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的砖：匠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

砌城郭与民人饶富家，不惜工费直垒而上。

——《天工开物·陶埏》

现代南京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便是其完整无损的城墙。五个世纪以前，20多万民工和匠人将城墙修建起来，用来保护明代的首座都城。我们今天知道几乎每个管理官员的名字，也知道许多制作城墙砖匠人的名字，以及砖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烧制而成的。这些数据都被精心地刻写在每一块砖上。^[7]这给现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惊人的材料。这种逐一标记的做法是由明代的立国者朱元璋出于纯粹的实际考虑而引入的。它提供的信息，便于征税目的；在出现产品质量保证问题时，可以找到制作者；它也可以保证制作者得到公平的薪酬。修建南京城墙的砖，体现了匠人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宋应星的世界。在这一章的下一节里，我将首先从总体上勾勒明代官府介入技术活动的历史，然后采用苏州城制丝业和景德镇制瓷业的详细资料，来向读者展示中国书面文化以怎样的方式来反映技艺。如果我们对晚明时期官营生产点的历史和结构，对那些确立了学者、国家、手艺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在总体上有所了解的话，这将有助于我们将宋应星著作放置在其相关大背景中来理解。

明代的开国皇帝从统治之初就注意到匠人群体，让他们与国家密切关联在一起。他接受了最早由蒙元统治者实行的世袭匠户登记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匠户人家的所有男性成员及其后代都必须从事同一职业。朱元璋建立起一个在国家控制下的生产地点网络。陶工、币工、木工、织工都得在官营作坊中，提供一定时限的劳务来替代缴税。官营作坊的产品包括船、车、军队用的武器、官府活动时用的礼仪物品、朝廷给敌人和结盟者提供的商品和贡品，以及用来填充宫廷宝库的各种奢侈品。关于劳动力和工作周期、原材料、最终产品，所有这一切都有固定的官府配额。

明代以前的各朝代都满足于仅为宫廷所用物品建立专门的营造点，其余物品则购自自由市场，从一般工艺品当中选择精品。明太祖对农业和工匠的兴趣，是他在深思熟虑元代政府实行的管理方法后做出的回应。13世纪的蒙元政府，视物质发展优先于学术进取，然而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属于军事。这也意味着，元代统治者热衷于那些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帮助国家提高其权力的技艺。元代统治者一方面绝对看重工艺天才（在战争中他们接受工匠为战利品，留他们活命）；另一方面，元代在总体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利用技艺来为国家这一战争机器效力，但是并不推进技艺水平。元代引入了一种世袭制度，在平民和军队中征召匠人。^[8]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包括农业在内的每一生产领域都已经枯竭。明代统治者承认，蒙元政府对技艺的强调于帝国统治有所裨益，于是将技艺生产纳入行政管理结构当中。明太祖也看到以军队为取向带来的毁灭性效果，因而他将官营生产置于文官控制之下。

明代官府介入重要的技术领域如丝绸业和瓷器生产，其程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踏入工艺生产领域以后，明太祖将组织和控制的权力交给读书人而不是匠人，他用这种方式让学者与实用技艺连在一起，让匠人与国家连在一起。那些因为文字技艺而进入仕途的学者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组织工艺生产。读书人必须进入新求知领域，而匠人们还留在自己的老本行里：陶瓷技师继续踩蹬陶轮，手艺高超的织工还得继续弯身拱背在织机前劳作。在明代统治的整个三百年里，官员与匠人之间的官府管理纽带一直面临极端坚韧的考验。位于纽带两端的人，都在努力拉扯，让这纽带时紧时松，时而乱作一团、时而条分缕析极其清楚，这样的情形反复多次。匠人们经常以逃跑或者消极抵抗等方式来切断这一纽带，而学者官员们则被自己的理念绑缚。学者必须跨越这一知识空白地带，让这一体系运作以便服务于国家。到了15世纪，学者官员为保护大明先祖的伟大蓝图不走样，有时候要抵制势在必行的改革。但是，他们也得面对每天都出现的挑战，这经常强迫他们找到一些新办法，才能完成任务和目标。一方面传统需要去维护；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必要性也需要去面对。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张力，典型地代表了16、17世纪学者精英对于技工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所持的观点。通过分析官营与私营工艺生产的关系，我们可以追寻其主要的转变。

