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曰：人有十等，自王、公至于舆、台，缺一焉而人纪不立矣。大地生五金以利天下与后世，其义亦犹是也。
——《天工开物·五金》
在《天工开物·舟车》的开卷语中，宋应星赋予商人以人类文明中的核心角色，各地的人群、物产多有不同，正是因为有了交换和贸易才造就了世间繁华（“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贸迁，以成宇宙”[59]）。贯穿其全部作品，宋应星都因为看到“商贫于政乱”而对那个时代经济状况感到忧心如焚。他感觉到，对商人课以重税会有损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宋应星发出的警告是：必须得让商人们能从事其职业活动，保证国家之内和国家之外的货物交换。盐的贸易在宋应星的时代已经几乎完全转入到私营者手中，宋应星对此的态度很好地表明了他的理念：（假如官府撤掉管理和限制手段，）大盐商、小盐贩都会趁贩盐的便利，同时也运贩粮食。这种办法一旦实行，各地商人都会奔赴而来。用不了半年的世间，粮食就如同小山一样了。（“大小行商贩盐之便，仝贩五谷。此法一行，则四方之人奔趋如骛。不半栽，而丘山之积成矣。”[60]）
宋应星对商人的态度，与儒家对商人采取蔑视的态度形成直接对比。他认为官府应该向商人咨询，甚至应该通过制度性渠道将商人纳入国家经济当中，以便能让所有人从中受益。宋应星提出这样的初步设想，愿意与精通商业财务的人，共同探讨可行的治理策略：“世有善理财者，愿与相商略焉。”[61]宋应星对商人的看法，与当时正在出现的新趋势相一致：按照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观点，这一新趋势开始于16世纪，在此期间一股新的商人风气开始变得明显。[62]如果深入探究一下晚明时期社会在总体上对待商人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商人新风尚并非如人们一般所设想的那么不言而喻。实际上，当时的社会趋势是单维度的，它允许商人们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并不是受人尊敬或者不是人所渴望的。对于一位商人而言，要想获得社会地位，其唯一的途径仍然是成为一名读书人。[63]挑战了这种社会区隔的思想家汪道昆（1526—1593）或者前面提到的王源都算是例外（他们二人都将商人角色与文人官员所具有的作用等同起来）。商人们自身也在尽量地模仿文人官员的生活方式，他们让家中最有天赋的后代走上仕途，将家庭财富投入在购置田产上，以便至少能在名义上声称自己进入了最高的知识阶层、属于缙绅社会了。商人们在这样做的同时，等于严守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赋予学术知识以思想上超级优势。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再次确认了原有的社会秩序。[64](www.xing528.com)
已经有许多研究聚焦于一些私人著述，这些文字抱怨社会限制的消失，悲吟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溃败。从一位像宋应星这样走仕途不成功的读书人这一角度来看，富裕商人子弟进入读书人领域，当然会让原本不多的空缺职位增加竞争难度。学者们就算通过了科举考试也得花钱去买空缺职位，否则也得不到任命。面对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状况，学者们感觉到金钱的力量大于能力，一种危及家庭和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由此而生。他们像宋应星一样抑郁不乐，在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下层中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他们害怕，也反对社会等级序列方面有任何变化。从《野议》中，人们可以看到，宋应星几乎完美地代表了这种思想发展趋向：学者们承认利用商人可以带来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却更倡导传统价值而不是社会变化。宋应星认为自己是一位名声显赫的高官的后代，尽管他的宗族成为读书人世家的历史并不悠久；他感觉自己成了社会的牺牲品，而领导这个社会的正是一群低能而尸位素餐的官员，他们以不学无术、扰乱纲纪、行为失德为特征。他一方面承认商人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却因为他们带来社会行为上的改变而鄙视他们。百姓正在放弃农耕，不再甘愿过简朴的生活；人们失去了对思想权威的尊重，在寻找快速挣钱的办法；卖官鬻爵盛行；某些非官之人住在奢华的府邸，穿华丽的衣服。宋应星对商人的斥责，尤其是因为他们试图去模仿缙绅的生活方式，不服从那些规定他们社会身份的原则。[65]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应星所拒绝的，正是在李渔（1611—1680）以及其他处于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文人文字中所展现的那个世界：消费主义的奢华世界、文化上的光彩夺目以及创新性理念。[66]一些人因为社会等级序列松动而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宋应星便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他将这种局面归咎于学者同人的慵懒行为：这些人不去服务于社会，而是让社会服务于自己的需求。
在社会层面上，宋应星要推进一个传统理念：学者提出思想，百姓行使日常职责，商人让经济保持运行。社会秩序的安排由学者依据十个等级来进行。依据《左传》，在人的十个等级中，处于最高位的是“王”（1）和“公”（2），继之而来的是“大夫”（3），最底层的是“仆”（9）和“台”（10）（“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宋应星看来，这一序列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它的传统由来已久、能通过引经据典而得到证实，这也是宋应星与其他同代学者出现思想分野之处。这个序列通过十个系数来表明“天”与“人事”的关系：“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67]宋应星还将这一序列推及到自然界中的金属存量上：在大自然中，不同金属矿石的存在比率表明了自然现象中的普遍性秩序。在这一框架内，宋应星视底层为一个有效运行体系中重要的、让事情臻于完成的因素。尽管如此，他对睿智与愚蠢的思考正如对自然界中的金属存量一样，还是沿着量化的思考线路。尊贵之人罕见，正如金子一样；愚笨之人常有，正如铅锌一般。“贵者千里一生，促亦五六百里而生；贱者舟车稍艰之国，其土必广生焉。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68]（贵金属，大概一千里之外才有一处出产，近的也要五六百里才有。五金中最贱的金属在交通稍有不便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的储藏。最好的黄金，价值要比黑铁高一万六千倍，然而，如果没有铁制的锅、刀、斧之类供人们日常生活之用，即使有了黄金，也不过好比只有高官而没有百姓罢了。）
在宋应星的这段话里，规制展现在自然中，也展现在物质效用上。在这一框架下，作为读书人的宋应星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天人关系的思想阐释者。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宇宙、一个超出人力影响之外的理性系统，而社会、国家和人类文明是人的行为、传统、风俗和习惯的结果，是人在对“气”的普遍性原则做出予以遵守或者不遵守的情境选择时，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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