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百体，赅而存焉。
——《天工开物·乃服》
年复一年，一到晚春季节，南方的佃农们就出现在田野里。他们或者使用耕牛来助力，或者完全依靠人力，来翻耕已经晾干的田地，准备种植第二季水稻。当耕过的地被打理成整齐的稻畦之后，各家就可以给田地灌水，在地里整齐地插上一排排秧苗。插秧后一个星期，秧苗的旧叶就会枯黄，而喜人的新叶子已经长出来，这让人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生长能力。在《天工开物》中，宋应星以文字和图画描写了这一被称为“耔”的过程，描述了里面的细节。图4-1 画面上展示的两个人，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他们用脚将秧苗根部的土踩实，让秧苗稳固。宋应星生活的地区耕地丰富，他一定多次看到过这些农耕图景。他对农耕活动的描写既是本质性的，也是世俗性的，包含着非常精准的细节。也许他曾经期待着水车踏板的踢踏声或者牛拉水车的吱呀声，会陪伴他的夜读；而后，也许他会渴望房间里一片静谧，好让他能专心地将自己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诉诸笔端。[1]
图4-1 “耔”：宋应星以图画来展示这一过程，因为他认为这对于转化过程（在这里便是“长”）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因而，他对类似“锄地”这样的日常实践和知识与水利工程等大事以同样的重视。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展示了宋应星的一些作为：他是一位降身去观察匠人的学者，在匠艺的实际操演中去辨识其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性原则。宋应星是如何来完成他自己的“知识生成”（knowledge-making），如何将我在上面这段开场白中描写的生产细节作为“事实”（facts）放入自己的著作当中，这是本章以及下一章要探讨的话题。这些讨论意在阐明如下问题：在中国17世纪关于物质效能与自然现象的文字描写中，引经据典与实证观察二者之间有怎样微妙的纠葛？个人经验、（假定的和实施的）实验以及量化，在其中担当了怎样的角色？这一章以考察宋应星在自己的视觉和言语修辞中如何处理实际观察为入手点，随后去探讨他在生成自己的知识时，如何去使用实践和理论。在这一章里，我将在两个分析层面之间往返，即宋应星的知识探求实践以及他在著作中使用的言说修辞方式，以此来揭示如下问题：中国学者自己如何去观察知识，以及如何让别人在自己的文字和图画中去观察这些（被他记录下来的）知识。
越来越多关于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研究关注到知识探求的实践和形式，以及在新兴共同体的文字话语中它们的功能如何。许多基于科学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著作，视这一功能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生成中变化与连续性的标志。这些研究让人们看到，当假说、计算方法、理性方式、实在依据获得和失去其有效性时，相涉的学科领域会形成或者被抛弃，专业知识领域会因此出现或者消失。这些情况也都出现在全部的中国学术文化当中。学者们往往从社会政治意义或者道德作用的角度来讨论知识之形式及其在共同体中的功能。16、17世纪的文献表明，这一时期文人关于知识探索的形式、知识评判以及知识表征等问题的观点有重大转变。面对生活中日益增加的物品和各种实际话题，大小官员和文人政客试图将这些话题包裹在精致的文字当中，后来也日渐增多地表达在图画当中。宋应星的概念方式与同时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哪些相似之处、哪些差异，这才是让研究宋应星的所作所为变得引人入胜的关键因素。(https://www.xing528.com)
如果将宋应星获取、保留、评判知识的个人策略与同时期英国的（知识）文化并置，那么，“文化因素”即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带来的细微影响就会浮现出来。当宋应星认为，人的“五官百体”对探究“物”与“事”至为重要时，或者，当他赋予某些题目以含义、通过“写下”事实和事件让这些题目进入自然哲学话语时，他的做法与同时代的英国同行并无太大区别。正如夏平（Stevan Shapin）和谢弗（Simon Schaffer）指出的那样，17世纪的（英国）自然哲学家们也用“事实”（matter of fact）来证实他们的理论。比如，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1627—1691）谨慎地集中于那些实验性的和可观察的“事实”，批评那些仅仅从思辨实验中生发而来的理论。[2]
玻意耳描写他之所见，而后给出理论上的解释，这与宋应星的做法一致。他们二人都认为，一个人的观点注定要有不断的修正和扩展。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文化主旨有所不同，他们探究问题的方式也并不相同。在玻意耳看来，事实反映了在一个人与上帝相对而立的世界中“自然”的永恒真理[3]；宋应星则认为，关于周围世界的事实揭示了宇宙规则的普遍有效性。如果对英国17世纪与中国明代学者所采用的方法和修辞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是两个带着精微差异的变异体，二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反差。
宋应星以提及古代（比如圣王，见第二章）来坚决主张要有直接观察和个人经验，并对他同时代人的观点提出批评。与他持有同样看法的，不光有他的同时代人如哲学家王夫之、政治理论家黄宗羲，还有英国的自然科学家如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后者是当时欧洲众多拒绝古典学派权威的思想家之一，他质疑古典学派断言的那些知识谱系关联，好像他们的教条都可以经由这些谱系与那些纯粹的、有效力的、上古的资料联结在一起。[4]尽管文化、传统和理念有所不同，英国的吉尔伯特、明朝的黄宗羲和宋应星都认为，后世学者带入古典文本中的错误（他们将这些人看作“抄写手而已”），只能通过个人对自然和人的观察才能得以纠正。这些来自两个遥远文化的学者，都受到社会政治不安定的冲击，他们都以类似的方式哀叹重要价值的失去以及他们同代人的无知。