最早的官营作坊都建立在该行业传统的生产中心，官员们可以找到当地的专业人才。^[9]丝织业官营作坊主要位于南直隶、江南和四川地区，陶瓷业则主要在江西省。明代初年官营作坊的运行毫无障碍，这表明了官府和私人都乐于面对这种健康的共栖情形，彼此能从对方的活动中受益。官营作坊利用私营来完成自己的定额目标，而私营作坊也愿意每年补充官营作坊的生产，并从中获得稳定收入。官府对于私人作坊提供的基础设施也予以积极支持，以利于生产能够进行并有所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介入工艺生产管理中的学者官员意识到，他们——作为明代宫廷和国家的代表者——对匠人的依赖要超过匠人对他们的依赖。他们学着在两个角色中去面对这种挑战：作为官员，他们以严格的组织控制来回应；作为学者，他们以学识上的见解精深来回应。明代的学者精英们将艺术和技艺纳入自己的领域当中，对匠人则干脆瞧不上眼。

开始试图将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扩展到原本没有生产能力地区的，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1360—1424；年号永乐，自1403年开始）。此后几十年的情况生动地表明，创新性技术的扩展是一种需要精密契合的业务，如果单靠行政力量来推进注定只会遭遇失败。在随后的这个世纪里，官员们面临的挑战是，维持这些刻意而为的生产网络。这经常需要很大的财力花费和巨大的人力投入。丝绸生产需要不同匠人群体的合作、适宜的气候条件、原材料生产领域和最后加工领域之间保持精致的平衡。大多数传统生产地区以外的作坊，从来没能真正投入生产。与此同时，明代那些建立在传统中心的丝绸生产作坊却得以继续繁荣。

关于工艺生产的官方文献能够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出色描写进行补充，但是这些文献的记录也受到某些考虑的左右，大多数与宋应星的考虑有根本性不同。在官府控制的工艺领域，如丝绸和瓷器生产，文献记录也是最为完备的，因而也是最能显示这些文献的特性的。在总体上，这些文献之所以形成，是出于行政管理上的目的。官员们记下了事实和数字，他们仔细地汇编订单、订单的执行以及发货的详细情况。尽管官员们没有直接反映工艺领域日趋增加的专业化、手艺人的技艺情况、他们的社会角色如何等信息，但是，这些文献从进出账的角度提供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在偶尔情况下，官员们也会对推迟发货或者缺少人力表示不满。在怨言之后，他们也会写进基本的，但是精确的、技术上的解释，或者那些在经营管理背景下关于原材料、劳动力、机器等的量化信息，以此来显示地方官员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官方文献中的这些不满，正如洒在一张洁白无瑕纸张上的一摊墨迹，这会改变我们对这张白纸的看法。白璧无瑕的官方记录，要作为一个体系的运行证据，表明这个体系的运行如同一块瑞士精工表一样毫无阻碍。不过，这种印象源于一个事实：地方官员回避给朝廷写备忘录，以逃脱自己会遭受渎职追责的可能性。或者，即便他们将自己的不满诉诸纸端，也会将事实和数字予以理想化和操纵，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10]

这些备忘录表明，在有了朝廷，尤其是内廷派出的太监干预之后，地方官员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地位。到了16世纪末期，这种显露出来的不满程度日益增加，历史学家甚至视此为行业衰落的标志。^[11]然而，如果研读涉及技术进步、质量或者产量的详细资料，或者看一下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产品，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难以成立。^[12]这些报告主要提出，对不能满足短时间内提供更多产量或更高要求的产品（加派或者“佥派”）要予以谅解。实际上，这些报告也以另外的方式证实了这一行业的生产能力：一般说来，地方官员甚至在困难的条件下也有能力输送宫廷和官府要求的产量。对于更高质量、更大数量的特殊要求，总是可以做到的（尽管有时候是以牺牲常规生产为代价）。的确，位于明代中国最繁荣中心的江南和南直隶地区的作坊，完成定额似乎完全没有问题，它们也能马上（或多或少地）解决大多数困难。

