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计与官务：国家掌控机制与中国明代公共事务行业

宋子曰：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王访箕子而首闻其义焉。

——《天工开物·作咸》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食盐这种宝贵的资源都在国家的监管之下。国家的掌控机制包括对生产工具和最终产品征税、配额生产和贸易。在明代，这种根本不稀缺的商品为国家提供了一项稳定的收入。只有江西、贵州和广西需要从外地进口食盐，而其他地区都能做到食盐自给。食盐的产出，可以来自海水的提炼、盐湖的结晶、盐井的挖掘，或者也可以从洗涤岩石以及河石中获得。盐业是经济赖以繁荣的一个重要支柱，因而，盐是王朝政治和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公共事务”。

《天工开物》里描写了盐的不同生产方法。当宋应星在探讨技术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时，他的兴趣在税收或者经济考虑以外。在关于制盐这一章（《天工开物·作咸》）的题记中，宋应星认为制盐是一个学者应该讨论的正当话题，因为食盐是人非常重要的营养。有目共睹的是，如果一个人十天不吃盐，就会感到浑身乏力，虚弱到连抓一只鸡都拿不动（“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1]）。宋应星也遵循着他所处文化给予的强制性因素，更进一步提及一位古代人物周武王（公元前11世纪）来说明他为什么对食盐这个题目感兴趣。宋应星解释说，当周武王向他的第一大臣箕子问及食盐制作时，他从中了解到，五味（咸、辛、酸、甘、苦）与“气”的五个阶段，即五行（水、火、土、金、木）有所关联。周武王认识到，普遍性的深层规则让一切的“物”与“事”彼此相关，而盐与水连接在一起。通过使用“润”这一词汇，武王来强调水在盐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更多注意的是将水注入，而不是将水移开。武王的作为与制盐原则一致，他对自己的子民有所裨益，他的统治代表了仁政。^[2]宋应星对这一事件的描写也隐晦地表明，他意识到需要有人提醒这个时代的官员们去注意，在领会宇宙规制、按其规制来行动、道德引领这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宋应星将世界分类为“气”的不同类型，这表明他相信物质世界的内容，以及在“气”范围内自然过程中的规制。“气”的通用性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像盐这样的成分能够出现在湖海里，也能出现在地面上以及地下。由于它们都是“气”，同一现象可以出现在不同地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描绘了他的宇宙论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要理解宇宙规制，那么中国明代的“公共事务”行业如制盐、制丝、制瓷就都非常重要。但是，宋应星所谓的“相应行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谁能够（而且应该）做这些？如何做？对于那些劳作的手、那些浇灌盐池或者在盐水结晶以后从盐场里将盐运出来的匠人们、那些出色地实施他在书里描写的工作的匠人们，宋应星又是怎么想的呢？作为学者的宋应星，更是一位理论家而不是操作者，他是怎样来精确地了解那些体现在劳动者体力活动当中的天赋、技艺和“意会知识”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出17世纪中国知识产出中的两个层面：其一，学术知识与工艺知识之间的关联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其二，共同体构建与评价体系的复杂动力机制如何影响个人的作为。夏平（Steven Shapin）在对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中，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在任何时期对“知识”和“真理”的诉求中，个人和共同体对于知识与人、天赋、社会地位之间关系所做的评判都是非常重要的。^[3]在这种关联背景下，对某项知识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知识所给予的社会认定，会变成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而这一评价体系会影响到人们如何去获取知识。一些英国贵族致力于“学术”努力，由于具有高社会地位，他们所声称的内容会被人们相信；手艺人、仆人、商人以及其他民众则基于实践提出设想，尽管学者认可手艺人的技艺，但他们还是认为，技艺知识理所当然地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说明。每一个人在追寻知识时，都可能曾经打破了这些（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界线，但是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将二者进行调停。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然哲学家、工具制造者、地图学家们组建共同体和学会，划定专业和学科，主张知识有不同的形式，承认天才和技艺。这些观点决定了他们获取事实的方式，以及所获知识的本质。比如，尽管勒内·笛卡尔（1596—1650）主张对手艺活动进行观察，他还是认为“手艺人的动作知识本身不能导致理念的产生，然而却可以展示足以将心思引向科学的行动过程”^[4]。笛卡尔从自己的理论方法入手，详细地描述了铁匠的工作方法。他聚焦于工作方法以及铁匠的常规操作，不去考虑技艺的本质或者铁匠的经验。在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中，手艺人的工作是“研究的对象”，也许甚至是“认识论的对象”，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复杂的、稳固的能产出问题的机械装置。^[5](www.xing528.com)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态度与笛卡尔的态度相似：他记录了遴选出来的十八种工艺，好像他的眼睛只盯着物质和程序，在做工作流程记录一样。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他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手艺人身上，认可手艺人在这一过程当中的角色。和笛卡尔一样，宋应星也是从自然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待手艺人的。让宋应星与笛卡尔持有不同观点的是，17世纪中国关于技艺和社会角色的概念与欧洲模式中的相应概念有所不同。毫不奇怪，宋应星从中得出的结论也与那些西方同行们大相径庭。

