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探求的修辞：文本与经验

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其与几何？

——《天工开物·序》

如果乘船在夜色中来到明代的瓷都景德镇，人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整个小镇就如同一座余烬未息的大火炉一样，上百个大小瓷窑发出灼热的红光，闪烁在幽暗黑夜当中。以人力或者水力来驱动的捣杵，正在研磨来自镇东山上的高岭土。土尘升腾着，覆盖了山谷。小船将方块土运送到镇上的瓷器作坊，土块在那里转化成精美的瓷器，让这个小镇因此而名声大振。这些涉及运输的相关信息是《天工开物》中提及的。也许，宋应星在进京赶考的途中遇见过这些船只。我们也能推测到，他也曾经亲自去过瓷都景德镇。

到过景德镇的宋应星，也一定会看到大型厂房以及狭窄而拥挤的小作坊，在这些地方汗流浃背的力工和有着高超技艺的匠人一起劳作，生产那些被皇帝和达官贵人们如此青睐的物品。在路上，也许他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景观：因为采土过度地表遭受破坏，地表完全见不到植被，道路被往来的独轮车压出道道深沟。这样的景象曾经让他的同时代人，比如艺术收藏家和官员王世懋（1536—1588），感到触目惊心，类似的印象也令19世纪一位传教士的儿子美魏茶（William C. Milne，1815— 1863），为之动容。然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只专注于单纯的与生产相关的事实，而不去关注对周围环境造成的人为毁坏。^[7]作为一位认真的工艺记录者，宋应星详细地描写了如何研磨原料、调和瓷土、制坯、描画、上釉、装入匣钵（匣钵为粗泥烧制的盒子状容器，为的是在烧窑过程中保护瓷器免于损坏），直到最后入窑举火。他还给最终产品做了分类，并以图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描述了陶轮和炉窑。这些他以自己的笔如此内行地转写成事实，使之得以进入书面文献领域的知识，他是怎样获得的呢？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早就强调，应该注意到观察者个人背景对其数据资料搜集所带来的影响。对此，我们还必须再加上一项：这些数据信息是如何被表征的，因为表达感觉经验的修辞方式在不同文化中差异非常大。在宋应星的个案中，这显得尤为重要。研究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基于他对工艺生产的兴趣将他看作一位“学者-实践者”的完美典范，认为他与他所描写的内容直接打交道。然而，只有当我们在他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他的修辞方式解码时，我们才会知道他的方式方法中什么是非寻常的。无论在前现代的中国还是欧洲（或者其他任何文化）当中，实际介入的可行性，以系统性探索的方式对物品分析都受制于专业领域、内容和时尚。比如，宋代宫廷天文学家更热衷于计算而不是观察。沈括这位博学而且精通天文学的科学家就对这种偏见提出批评，认为他的学者同人们不去应用经验性探索方式，这会让这个时代的天文学知识受到损害。^[8]道教的炼丹家们也在激烈地争论他们采用混合、蒸馏、提取精华等方法是否能直接通向知识，或者采用理论模式的方式更为可取。^[9]农书的作者们在涉及种植方法时几乎总是在考虑实践经验的必要性，而那些致力于茶叶生产和花草植物的人似乎在文本文献和实地研究之间举棋不定。^[10]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都是这些人自己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很难依此断定，这些文人是真的做过汗水淋漓的实验呢，还是他们不过是在屋檐下的凉台上坐而论道而已。

如果我们考虑到学术话语和哲学话语中那些复杂精密的修辞方式，尤其是中国17世纪的那个复杂世界，情形就变得复杂多了。在晚明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为自己获取知识的方法所采用的正名策略是常有变化的。这些策略掺杂进社会政治目的，并往往对其屈从。当一种修辞方式得以持续之后，真正的实践才会接踵而至，反之亦然。17世纪初的学者显示出对扩展感官性和体行性知识探索方式日益增加的兴趣，不光将其视为知识探求中文本研究的补充。他们要去“见”“闻”“遇”“验”“试”。有些人系统地去探究“象”“物”“事”“务”；另外一些人则声称，他们出于偶然而进入自己的兴趣对象。有些思想家离开书房，去查验云朵和树木；另外一些人如王阳明则将实践活动解释为对自我沉思的呼唤，是在研究自己的“心”。读书人解释他们如何去“实践”获取知识这一活动，但是却没有为此提供任何查证。因此，实际上的知识探求可能仍然是一种心智活动，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心智”（mind）是普遍真理的所在地。