在传统的丝绸生产地区以外，并非所有官营作坊都是这种情形。这表明了国有制造业与地方手工业合作的情况。但是，有关这一合作的历史记录非常稀少，这又可以被解释为，地方官员害怕因为如实地记录而受到追责。地方官员的责任在于把握当地的局势。于是，在官方文献里，官员们构建了一种两个独立部门的理想：顺利运行的官营生产，私人作坊有着少量的贡献，或者单独的匠艺大师为官府服务。这些官员本人或者他们的同人著述编辑的文献数量越来越多，这些文献表明，到了16世纪中期，几乎在所有领域、所有地方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作单元并行存在，一些在官府的掌控之下，一些则由私人业主在经营。官营的“苏州织染造织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官方的资料和私人资料对此都有很好的记载。自10世纪以来，苏州就是一个丝绸生产中心，部分得益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苏州位于一个经济繁荣地区的中心，这里有茶园、稻田、棉花、奢侈品生产的工厂，官营作坊对原材料、服务，以及人力的需求长年都能很容易得到满足。^[13]

苏州织染织造局的情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可以说明多种因素如何左右历史文献。在官方的行政归属中，苏州织造局归地方行政管辖，太监监理，因为它拥有高水准的专业品质，宫廷里的太监会定期来收走全部产品供奉宫中使用。它与国家权力核心有密切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关于它的结构以及各种缺陷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管理部门中汇集形成的信息。工部和户部得到的报告是一份粗略的，也许经过美化了的关于劳动力、建筑物和管理人事的报告。由此我们获知，这个机构雇用了25个行当中不同级别身份的1705位匠人。地方文献就详细多了。一旦由于需求调整、损坏或者其他理由而要对织造局进行重组或者重新规划，地方官员都汇编关于这些改变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也可能是负责人员调换岗位带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履新的官员经常会重述先前情况、收集在当地发现的档案材料、报告任何新进展。作为官府建筑物，织造局有一块纪事石碑，通常立于门口或者在院内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做法，适用于主要的建筑、桥梁和庙宇。这些碑刻内容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记录了重要的细节，代表了当时特有的看法。实际上，它们可能比其他资料更有价值，因为它们的文字被刻进石头里，不可以被修正、被重写，而许多其他形式的记录则存在被改动的问题。苏州织染织造局的一块石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1647年（顺治四年）这里有173座提花机，分别放置在6个机房里。这块特殊石碑上还刻画了机房和官署的分布平面图、一份管理机构一览表，这些内容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递交给上级的官方报告中。这个图式（图3-1 ）似乎兼具展示性和文献性的功能，还能让光临此地的官员对织造局有一个空间上的总体概念。

图3-1 苏州织染织造局顺治四年石碑拓片。该石碑原立于苏州织造署，后移入苏州文庙内的苏州碑刻博物馆内。拓片完成于2009年7月，在本书中的使用得到了苏州博物馆的惠允。

地方管理文献和碑文中有些丰富的细节，是在个人（比如宋应星）的著作和记录中难以看到的。但是，无论从现存的碑文还是在管理报告中，我们都找不到织造局内工作安排上的细节，也无法从中了解到工作环境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织工们需要使用一种带有花楼的“提花机”，这样才会有最出色的产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报告里提到，织造局在哪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提花机，是谁制作了这些复杂的织机。况且，对173台提花机负责的当地监管人也必须考虑到，机工和机花子即坐在花楼顶上拽经线的人，这二人应该能够彼此应答以协调动作。在织造复杂图案时，机工和机花子就需要通过高度复杂的唱歌形式来应答。要想有好产品出来，二人的动作必须同步。如果173台织机都放在同一个大厅里，那么机工们被迫在不间断的织机梭子声中交流。类似这样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可惜我们无从知晓。(www.xing528.com)

