。^[23]关于中国书籍插图和视觉文化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已经开始重新聚焦这一重要的图文联结，揭示出在过去的若干个世纪以来，人们以巧妙而多样的方式将图与文、文与图组合在一起用来交流、传授、转换知识。《天工开物》中的图，包括后来各版本中的图像以及宋应星在《谈天》一文中用来揭示日月食或者日升日落的表格形制示意图（图4-3 ），都属于这一类。

图4-3 太阳与月亮不同相对位置的示意。上图标出的是每月初八的上弦月，下图标出的是每月二十三的下弦月。宋应星也注意到在什么时间可以看到日和月。《谈天》，第109页。

宋应星的视觉素材遵循了通常的生成语法。他描绘了技术上的特征去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去证实他关于知识与行动之重要性的论点。他的绘图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技术上的关联，他用技术特征导入社会政治理想或者理论含义。因此，《天工开物》中的图，是建立在技术细节上的思想构架。宋应星用这种方法，将自己与一些前辈学者比如楼璹（1090—1162）所做的努力连在一起——楼璹于1130年设计了一份关于农业技术和桑蚕、水稻生成的图册即《耕织图》，被推荐到皇帝那里并得到重视。同时，宋应星的方法与前辈学者如王祯也不无关联：王祯的农业研究“意在让他的图-文式技术描绘能被当成技术图纸一样使用，以便让官员们能将更多的先进技术介绍到落后地区”^[24]。王祯的著作的确产生出一种带有补充性质的、符号性的沟通体系，他所采用的既包含实际对象的真实性印象，也有那些复杂结构之表征性、图式性，抑或概念性的描画。在这个意义上，王祯为宋应星对图与文的应用做了铺垫。但是，到了宋应星的时代，“图”所能提供的功能甚至还多于以往。包含表格、图式、图表的复杂结构出现，它们被用来阐明理论推测，或者将文字性内容或者描述了隐喻性图景的文本以形象化。在以“知”与“行”讨论为特征的17世纪，宋应星和他的学者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图像，将“图”视为“行”的模板。^[25]宋应星沿着郑樵的观点，采用图像来唤起行动。郑樵认为，当一位学者在“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时，便是在遵循圣人的核心学习方法。正因为古人还没有放弃这种学习方法，所以学习对他们来说也容易，将学到内容用于实践也容易（“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在郑樵看来，后世的学者放弃了图而专注于书，崇尚词语和议论。所以，人在学习时就变得困难了，学习得来的东西也很难用在实践上。虽然平时胸中有千书万卷记在头脑之中，等到真正需要用时，又变得一片茫然不知该如何是好。（“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实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26]）宋应星对图像的使用，也意味着对同人们集中于文本知识的做法予以严厉的批评。他在自己的文字当中加入图像，希望读者能够发掘出来里面的知识，然后采取行动。他将理念、态度与一些具体劳作如铸钟或者晒纸结合到一起，给这些技术上的细节赋予具有挑战性的新含义：它们被整合进“揭示普遍性知识”这一思想活动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工开物》里的122幅插图就并非如以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用来吸引消费者的装饰性因素。^[27]它们也不光是技术活动的视觉重现。我认为，这些图像是宋应星在对人物和内容做选择，以便来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当我们将《天工开物》中的插图与他在其他作品中提出的复杂问题置入在关联当中进行解读时，他的上述意图就变得非常明显。他将使用插图作为自己写作策略当中的一部分，以便将技术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融入自己的议论当中。每一张插图都与文字部分非常吻合，而每一张图本身就是被图解的要素之组合，是对物体和自然对象、人和图表的象征性描述。此外，诸如文化标准或者财力限制等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设计的实施情况。如果我们将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比如牛拉耕犁或者布料的折放——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雕版的刻工有可能为减少成本而采用了模板。刻工的能力也影响了整体上的风格，有些形象刻制得比较粗糙。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每张插图的内容都直接与文字上的内容和宋应星的社会政治理想相关，显示出如此多的独特细节，因此我们无法不认为这些插图是宋应星有意识的努力结出来的果实。