宋应星时代的一个通用知识修辞方法是，一位学者标记出自己的思想领域，借助于用语上的区别以及引用经典和前人著作来给自身定位。之后，学者通过与其他思想家或者文本相连接的手段来对这些提及到的文献给予独特阐释。当时最为通行的话语是“实学”或者“格物”。宋应星通过《天工开物》这个书名，将自己的著作与“开物成务”联结在一起。然而，他特别谨慎地避免从哲学意义上讨论他的求知方式，或者将它们与其他思想家连在一起。宋应星的文人社会政治背景表明，他把在学术传统中探求感官经验看作学术训练的一种方法。正如他在《天工开物·序》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物”与“事”都需要先被看到、被听到，然后才能被真正理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然后才会有意义。宋应星在这种上下文的关联中也通过引用经典指出，学术实践中更多的是记忆，而非观察。直接介入的目的在于，学者能够遇到他们在阅读、在“过目成诵”中看到的东西。宋应星的引文表明，在他看来，对事物的领会（“识”）是通过在行动中看到知识是如何生成的，比如，通过观看瓷器是如何被制成坯、被烧窑出来获得知识。这也表明，在宋应星的设想中，或者“知”，或者“行”是先行一步的，而不是像王阳明设想的那样，二者是合为一体的。宋应星认为，如果“知”和“行”一体，那么就意味着，知识总是在被激活。他所处时代的混乱表明，这是错误的。宋应星得出的结论是：知识来自对行动的观察，比如技艺操作或者自然现象。在这一框架下，宋应星也赋予文本以重要性。他认为，书面思考可以引导一个人穿越展现在“物”中的规制，去阐明其本质。文本能激发知识探求，也是其最终的结果，因为知识最终是被格式化在文本当中的。然而，在涉及给予知识以可信性时，文本不能代替对行动的仔细探究。与行动脱钩的文本，也就是说不知道“物”与“事”是如何发生的文本，是会让人疑窦丛生的。因此，宋应星对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内容只是在验证之后才予以确认，才会将其内容作为事实予以引用。宋应星认可的例外，只有某些早期的经典如《易经》，他认为那里包含了一些本质性的真理。宋应星明确地不赞同自宋代以降、一直延续到他的生活时代的考证学，他完全无视几个世纪以来积攒下来的那种纯粹训诂性质的、基于文本的研究以及注疏文字。他感觉这种学术方法让真正的、普遍性的知识遭到玷污。对于充斥在17世纪学者生活中的那些日渐增加的文本知识，宋应星不屑一顾。在对于宇宙规制原则的理解中，他赋予对世俗世界的观察以举足轻重的地位。

前文已经提到，宋应星在写作风格上仿效宋代学者郑樵。郑樵最先在《通志》中采用的写作风格，后来被用于数量可观的文人笔记当中——我认为，宋应星的全部著作都属于这一文类（参见第一章）。^[11]宋应星也采用了这一文类中常用的笔法，为自己对经典性的前辈著作借鉴不足而深感歉意。“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12]（可惜家中太穷困了！想购买一些难得的书籍用于考证，却缺乏洛阳程氏兄弟的钱财。）我认为，宋应星的这一论调，是不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他在这里用“贫穷”这一惯常主题来对同行进行轻褒实贬。(www.xing528.com)

从表层来看，这句话清楚不过地表明，作者由于经济上的困窘而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并因此感到愤懑。从关联文本层次上看，如果考虑到宋应星的愤怒和绝望，这也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愤世嫉俗的批评：有天才的人不需要物质资源，因为他们的知识是天生的，他的行动足以让自己的道德显露出来。宋应星正在表明的是，他的目标是可堪与过去伟大历史人物相提并论的。同时，他在指出自己的境况与这些历史巨擘有不可逾越的差异，这是在为自身的不足找借口。

宋应星提到“洛下”，是洛阳在3世纪时的古名。洛阳是“程朱学说”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兄弟的出生之地。宋应星的同代人自然会马上从“洛下”一词联想到程氏兄弟所代表的那种讨论哲学问题的学术传统。“程朱学说”代表了明代学术培养的正统路径，而宋应星的族谱表明这一传统对他本人也非常重要。他在这里嘲弄那些有幸获得大量解读原创哲学家的备考材料的人。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一切辅助手段——读本、私人辅导教师、推荐信，来帮助他们通过科举考试。但是，实际上这些人的研学是肤浅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做法：在行动中看到知识。宋应星的说法，表达了他对以注疏文字来确立的思想脉络持有疑虑，而这正是明代学术的核心所在。在方法上，他追随郑樵。郑樵认为，一个人永远也不要盲目地追随文本。真正的学术方法，在于使用不同的感知渠道。作为一位观察者，人可以看、可以听。耳朵代表了言说的层面，其所获知识体现在文字当中；眼睛代表了可视的层面，正因为如此，图像是理解事物的核心所在。一个人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事物的用处（“明用”），才能确认事实（“核实之法”）。在此基础上，学者才能建立知识分类的方法（“部伍之法”），也就是说，将知识归类整理。一个人首先应该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和阅读，而后才能专门致力于某一特定领域。^[13]宋应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将观察与个人经验当成一种重要的知识探索形式。