在瓷器制造业中，如何组织管理用工的记录要好于丝织生产领域。明代官营的瓷器生产在江西景德镇。在相关的资料中，无论私人记录还是官方文献，都普遍强调高度分解化的生产过程。有些人指出，这一制作过程与韦奇伍德（Josiah Wedgewood）所说的18世纪流水线很相似。^[14]分解性生产要求更多的组织性工作，因为每一步骤都必须与它在总体中的功能保持协调。这种做法使得繁复的专业技能和复杂动作可以分解为简单的单元，任何人在接受少许培训之后就可以完成其中某个单元的工作。这就使得官员对匠人个人性技艺的依赖大为减少。反过来，小型（技艺）单元的专家们可以对用工需求做出更灵活的反应，可以制作更多不同样式，也可以互相借鉴着一起做不同风格的同类产品或者参加不同项目。如果管理精良的话，丝织业和制瓷业这两种运作方法都有可能获得高数量、高质量的产品。

但是，文化上的特权属性又决定了任何一种运作方法都不会以现代意义上的批量生产为目标。明代皇帝和明末的商业化社会看重特制风格，对别致性的要求超过同一性。从最大到最小的作坊，官员们采用模块化生产，让生产步骤同一化，对从业者的技能和知识进行掌控。^[15]一旦生产和销售达到了一定水平，分解性生产和小组（合作）就注定要求官员们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原则。因此，让官员们处于生产过程核心位置的，是他们的管理技能，与他们实际上对某一工艺拥有多少知识并不相关。

我们可以设想，在有丝织和瓷器生产的沿海地区与四川省的明代大工业城市中心，官府对技艺行业的介入，都会让地方官员无一例外地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受到影响。税务收缴和运送必须进行，原材料经过他们主政的地区，一波一波的短期应招匠人聚集在街头和市场上。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进行当中，他们还必须维持社会秩序，保护道德不太受物质上声色犬马的侵害。

在宋应星的生活时代，匠人被纳入官府管理当中已近三百年了。学者们在明朝开国之初对匠人匠艺形成的态度，也随着后世统治者对匠人约束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着调整。宋应星早就有进入仕途的设想，他也一定对这些未来的管理责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义务有所了解。明太祖的规划确实显得很美好，几乎对每一种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应对措施。这一体系的核心基石便是固定的供应和需求配额。这一计划通过税收和沿固定线路的运输来保证原材料和劳动力。世袭职业户籍制度可以保证工艺技能不间断地进入官府掌握的制造业当中。可是，明代的开国皇帝会那么天真，竟然以为匠人后代不会超越这些限制？他真的会以为，那些迫不得已而劳作的匠人与那些为了自己的钱包而自愿从事劳动的匠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有同样的质量吗？事实上，明代的第三个皇帝即永乐皇帝已经开始在1403年修改定额，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给出新规定。从1573年起，在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朝廷几乎每年都要宣布补充定额，以满足其对奢侈品日渐增加的需求。这些需求增加的数量之大，官员们往往难以完成任务。

面对不得不征召更多匠人来完成任务这一挑战，官员们一开始采取的办法是官府压力与公平的劳务报酬结合在一起。当生产压力增大时，官员将负担转嫁到匠户身上；当匠户的义务日渐增加时，他们开始痛恨这种世袭制度。每年应召进入官营作坊服劳役，对匠户来说都是经济负担，哪怕他们可以得到相当公平的劳务报酬的保障。但是，应征官府差役会引起自己作坊中人手不足，让他们一年的辛苦劳作入不敷出。如果匠户家的儿子不幸手艺不好，他们就只好花钱雇人替代应差或者交罚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时，在籍匠户就只好卖掉自己的财产和家当。有些匠户甚至连自己的房屋也失去了，成了法外之人，或者说变成了逃户或者流民。

官营制造业依靠对匠人施压来确保质量，而压力恰好对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负面效果，由此官营制造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官员们不得不在先皇的规划、后世皇帝的要求、消费者的需求、自身阶级的利益等诸多方面之间找到平衡。在丝织和瓷器行业里的“供应机房”这一机构设置中，他们找到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供应机房”这一机构的目的，是用来填补常额岁造或者用来应对始料未及的不时之需。一旦在籍匠户劳力都被征用完毕，官员们便会在“供应机房”中征召全国最优秀的匠人来生产高级产品。在明代皇室墓葬中发现的丝织品以及漆器等物品，都是在这些“短期作坊”中生产的。^[16]这些机构不受产量额度和财务费用的限制。他们之所以能达到最好的质量，也是因为他们能选择行业内最好的匠人来采用最精良的技术产出最有创新性的产品。