在明代的社会理想中，任何一位具有足够智力的人都有望成为一名学者。就理论上而言，学者是社会精华。学者占据了最高的社会等级，政治精英也由他们组成。一旦进入仕途，他们就可以管理国家、维护秩序。农业虽然带着浓重的泥土气，却由于它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而受到尊崇。无论身居显位的高官，还是退隐归乡的小型地主，一位学者如果考虑农业问题，讨论秧苗的培育或者盛赞水利的益处，那么这就显示了这位学者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于匠人们的工作，精英们经常避而远之。这些工作因为能够提供有用的物品，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性，但是它们还是不免被贬为粗俗而肮脏的劳作。手艺人大多数是文盲。他们通过经验获得技艺，辛勤从事自己的工作，无法从理论学习中获益。在社会等级阶梯中，最低的位置保留给那些放荡不羁的商人和欺瞒成性的小贩：他们这些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理想，只从别人的劳动中获益，自己却不事生产。

到了17世纪，这种因行业而形成社会性差异以及关于不同知识领域的老一套观点，越来越受到生活现实的挑战。在明代早期出现的情况是，手工业得到了官方的促进、农业生产方法有所改变、人口压力增加。当农民开始进入新聚落中心时，便导致了城市化的兴起。许多人将从前用来获得补贴性收入的技艺活动，改为全职经营的谋生手段。国家的经济利益、商业化的趋势以及商品化，使得商人受到尊敬，并在国家政治和学术活动中发生影响。在宋应星的时代，受冲击最大的社会群体便是学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参见第一章）。无论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大家都在学习经典（备考），梦想着因此获得仕途。研读古文经典的，有文人的后代，也有地主、军人、商人的儿子。教育成为这些人共同的立身之本。即便那些最终未能进入仕途的人，他们也得给自己找事情做，或者得去挣钱。他们成为教师、出版商或者医生。他们经常会花时间来研究植物，收集奇花异草或者致力于某些实用性的事情，比如造船或者规划城市。一些人能够在业余爱好与工作之间、在行政职位与学术追求之间进退自如，易如反掌；另外一些人，则笨拙地去突破已经变得模糊的社会界线，与乡下人、外国人、商人和僧人打交道。从这一时期的文学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差别细致的各色人物，他们将世俗的、有功效的、方便的事物带入学者世界当中。

在明代，国家介入生产这一事实，让实用工作领域比如食盐、丝绸和瓷器生产变成了政治问题和官府事务。学者范围内新研究话题之所以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家聘任一位官员做这些低等手工劳动的管理者，这挑战了“（只会）识文断字”这一学者角色，也强化了关于“知与行”的思想讨论。这一讨论早已出现，宋应星也曾经加入其中（参见第二章）。宋应星勾勒了自己关于人之天赋的理念，检验了学者身份认同和学习的边界线，将人分成两个群组：智慧的和愚笨的，学者和普通人。他预先设定，只有学者的心智才能领会到那些蕴含在“物”与“事”当中的高端格式化知识，要揭开表面之下的普遍性原则，才智是必不可少的。宋应星认为，所有非学者人物、农民、商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没有头脑考虑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兼具力工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人剔除在外，对他们的技艺和社会角色都不予讨论。在一个国家日益依赖匠人的技艺来进行生产，社会要求有精美的丝织、瓷器或者漆器产品的时代，学者日益感到自己是多余人的处境。宋应星对匠人的态度，可以被看作从一位学者角度出发的、符合逻辑的反应。宋应星护卫学者的身份认同，强调只有学者才能领会到技艺揭示出来的知识。在这一背景下，宋应星也明确了自己的道德立场，认为好与坏行为都是因情势而异的，是风俗、习惯和环境的结果。因此，在所有社会群体中都能发现好行为。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宋应星的观点正是这一暧昧时代的产物。他坚持无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都给予学术天赋以优越的地位，赋予学术成就和文人活动以最高社会等级。这一态度，是他对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技艺工作在公共生活中变得日益彰显所做出的反应。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认可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不赞同商人们抱有进入学者行列的野心。在晚于宋应星的一代人当中，有些人比如学者和商人王源（1647—1710）认为，传统上的四种职业类别士、农、工、商已经失去其有效性，因而应该废除。陆冬远（Richard John Lufrano）发现，有些学者“从重要性出发将‘商’置于‘工’之前，在‘农’之后添加一个新的分类‘兵’”^[6]。在认可“商”和“兵”的重要性方面，宋应星会同意王源的看法；但是，他不会将匠艺人包括进去。一个描写技艺的人，会拒绝将匠艺人当成一种职业类别，这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的分类图式扭曲了通常的分类，只表现为两个群组：智慧的学术（或者军事）领导者以及无能的普通人，后者是那些从事当时社会所需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可以是商、农，或者是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