宋应星的插图还是遵循着一般的常规，里面充满了学者同人很容易解读出来的细节。他采用了能代表文化建构的图式化构图，比如在那些织机图当中，社会身份等级可以通过指甲、胡子或者头饰来标记出来。各种职业中的性别差异有时候也出现在插图上，尽管这在文字当中根本没有涉及。他也使用一些有象征性意义的构图，比如芭蕉树旁有石头，这是代表南方地区的原型景致（图4-4 ）。^[28]在棉籽分离的这张插图中，他在图中将石头和叶子放在一起来向读者表明：这个生产过程对当地的气候很敏感。在那幅砍下青竹放在水中浸泡（“斩竹漂塘”）的插图中，尽管实际上这项工作通常在竹园附近的露天地里来完成，宋应星还是在插图中加上了房屋建筑的石柱脚（图4-5 ），以此来表明造纸技艺对官府机构和学者有重要价值。

图4-4 一种南方技术：赶棉。这幅图描画了轧棉机将棉絮与棉籽分离。画面上的芭蕉叶确立了棉生产的地点在南方。图下方的文字“火烘”解释了棉籽事先用火加热。《天工开物·乃服》

图4-5 文明的砥柱：“斩竹漂塘”——背景上矗立的建筑物强调了造纸业在国家建制中承担的核心角色，这一点是宋应星在文字当中要着重强调的。《天工开物·杀青》

社会话题与技术细节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出色个案，是关于山西省解州县解湖制盐的插图。画面上显示的是一块被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场地（图4-6 ）。场地中间是简单线条勾勒出来的一个小水池，表示这是解湖。围绕在小水池的上下有两个场景：上方的画面，是两个男人站着，将结晶了的盐扫在一起；下方的画面，一个男人正在赶牛犁地，展示的是制盐者每年都要做的事，“池旁耕地为畦垄”，同时“引清水入所耕畦中”。

图4-6 盐的耕耘与收获——池盐下面的图让人看到的是将盐湖水引入盐池中；上图的说明是“南风结熟”，画面描绘的是将晒干的盐扫到一起。砖石墙象征着盐的生产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天工开物·作咸》(www.xing528.com)

这幅图上也画了防护围墙，但是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足以表明这防护墙曾经存在过，而且这座墙也没有任何出于生产性的目的。插图上的防护墙有一个象征性的功能，它表明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人们非法进入生产区或者偷取宝贵的原材料。制盐被描画成为一个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事情。^[29]

在《天工开物》的某些章节中，宋应星的插图与文字描述是彼此偏离的。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去理解这一点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在关于武器制作（“佳兵”）这一章里，有一张图描绘了弓和箭制作的两个阶段。这张插图集中展示了武器制作中的质量检查：上方的画面在检查箭头，下方的画面在检查弓的承重，标题是“试弓定力”。画面上，一个男人提着一杆秤，弓弦挂在秤钩上，弓柄的中间系有重物（图4-7 ）。^[30]在文字描写中，宋应星这样写道：“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31]（测定弓力的方法是：可以用脚将弓弦踩在地上，用秤钩钩住弓柄的中点往上拉，直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称平，就可知道弓力大小。）这段文字描写了两个步骤，而插图上只画出了最后一个步骤。脚踩弓弦可以从总体上检验弓的稳定性，把弓拉开。要想知道准确的弓力数字——弓是按照这个数字来分类的，那么就需要挂上重物。文字只是大体上描写了测量的实际过程，而插图则显示重物是挂在弓柄上。估计这里使用沙子为测量重物，来确定弓的拉力。我们之所以看到文字内容与图画上所见不一致，也许是由于操作层面上有不足之处，比如，刻工的能力不足或者理解有误。然而，我们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图文不符的张力，只是因为我们的视角与宋应星的视角有所不同。事实上，文和图也可以涉及两个不同问题。宋应星的文字提供了对17世纪弓箭制作的描写，而插图则展示了富有意味的更多细节，来有效地表明在武器制作的质量控制中精确测量所具有的重要性。