1531年，在明世宗统治期间，明代政府和朝廷力图从制度上入手来解决面对的困难。明政府对从前的生产定额、赋税种类做出不同的改革：在所有行业、所有机构当中都改为全部使用银两来支付，也包括那些从未有过良好的生产状况、从未高效运行过的地方作坊^[17]，而以前通常是以丝织品来支付的。这一政策改动，对那些中央和地方所属的官营作坊不产生影响。许多地方如苏州和杭州的私人作坊，则从中受益良多，因为作坊主和自由织工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生产高质量产品，他们不必再被那些非正式的灰色要求而榨干血脉。

当官府在放松对匠艺行业的控制之时，匠人群体开始将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不同形式的联合体，以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安全屏障。^[18]位于丝织产业核心地区如苏州、嘉兴、杭州的地区所属作坊，以及位于南京的中央所属织造机构几乎一直依赖于当地匠人（住座匠，存留匠），这些作坊雇用劳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丝织品。这些官营作坊的需求，有助于在丝织贸易中形成特产市场。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瓷器、细木工和漆器产品的贸易中也会出现同样情形。经由包揽人/代理人的“领织”制度，也是行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套代理人体系促进了公开劳务市场的发展，扶植了私人去获取原料、专业劳动力、销售终端产品的活动，给作坊主带来更多的自由。与欧洲行会制度不同的是，中国匠人的组织是基于地域，而不是以行业来划分的，这与当时普遍出现的地方主义趋势相吻合。^[19]然而，匠人组织的地域性特征，也可能是匠人身份世袭制度造成的结果：通过户籍登记和纳税制度，每个手艺人都与他的家庭根基，也就是说与他的来源地绑定在一起。

现有的研究表明，在清代，组织匠人联合会的人经常会成为该领域的职业性贸易代理人，比如在棉花生产领域。这一新发展的根源在于官府代理人体系，这一体系对匠人专业技能的认可强化了匠人的职业身份，从而导致了在城市中心出现了匠人的劳动力市场。自16世纪50年代以后，官员和官府越来越淡出工艺行业，他们对私人经济、作坊、匠人和商人各种活动的控制更多是通过社会手段和宗教手段来实行，而不是通过行政机构上的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手艺人群体或者官府不再理会销售和营销，将这些工作留给商人去做。^[20]比如在丝织领域，保证定额数量这一负担从官员转到了商人身上；在盐业领域，官员们也开始推崇祭拜当地财神的各种宗教-伦理信仰。经营管理方面的任务也交给商人：他们现在要负责组织生产，并将货品运送到全国。^[21]货品的流动性是明代这一期间的另一大特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商人连接南北，将很远的西部地区也看作自己的商业范围。我们从消费者王镇（1424—1495）的相关信息中了解到，他对于京城市场上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货品感到非常高兴。^[22]这种情况与宋应星对商人经商范围的描写相吻合。

旅途见闻也是明代学者所拥有的第一手经验。那些通过读书而获取仕途的人，从年轻时开始便背起行囊行走在路上，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各种考试。一旦考中获得任职，也往往会被不断地调往新职位。在旅行路途当中，这些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商人和匠人。应召服役制度让匠人们成为行旅街景中的常规性组成部分。这种匠人的流动性与出现在欧洲近代早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欧洲，政治上的分化，使得欧洲各国竞相去赢得工艺专家和工程师；而在大明王朝的辽阔幅员内，这种争夺匠人的情况并不明显。在全国各地，那些依据职业登记在籍的匠人每两三年就得上路，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在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游走的匠人是中国行旅途中和主要城市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甚至在劳役税被废除以后也是如此。苏州的木工前往南方，到福建沿海的船厂工作，或者在那个地区正日益发达的商业刻书业中找季节性的工作机会；天分出色的织工能在私人作坊中得到聘用，或者被官营作坊招去完成特别的任务；玉雕工来到扬州城著名作坊里工作，以便让自己的技艺变得更加精湛；来自四川的榨油工生产的灯油和蜡烛等产品，被富商们发送到沿海的市场上。在一个地理面积超过欧洲的广大地区，从南方的广东、北方的蒙古直到中亚平原，手艺人迁移往来，定期地聚集于江南和南直隶地区的繁荣都市。在宋应星经由景德镇向北前往南京或者北京去应考的途中，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匠人，尽管他可能会选择更好一些的船舱，住更舒适一些的客栈。

