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中的知识-技艺展示了天工，舵工的重要性

将锈与底同入分金炉内，填火土甑之中，其铅先化，就低溢流，而铜与粘带余银，用铁条逼就分拨，井然不紊。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

——《天工开物·五金》

宋应星全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及他在《论气》和《谈天》二文中对于“气”的看法都表明，宋应星并不将“天”视为“自然”的一个对等物，“天”也不是一种全能的力量，而是一个从属于他所理解的世界——“气”——的一个问题，是构成“气”的一个组成部分。宋应星认为，“天”（与“地”组合在一起）给“气”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必要条件。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非在其外。因此，人的创造性活动、技艺和技术上的努力等，以与自然现象相同的方式演示着宇宙之道。技艺展示了“天工”。当宋应星提醒他的读者“人其代之”时，他是在建议读者去领会和尊重变化、自然现象、人事，以及“开物”“成务”是如何发生的，而并非要让读者去从事技艺活动。

在《天工开物·舟车》中，宋应星提到舵工是整个船员中的主导人物。他所具备的是透彻的知识、坚定的责任感，并非光有平常勇气就能当此大任（“舵工一群主佐，直是识力造到死生浑忘地，非鼓勇之谓也”^[99]）。如果非要借用这个航船比喻的话，宋应星认为官员便是舵工，他们的责任便是把握着社会、国家和自我这条船安全地驶过暴风骤雨的天气。因此，宋应星强烈呼吁读书人应该采取行动，按照自然现象和物质效用中展示出来的规制来安排世界，这与儒家的正统要求一脉相承。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宋应星就是那位站在舵首发布指令、让船逆风而行以期重返平静水面之人。宋应星尽管心情抑郁悲观，他还是坚持认为：在原则上如果一个人能操舵把、奋力与将世界带入混乱的强风抗争的话，那么他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国家扶危定倾，皆借士气。其气盛与衰弱，或运会之所为耶？”^[100]）将他的著作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宋应星还是看到了与风浪搏击的办法：只要人认识到知识的源泉，规制就会跃然而出。他对同人大声疾呼：重整秩序的机会就在你们手上！宋应星也认为，有实际取向的行动是重返幸运时代的必由之路：“天赋生人手足，心计糊口，千方有余。”^[101]因此，宋应星视技艺为一条可以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繁荣的可行之路。当我们从这一方面来入手衡量时，可以很容易地将宋应星与他的同代人李贽、王廷相，或者其后的方以智等人归为一组，后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对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追求应该于社会有用，不应该图一己私利。不管我们采用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的定义，将这些人的思想观点称为“实用主义儒学”也好，或者按照葛晋荣的概念称其为“实学”也好，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感觉有必要将自己的核心关怀展示为一种哲学话语，以此来解释哲学话语的缺失。一些有名人物也是如此，如宰相张居正（1525—1528），或者主流之外的哲学家王廷相——王廷相对自己的理念在语汇上的界定、在哲学上的归属都符合当时的惯例。宋应星却无视这些道德问题并坚持认为，要想在结构上和本质上对世界予以界定，只能经由“气”这一概念。宋应星向他的时代发出了挑战——在那个时代，即便极端的思想家，在探究实际问题时也会念念不忘道德强制和社会强制。然而，在宋应星看来，道德强制是这个时代中的最大谬误。与道德强制相反，他提倡那些在自然和物质效用中展示出来的先验知识。他甚至没有去重申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他有意为之。这是他有意识地迈出一步，以便远离同代人所偏重的领域。由于知与行合一，对实际上的“物”与“事”的描写就足以揭示条理，而任何对纯粹哲学概念或者抽象模型的讨论都会让问题变得眼花缭乱。宋应星的修辞实实在在地避开哲学性语汇。他所写的是关于“气”的假说，而在他看来，“气”是一个物质性的、可观察的“客观现实”。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最后一卷《珠玉》篇中指出：“大凡天地生物，光明者昏浊之反，滋润者枯涩之仇，贵在此则贱在彼矣。”^[102]各种事物无法相离，只有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备的整体，“天生数物，缺一而良弓不成，非偶然也”^[103]，这是在他在《天工开物·佳兵》篇中记录良弓制作时的观察所见。经由这些事物关联所定义的不同事实和层面，都有待于去进一步探索。他经常提醒同人，这些值得探究的事实和层面正如同那些宝贵的玉石一样，外层被粗砺的石头包裹；或者如同珍珠一样，隐藏在深陷泥藻的贝壳当中。宋应星对同人发出观察俗事的呼吁，将他对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纳入到明代社会结构、物质环境和政治体系这一宽广的明代生活世界当中。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将在宋应星的著作与明代社会这两个映射层面之间转换，聚焦宋应星的知识探索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色调，梳理他对如下问题所持的观点：学者与匠人的社会角色，实用技艺的目的及其任务，以及他在知识生成问题上的精锐理论观点。

【注释】

[1] 本段落的引文均来自宋应星的著作：关于船的信息来自《天工开物·舟车》，钟广言注释，香港本，第234页，第250—252页；宋应星在《野议·世运议》（第5页）和《野议·乱萌议》（第44页）中深入探讨了“乱”与“治”的问题。

[2] 关于各“家”在当时的看法以及对于各“家”的历史性建构之间的差异，请参见Smith（2003）.