图4-7 “端箭”宋应星在这里选择的图题“端箭”一词出自唐代张鷟（大约660—740）的《朝野佥载》，后来元代诗人马祖常（1279—1338）曾经将该词用于诗题上，即《题明皇端箭图》。这两处文字都在表明，统治层有责任了解并能很好地使用武器。在图画的上方，一人正在让箭杆变得挺直，图画的下方一人在测试弓的拉力。《天工开物·佳兵卷》

在对插图进行分析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对于那些今天的历史学家可能感兴趣的问题，宋应星却语焉不详。比如，在关于瓷器制作的一节，他在描述陶工完成各自的工作时，使用了不同的比喻图景来阐明生产需要的多重步骤。宋应星对这些画面的安排，并没有按照时间上的顺序来进行，也不涉及协作的形式。这些文字只声称要完成每个产品，“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法来表明，这样的工作是如何组织完成的，是需要72个人还是72个步骤？如果一个制作程序需要三个步骤，插图中也同样不画出来这三个步骤或者三种劳动分工。然而，如果说《天工开物》的插图对工作过程的解释是模糊的，其对社会身份的不同标志则显示得非常清晰。在制作陶瓮的陶工中，只有一人戴着帽子，有疏落的胡子。另外的两个人正在做简单的工作，比如给陶瓮加把手或者制作碗的陶坯，他们都光着头，简笔线条勾勒出来的样子看起来也年轻很多。宋应星在这里表明，有难度的工作是需要经验的，是由职业中处于等级较高位置的人来完成的。尤其是当图画中出现精心安排的人群时，宋应星采用高地位的标志性记号，按照他所处时代的常规表明地位与工作之间的关联。在另外的一些图像中，构图中人物的位置还额外地强调他们所具有的等级序列。在《天工开物·五金》一章中，一个学者打扮的人站在画面的主导位置上，和旁边的几个人一起站在炼生铁时装铁水的方塘旁边（图4-8 c）。^[32]

尽管《天工开物》的插图在内容上是独有的，它们的画法风格因素却遵循了当时的惯例。宋应星在文字中描写某种特殊工具之后，就会在插图中展示它们的应用，他采用的这一传授手段与王祯《农书》所采用的方式非常相似。^[33]这让我们能够破解每一张插图后面的最初目的。然而，只有当我们看到图像的总体安排时，才能领会到宋应星的方法中所具独特之处。在关于武器这一节，宋应星将武器应用的视觉化与极度图表化方式成功地结合起来，将整个大炮展示出来，接下来便对不同组成部分进行细致描写。这个系列六张插图（其中一张占据双页面）系统地描绘了火器，将读者导入这一话题领域当中：从概述入手，而后进入图像上的细节。第一张图上显示的是西人的毛瑟枪（鸟铳）如何击溃敌人，而后展示的是大炮的细节。读者从标题中可以知道，这里描画的炮弹武器被称作“万人敌”。画面的设计让人感到，这种武器能够有效地结束围城、攻破城墙、击垮骑兵，这些都在文字描写当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千军万马，立时糜烂”^[34]）。这一组图以不同种类地雷的示意图结尾。清楚明白似乎也是宋应星的一个目标，因为宋应星系统性地给每一幅图都加上标题，如果画面显得太抽象的话，他也会加上相应的解释。为了说明武器使用的目的或者解释比较抽象的功能，他也包括进来一些细节以及较长的描写。宋应星也将这一风格应用到《谈天》当中，他用来阐明自己关于日月食设想而粗略画出来的太阳和月亮的运行状态，都仔细地写上相应的命名和名称（见图4-3 ）。