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的报告都提及让匠人流动的官府措施，其目的在于去完成短期的任务，或者去传播和扩散技术知识。这些材料很少能让人知道，这些强制性移民是否持久或者这些知识技能转移措施是否成功。然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全职匠人非常坚决地拒绝移民，就如同从前那些半农半匠人口一样——这些半农半匠人口被绑定在土地上、匠艺工作只带来补充性收入。匠人们虽然人在旅途，但是，他们的世袭身份以及经济的、个人的原因阻止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流动。专家型匠人根本不愿意离开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在那里全年都有不同的工作机会。哪怕官员以重罚相威胁，或者以额外报酬相诱惑，“南匠”仍然经常拒绝来到中国北方的京城。^[23]

明代国家和社会中的模糊性，隐晦地体现在户籍登记制度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当中。在官营体系的用工和赋税问题上，手艺人是依据行业被区分和被征用的。然而，在国家的强制规定下，行业的传承保持在家庭内部。明太祖的规则一方面认可并细致地区分某些领域内（如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的不同职业工种；另一方面，匠人与地域以及户籍登记的深层关联又严重地阻碍匠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家庭纽带之外任何群体性身份认同的形成。这种模糊性映射并解释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明代书面文献中，文献的作者对匠人行业的认可非常不充分。学者的记录强调本地社会角色与技艺之间的密切关联，其展示的理念是：技艺成就与家庭道德连接在一起。造成这种看法的因由和源起，都在于这种含混性。匠人们力争找到新的技能培训方式，或者新形式的集体组织，但是他们总是被拉回到自己的社会纽带和源起地去学习技艺。即便有人外出旅行，在新师傅那里学习技艺，也无法留下来将其付诸实践。学艺只限于父子关系。匠籍登记制度让匠人移动，但是禁止他们改变身份或者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搬迁到他处，而获得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逃避这些强制性义务的人便成了在逃者。一旦他们加入到流民队伍当中，他们便成了流浪汉，与那些赤贫的农户和佃户佣工没有区别。在研究者这里，他们的匠人身份因此被遮蔽起来，正如大卫·罗宾逊（David M. Robinson）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24]

国家权力和管理结构控制行业与所在地、家庭和匠人知识之间的联结。这些控制的形式给学者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他们一方面承认实用知识对人类文明具有潜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对它们的认可程度，无非是将其视为一种认知隐喻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明代学者宁可守护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壕堑，而不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学者们在自己的学术文字中对个人技艺显示出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可以被看作一种保卫自身立场的策略。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宋应星对匠人工作的态度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完全相符合。不过，如果我们就此以为，这些学者对工艺、技术或者手艺人的技能根本不感兴趣，那便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元璋将制造业纳入国家掌控之内这一做法，对明代学者思想产生的影响：它影响了这个时代关于实践知识与实用性行动的哲学讨论，影响了关于人的技能与天赋的综合性讨论。正是在这种对技艺知识有查验兴趣的氛围中，宋应星显示出他对技艺的兴趣，展现了他对匠人技艺和学者天赋、实践者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及其与学术研习的关系等问题上的态度。当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细说如何处理原材料，或者指出哪项任务要求哪些特殊劳动力以及哪些地方需要官员予以特别注意时，这反映的是学者对手艺人技能的控制。在讨论将蚕茧投入到滚水中以便抽取丝线的这一缫丝技术时，宋应星写道：“凡绫罗丝，一起投茧二十枚，包头丝只投十余枚”；在描写取丝绵的过程时，他写道：“湖绵独白净清化者，总缘手法之妙。上弓之时，惟取快捷，带水扩开。若稍缓，水流去，则结块不尽解，而色不纯白矣。”^[25]关于技术过程中每一步骤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学者有相关的知识，也有管理方面的技能。正是这一点才保卫了读书人作为官员的角色，才足以让精通技艺的匠人无法靠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