[3] 在同一时期欧洲思想中对于自然的观点有怎样的改变，相关情况请参阅Daston（1998）；Daston & Park（1998）.

[4] 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孟子，见《孟子集注》，卷四，10a，以及卷七，7a，天津：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8；明代学者将朱熹的集注加入其中，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2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关于这一题目的整体上的讨论见Ivanhoe（1990：81）.

[5] 关于这一时代刻书商的总体情况，参见Brokaw（1991：52-60）.

[6] 宋应星：《论气·序》，第51页；宋应星在这里立足于当时的讨论，重复了这些讨论中所用的术语，比如，“登坛”这一语汇不断出现在《复社档案》当中（藏于北京图书馆，馆藏号25930094），“登坛”的最初含义是佛教的说法，把这一语汇用于那些在修辞上受到过严格训练的官员在庙堂之上的思想讨论，在于贬低这些讨论有太多的宗教性目标；参见陆世仪：《明季复社纪略》，载于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第一卷）》，此处见第578—583页，588页，成都：白石书社，2000。

[7]《论气·序》，第51页。

[8] 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像焦竑这样的知识探索所基于的假设是，这三家学说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是相同的，区别主要在路径上，参见Brook（1993：64，68-74）.

[9]《野议·世运议》，第5页。

[10] Tong（1991：100-122）.

[11] [北宋]朱熹、[北宋]黎靖德编辑：《朱子语类卷第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Rowe（2001：133-145）.

[13] Bloor（1991/1976：5）.

[14] 除罗颀的《物原》以外，这一文类的一个重要代表作便是《事物纪原》，由高承在1078—1085年编辑；关于这一文类编辑的总体情况，参见Siebert（2006a）.

[15] Elman（2005：115-116）.

[16] Lloyd & Sivin（2003：201-202）.

[17] 刘安：《淮南子·天文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关于《淮南子》当中关于“天”和“地”的概念，参考了Major（1993）的第三、四、五章中关于《淮南子》的内容。

[18] 左丘明：《国语·越语下》，12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 左丘明：《左传·昭公元年·八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0] Sivin（1987），这本书的第43—90页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些概念做了非常准确而细致的概述。

[21] Sivin（1987：61）.

[22] [北宋]朱熹、[北宋]黎靖德编辑：《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五易一》，第16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 这与杜维明的观点接近：“气，无处不在。它遍布于‘太虚’，在张载的哲学中‘太虚’是一切生命之源。‘气’在一切形态中的持续性存在使得一切事情会合于一处，作为一个不能拆分的单一过程。一切的一切，哪怕万能的造物主（这一概念并内在地不存在于中国思想当中）也不能在这过程之外。”（Tu，1976：116）.

[24] Le Blanc（1992：94）.

[25] Shapin（1994：16-22）.

[26] Bloom（1987：17-21）.

[27] Lackner & Reiman & Friedrich（1996：lxxxi-civ）；这是几位德国汉学家联合完成的张载《正蒙》的德文译本，带有详细评注，这本书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后世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思想史的梳理，让中国思想界先前对张载的接受情况并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

[28]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二卷第27章，第 819—84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9；李书增、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比如，本书的第1438—1456页将他与张居正、李时珍分为一组；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 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第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30] 李书增、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第24—28页，第860—862页（关于王廷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罗钦顺，参见 Kim（2003）.

[31] Bloom（1987：21）.

[32] 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声学史》，第60—6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3] 王充著：《〈论衡〉析诂》，郑文校注，第70—107页，第22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9。

[34] [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动物篇》，6a，北京：中华书局，1956；王廷相：《王氏家藏集》，第三册，第二十八卷，第1259—1266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35] Kuhn（1970/1963）.

[36] Bloor（1991/1976：37-45）；Daston（1999：17-32）.

[37] 对“气”的不同阐释，也可参见冯友兰的《哲学简史》（Fung，1959，2：45）；冯友兰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中国古代哲学当中关于“气”的物质性的角度（Chan，1969：757）.