当17世纪的中国学者如宋应星和黄宗羲加强对自然与物品的关注时，当他们将“信”（faith）置于个人经验当中，或者抬高感官与本能的作用之时，这表明他们所信任的是大自然和个人的头脑。这与像吉尔伯特这样的英国自然主义者的想法如出一辙。然而，由于不同的理念主导着他们的思想，他们所采取的路径有所不同。17世纪中国学者关于自然与文化的理念所因循的，是追寻秩序和一体性的各种理想，这与影响了近代欧洲早期的宗教话语正好相反（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国的学者，通过读书和科举考试而获得其社会地位，他们也将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强烈义务感与自身的求知欲结合在一起。这种状态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在书面话语中对知识的表征和评判。至于这一框架是否产生了限制性效果这一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于程度如何等问题还有很多有待讨论的地方，尤其是当我们将眼界扩展到知识生成的全部范围，并不让我们自己仅囿于那些我们以为对现代科学范畴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知识时。我们可以看到，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已经开始孤立地讨论自然的因素，经常越来越深地进入到一些现象的细节当中，如磁力与电的现象。在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领域以外，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们必须面对一种情况：他们对自己所说的、所发现的内容没了把握。他那一代的英国科学家们要找德高望重、值得信赖的人来当自己知识探索的见证人，让这些见证人以个人信誉来支持自己的想法，以此来确立可信性。他们也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和关于可信赖性的论说方式，也就是一套修辞手段，比如证据的可验证性、测度的精准性、查证程序的标准化准则。将视野扩展到新领域的宋应星这一代中国学者，也发展了新的探索实践，让旧实践获得重生。他们改变了知识生成的修辞表述，去观察自己的世界，在其中做实验；他们让自己的心智敞开，伸出双手去迎接满是“事”与“物”的世界。
知识内容只是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历史讨论当中的一个话题。在涉及自然、物质效用、观察实践和实验等题目中，中国书面文献中知识生成的修辞方式有哪些变化？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探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对思想家个人的生活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表明，他们面对很多可供选择的话题，在操控自己的选择时也有惊人的变通性。[5]原则上，宋应星对实证研究遵循的是11世纪那种以文献注疏为基础的学术传统，到17世纪时这一传统仍然是学术培养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宋应星的选择，分辨他在哪些地方坚守传统、在哪些地方对惯常做法予以拒绝，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在晚明的思想话语中，那些看似随机的或者日常的观察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是“见闻之知”，是对物品和自然现象带有目的性的检视（“观”），是对它们的亲历亲见，是对它们的实验和检验。晚明思想界关于“知行”的讨论离开了以文本为基础的方法，找到了发现事实、阐释证据的新途径。韩德琳（Joanna Handlin）注意到，到了16世纪末期，个人经验已经成为知识权威性的一个源头，如果说它还没有取代人们已经接受的看法的话，至少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补充。[6]她的研究将学者如吕坤、吕维祺（1587—1641）当成那一代人当中光芒闪烁的例子，这些人要求对每一个字都要在实存的事实中获得经验性认可（“体认”）。本书的前几章已经指出，宋应星在思想上将自己放置在这一趋势当中，但是他对同时代人的知识论说手段和方法有所批评。在《天工开物》中，宋应星以直陈事实的风格激烈地声讨道德哲学、社会伦理、审美趣味的正当性，而这些正是他的学者同人吕坤、吕维祺等为给自身努力而正名所动用的资源。在追寻确定性方面，宋应星极不赞同他们那种以文本为权威、考据和训诂的方法。他坚持认为，对事物的理解存在于实证当中，存在于从对一个人周边事物进行仔细探究而获得的事实关联当中。
宋应星转变同时代以及经典的言说风格因素，来发展他的观点并将工艺和技术提升为知识的基础。《天工开物》和《谈天》中的图，展示了他所在文化中的图像修辞方式。这些图像资料也表明，宋应星成功地将这种已经受到认可的表征方式与新内容结合到一起，来表达他的理念和构想。宋应星的文本描述与12世纪的历史学家、博物学家郑樵（1104—1162）那种平直的陈述事实的风格密切相连。郑樵主要从事理论上立论；而宋应星表述“物”与“事”的方法和方式则是，将对日常生活中事实和话题的描述置入挖掘普遍性规制框架的重大实践和思想活动当中，这是他在全部作品中采取的方式方法。我在这一章里采取的方法是，将宋应星的理论观点嵌入到我对他的观察方法的描述当中，并以这种方式向他的知识探求方法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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