“伤哉贫也！”这句话也透露出一种真实的状况：宋应星确实财力不足。但是，他的学者同人当中少有人会将这句话理解为他在渴求物质财富，因为对于学者这一阶层来说，大多数人会对此不屑一顾。宋应星在提及他的贫穷时，实际上是在言说他在道德方面的高洁（参见第一章）。在那些情操高尚的学者眼中，这会让他变得更加值得尊敬。这也是宋应星在《野议》中所要达到的效果，他在那篇文章中抨击了那些有钱无才的人。他言辞激烈地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提出指责：富豪之家为自己的子弟买来高位，而那些勤勉的、有天分的、不那么富裕的学者则被边缘化，让自己的学术贡献只限于当一位县学教习，正如他自己所经历的那样。^[14]他公开提及自己的处境，表达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愤怒，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情感卷入。他过着简单的物质生活，处于社会政治权力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他以道德上的清正廉洁和学术理想，而不是耕犁和犁铧，将自己武装起来以对抗命运。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还对无法与同人们一起进行学术讨论而感到遗憾，因为他“缺陈思之馆”。^[15]在表层上，这句话也提到了一个事实：他确实没有一个馆舍来让同代大学者下榻此处，来进行学术探讨交流。但是，这一事实陈述的关键点在于，他提到了“陈思王”。陈思王是后人对诗人曹植（192—232）的称呼，他是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魏武帝曹操的第三个嫡出儿子（曹植生前被封为陈王，死后谥号为“思”，因此被称为“陈思王”）。宋应星在这里提到曹植的名字，让一个如此这般的形象呼之欲出：一位具有诗歌天赋的帝王之子，带着满腔的热望要平定那个时代的混乱。曹植曾一度介入继位的权力斗争，但最终失败，因此为同代人所忽略。^[16]宋应星也许从中看到了自己也处于相似的境况当中，但是他也用这一个案来表明，学术讨论和文学上的精进都不足以平定政治上的混乱。宋应星在将自身与曹植连在一起时发现他这一时代的政治家们所犯的错误，他将自身的努力提升为公正而有序的经世之道这一传统中的一部分。

宋应星的族谱以及他本人的文字里，都小心地回避任何足以表明他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线索。甚至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事过农业活动——对所有的士绅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活动，正如任何贵妇都不回避纺线织布一样。宋应星的这一做法还是颇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天工开物》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以归结到这两类活动当中：五谷种植（乃粒）、衣料的生产（乃服）、谷物加工（粹精）、纺织品的着色印染（彰施），以及与此相关的油制品生产（膏液）和酒精饮料的发酵（曲蘖）。涉及农业主题的作者，在文中提到个人经验或者本人对农业技术的观察时，他们往往是在强调自己的美德。这也是一种批评当政者或者精英代表的形式：这些人不事稼穑，已经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耿荫楼（？—1638）代表了晚明时期的这一趋势。由于对自己只得到一个低级官员的任命感到失望，耿荫楼全身心致力于钻研农业技术，主张为了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应该实行“劝农”。^[17]宋应星回避去提出这样的主张，也避免表明他从事过实际的农业活动。这些情况也表明，他在《天工开物》中对所涉及的诸多领域提出的看法，并非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

如果我们将视线扩展到《天工开物》的视图修辞方式上，宋应星对农业价值的重视就变得非常显而易见。宋应星在这部部头最大的书中，集中地使用了大量图像，精确地用技术内容视觉表征来证实他的论点。在木版印刷中使用图像有其悠久的历史，这并非自宋应星开始。自从8世纪开始有木版印刷以来，越来越多的书配有图画，既为了让读者喜闻乐见，也出于装潢的目的。在诸多领域中，非言语类的文献都大量存在，天文学、炼金术、药物学、数学、有宗教性或者社会政治性内容的小册子。在王祯于1313年刊行了有大量插图的《农书》之后，农业方面的文献也开始利用这一方法所具有的潜力。

正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所指出的那样，王祯将言与图组合在一起的做法，吸引了从地主到政府官员的广泛读者，这有助于将农业知识提升为一个根本性的知识领域，让农业知识变得对农夫和对学者同样重要。^[18]16世纪初，随着印刷产业的第二次扩张和商业化，图像变成了一种能吸引新读者和市场的竞争性因素。在宋应星的时代，图文并茂的日用类书、仪式指导手册、关于医学与农业的著作、关于风水与神祇的论纲，以及装潢华美的小说、诗歌和笔记泛滥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这一新介质带来的实验，与关于“物”与“事”如何揭示知识、哪些知识探索形式是正当的等话语正好吻合。宋应星制作《天工开物》受到了这些推动力的影响，也许他对图像的使用才是这一现象中最重要的成果。宋应星沿着郑樵的传统，认为图像有其令内容活跃生动的一面，也能达到让人思索的目的，因此他富有成效地应用这一视觉表征手段，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论点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这种修辞方式表明，在宋应星看来，“观察”对领会和理解事物是具有核心意义的：研究“物”与“事”可以通过观察图像，也可以通过观察真正的实践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