[38] 宋应星：《野议·世运议》，第5页。（此处是作者对“语曰：‘治极思乱，乱极思治’”的解读。——译者注）

[39] Brook（1998：8-9，153-172，尤其是168）.

[40] 宋应星：《野议·风俗议》，第41—42页；杨维增：《宋应星思想研究诗集诗文译注》，第15页和9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不过宋应星在《思怜诗·怜愚诗·十一》（第128页）将这种多事之秋的情形与宋朝连在一起，认为明代学者对待事情的态度与宋朝学者正好相反，尽管他同时代的学者们声称自己秉承了宋代学者的理念；王咨臣、熊飞：《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第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41] Sakai（1970：344）.

[42] 宋应星：《野议·乱萌议》，第44页。

[43]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6页。此段原文：“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臣子儆君，无已之爱也。试以事应言之：主弱臣强，日宜食矣。”

[44] Sun & Kistemaker（1997：2-3，102-105）.

[45] 宋应星：《谈天·序》，第99—100页。

[46] 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钟广言注释，第438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

[47] [清]阮元、[清]陈昌齐：《广东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4（1864）；Schafer（1952：158）.

[48]《天工开物·珠玉》，第435页。

[49] 宋应星：《谈天·序》，第99页。(www.xing528.com)

[50]《天工开物·珠玉》，第435页。

[51] Cullen（1990：308）.

[52] 宋应星：《谈天·序》，第99页；关于三个天文学模型，参见Cullen（1996：20-27）.

[53] 宋应星：《谈天·序》，第99页。

[54] Sun & Kistemaker（1997：25）；Cullen（1996：35，50-53），作者将“盖天”翻译为“canopyheaven”。

[55] 关于“浑天说”的争论，参见Cullen（1996：59-61）.

[56] 蔡邕（132—192）在公元180年前后提出这一概念，范晔在《后汉书》里给予评论。范晔著：《后汉书》，李贤等校对，第11册，志第十，第3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后来的文献更为详细，指出此说后世假托历史上的学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Hartman（2003）；Loewe（1988）.

[57] 这种将宇宙看作海洋的理念，还是与非地心说的天模式最为接近的。参见Xi（1981）；周桂钿：《中国古人论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58] [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第18—25页，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

[59] 宋应星：《谈天·日说二》，第104页。

[60]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103页。

[61]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页。

[62]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页。

[63]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页。

[64]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页。

[65]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01页。

[66] [明]王夫之、[明]黄宗羲：《梨州船山五书》，第63—64页，台北：世界书局，1974。

[67] Rawson（2002：247-251）.

[68] [明]王锡阐：《晓菴新法》，425，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69] Sivin（1995），参见第5章。

[70] 江晓原：《天学外史》，第54—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1]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5页。

[72]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5—107页。

[73] 宋应星：《谈天·日说四》，第108页。

[74] 宋应星：《谈天·日说四》，第108页。

[75] 宋应星在这里删去了朱熹集注中的中间部分，只保留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句子。朱熹《诗经·小雅》“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一句的集注是：“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于胜，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见《朱子集注》，卷7，12a。

[76]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6页；也可以参见王咨臣、熊飞：《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第108—109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77]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6页。

[78]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06页。

[79] 宋应星：《谈天·日说三》，第111页。

[80] 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第110—124页。

[81] 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第114页；小川省吾：《近世色染学纲要》，东京：工业图书，1936。

[82] 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第111页，引文取自《周易·系辞上》。

[83] 宋应星：《天工开物·丹青》，第408页。

[84] Puett（2001：65-91，72）.

[85] Crisciani（1990）.

[86] Shapin（1994：234）.

[87] Rawson（2001：397-421）.

[88] Mote（1999：99）.

[89] Mote（1999：99）.

[90] 可参见胡适对崔述的评论，胡适《科学的古史家》一文见顾颉刚编辑的《崔东壁遗书》，193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也可以参见Quirin（1996）.

[91] Fogel（1995：9）.

[92]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导读》，缪启愉校注，第169，174，17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93] 陈鼓应：《本草纲目通释》，第2—5页，第334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

[94] 这本书已经失传，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保留在宋朝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当中；参见郭书春：《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初探》，载于《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7卷，第328—334页。

[95]《天工开物·乃粒》，第9页。

[96] Gardner（1990：57-81）；《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尚书大禹谟》，第2007—2018页。

[97]《天工开物·乃粒》，后稷是农业劳动的代表，第9—10页。

[98]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238页。

[99] 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248页。

[100] 宋应星：《野议·士气议》，第12页。

[101] 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10页。

[102] 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第434页。

[103] 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