宋应星在文字描写之后添加的图表和图像，采用了一系列被认可的主题、修辞策略和方式——这些方式让读者感到里面展示的内容可靠，相信图中所提供的信息。对技术特点他采取如同身临其境般的描写，这唤起人们的熟悉感，让人觉得那是可以被接受的内容。这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劝说策略，用来强化核心论点。在这一对织机进行描写的个案中，其论点是关于“治”的概念。他的图像并非简单地去记录在观察技术过程中所能见到的内容，其目的在于让知识变得可见；也就是说，借助于观察性探究变得可以理喻。在这个意义上，宋应星的图画也需要受过训练的读者，正如对现代科学图像进行分析也需要受过专门训练一样。^[35]当宋应星在指责学者们无视织机这样的事情时，他也同时指出了什么才是观察事物的正确途径，在强烈地要求同人们去承认“物”与“事”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将《天工开物》中的图像看作一种策略性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些特别选定的图像内容与文字性解释之间存在一种饶有意味的关联。如果我们对《天工开物》中的插图——在对技术感兴趣的现代读者的眼里，它们显得多少有些可笑——仔细深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天工开物》的图像叙事后面的策略性设想：这种解读可以回溯到宋应星在《论气》一文中提出的理论。详细解释可以在哪里找到五种金属——金、银、铜、铁、锡——的《天工开物·五金》一章，包含了四个图像系列来描述这些矿物的生产，从找到原材料到其熔炼过程（图4-8 a—d，图4-9 a—h）。每个系列里的第一张图都首先描写了正常情况下出矿石的地理条件，从而进一步阐发宋应星的理论推测，即矿石的出现有赖于“气”的生成性力量。在宋应星看来，金和银的矿石要求有罕见的“气”的混合条件，这只能发生在地层深处，如果在地表的话，那么就只能在非常边远的山区。与金银形成对比的是——宋应星在文字描述当中也强调指出，那些不那么有价值的金属在人迹易达的地方也能大量出现（“所在有之，其质浅浮土面”^[36]），在平原或者丘陵上都有很多，不会出现在高山上（“繁生平阳、岗埠，不生峻岭高山”^[37]）。

图4-9 a—h 金属的来源这一系列包括了四幅双版图（本页和下一页）。

上图a和b的题名是“开采银矿图”。人们在高山环绕的河谷当中挖掘和收集银子。在这两幅图中，“银苗”都被标记位于河床上。《天工开物·五金》

图4-9 c—d 融礁结银与铅

图4-9 e—f 将铅从银中分离出来

图4-9 g—h 对银的纯化

与这种理论设想相符合，涉及铁矿石加工过程的插图系列中的第一张所展现的画面便是山脚下、小河旁。画面上一个人正从地里捡拾铁块，而另外一人正在用犁耕地（见图4-8 a）。^[38]这一图像强调的概念是：铁矿石产自五行当中的“土”。这是中国自然思想中的一个理论性概念，而常人往往将其理解为物理意义上的现实。宋应星在文字中所言的内容，正是耕犁图画中所意指的内容：铁矿石如同植物一样是种在地里的。如果赶在雨后用牛犁耕起田土，几寸深的土里就会找到铁矿石。在耕种之后，铁块还会每天生长，总也用不完：“乘雨湿之后牛耕起土，拾其数寸土内者。耕垦之后，其块逐日生长，愈用不穷。”^[39]宋应星在多处文本中使用了“种”这一词汇。在他的文化当中，这并非罕见。比如，“种盐”这一用法相当普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完全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概念。他所理解的金属生成，与植物的生长具有完全的模拟性：能够生长，能够繁盛，二者都是从“气”到“形”的转换。这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解释模式和原创性理念。宋应星也许听说过，在某些地区农夫们可以从田地里找到生铁块，而这条信息正好与他的理论相符合。他向读者解释说，作为五行当中“土”的产出，铁矿石如同植物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理论和实践在宋应星的知识生成过程中是如何走到一起的，这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在对宋应星的理论构想进行一番总览的基础上，我要让读者看到，宋应星如何将他的理论设想、观察性的经验、实验、归纳理性与文献注疏的学术传统组合到一起，来理解他周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