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1636-1638年的写作活动震撼成果曝光

令长啸谈间，愿闻寡识。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

——《野议·序》

当宋应星将手中的毛笔放下时，清晨的雾霭还没有退去。他感到精疲力尽，他的信念和愤怒、他的希望和恐惧在这长达万言的文章里喷薄而出，现在这些白纸黑字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也许他还在窗台上坐一会儿，眼睛看着泛着嫩绿的青山以及分宜县平原上那些待耕的田野。这是他履职县学教谕的地方。在50岁之前的人生里，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活投入到对经典的研读当中，全力准备参加京城的会试和殿试，以便获得一份文官的仕途。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在学问上的精进，他的著作《画音归正》就要完成了。作为一种妥协，他接受了这个教书育人的职位，而后发现自己被迫将时间浪费在这些既无教养又蠢笨无比的学生身上，他们是底层新富们的后代。宋应星目睹这些与日俱增的乱象，开始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怨怼、讨论自己的理想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心。但是，正如他自己在《野议》这篇政论文章中——这是他受读书人的真正责任感驱使而完成的作品——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文章最后无非落得个“街议”的结局（“则斯议也，亦以灯窗始之，闾巷终之而已”^[44]）。也许就在这一天，在他完成《野议》最后一个字的这一时刻，被剥夺了一切梦想的宋应星真正意识到：他还有一些一定想要完成的事情，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许他舒展了一下双肩，然后就动手继续做那些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他刊刻了自己的全部著作，其中《天工开物》得到了最大的反响。

完成第一篇文章以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快。显然宋应星有一种急迫感，他要看到自己的全部著作刊印出来。从他的著作先后刊印的速度中我们大体上可以想象出来，是怎样的热忱和能量在驱使他做这些工作。宋应星的出书活动集中在两年时间，即1636至1638年间，此后他便沉寂下去。他的学友陈宏绪提到，宋应星在1644和1645年间有过两篇其他作品，都是手写稿，都收藏在私人手中。^[45]如果我们仔细检视宋应星著作刊刻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至少四篇作品的刊印顺序是由他来掌握的。《野议》的刊行是在1636年的3月，《天工开物》是整整一年后的1637年的4月。不久以后，《论气》和《谈天》分别在6月和7月刊印出来（见附录二）。宋应星的著作的顺序看起来也是他整个创作活动规划中的一部分。这也表明，尽管最终只有《天工开物》获得了卓越的名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单独而立的，它是被有意地放置在一个系列里的。

宋应星的不同著作之间的强相关性，也体现在刊印的技术设置上。宋应星的所有作品都采用了同样的刊印风格，使用了同样的字体。序言的格式是，每一版页上刻写文字六竖行，每竖行有13个字。正文使用的格式是，每一版页刻字九竖行，每行21个字。现代技术检验的结果表明，印刷这些著作使用的纸张和油墨都是同一种类的。潘吉星认为，这些碎片信息汇集到一起足以表明，是同一刻书馆刊行了他所有的作品。^[46]宋应星的著作不光在印刷上彼此呼应，在对著作本身的编排和分类、对卷数的安排以及次级章节的编号等方面，也都显示出一致性。宋应星将《天工开物》的三个主要部分，各自称为一卷，而后他又将整部作品称为一卷。这并非笔误：宋应星以这种方式表明，《天工开物》（分三册出版）只是他要传达的信息当中的一部分。

宋应星将自己讨论技术知识的著作放置在一个论题组合当中，以此来告诉他的同时代人：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以及在哪里能找到真理。宋应星对技术的兴趣，是一桩精巧设计中的一部分。他依据自己的认识论背景，精心地从目的和价值入手来赋予知识以框架。宋应星立足于17世纪的生活世界当中，将自己之所得予以概念化，因此他采用中国传统上对内容的编排方式，接过了类书的分类范畴——这些范畴宣示的理念是，知识是对天、人、地关系的表达。对他来说，技术和工艺所表达的就是这些关系。

宋应星在对著作的总体编排以及在各著作内部的编排上表明了他的思想过程，他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目的。他指出，自己是沿着一个主旨（“义”）来编排内容的：“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47]因此，宋应星对《天工开物》内容的安排不是基于技术本身的等级序列，而是基于一种非常传统的基本规则：生存之需先于奢华尤物。但是，他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却没有用传统的学术方式来简单地对不同知识领域做价值评判。这意味着，关于“物”（things）与“事”（affairs）的知识，宋应星是本着“由本及末”的原则，来理解它们如何彼此相关并给世界带来秩序的。

这一泛化的，然而也是根本性的“由本及末”的原则，被读书人广为使用。在写作“谱录”或者编写梳理“物源”的文字时，著作人会直接使用这些分类。另外一个学者群体也会使用这一基本原则，即那些采用博物学方法的著作者们。从现代的角度看，从事这些文类写作的著作人似乎在追求有相当争议性的目标：《谱录》的编写者致力于系统地挖掘一个特殊专题领域，比如金鱼养殖或者栽种牡丹。^[48]关于某一特定题目，他们能给出大量的细节；那些追索“物源”的作者要廓清某个事物的历史，确定其（在各种事物关联中的）位置，因此要将其纳入到一个承递脉络当中^[49]；博物学家将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搜集和融合。不过，这三类学者所做的事情当中，有两件是同样的：其一，他们都意在（从完备整体或者局部的视角）展示一个完整的关联；其二，他们都界定求知的承递脉络（从同质性或者从差序、次序、因果关系入手）。宋应星所追求的，也是这两个目标。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言里给出的另外一个说明，对于理解他对自己作品的整体性构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本意要涉猎更宽的范围，也完成了“观象”和“乐律”两卷。但是，他认为这两个领域太高深，自己的才力不足以去领会其中的精妙之道，所以在印制时把这两章去掉了（“《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50]）。这是说，在涉及技术领域的《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本意还想编写一本关于天象和乐律的书。《天工开物》的内容被划分成三个部分，这是按照中国古代著作的通用方式来编排的，即分上卷、中卷、下卷。宋应星言称，原本要包括进另外两卷。他并非想将这上中下三卷中的十八个题目增加到二十个。宋应星的这一说明清楚地表明，本来“观象”和“乐律”这两个题目构成了另外两卷。也可以这么说，《天工开物》这本著作，本来应该包括至少五卷的内容。

潘吉星认为，基于他对初版印刷本（“涂本”）的研究，在宋应星决定将“观象”和“乐律”去掉时，这两章的刻版已经准备好了。初版《天工开物》的目录页表明，有若干竖行已经刻上字，后来又被铲掉。这说明宋应星原本是想把这些内容包括在《天工开物》里面的。^[51]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宋应星最后会把它们删掉，这应该是在《天工开物》付印之前的一个相当临时的决定。

宋应星为撤掉的这两篇选定的标题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在宋应星的头脑中本来有一个更大的框架，那会是一种博物学上的努力。《乐律》涉及的是音乐与和声，《观象》描写的是对天象的观察。这两个标题都是博物学上采用的可行知识分类，比如沈括（1031—1095）这位10世纪（北宋）的博学大家（傅大为对他曾经有专门研究）在他著名的笔记《梦溪笔谈》中就使用过。《梦溪笔谈》一书是在沈括归隐之后在自己的居住地“梦溪园”完成的。宋应星提到本意要包括进另外两卷。这表明，那些被我们当成是工艺知识或者技术知识的文献，在他的构想中是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将宋应星的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关于中国的知识分类及其在书面文献中对其的认定，我们就会发现若干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基于傅大为（Fu Daiwie）近期对中国帝制晚期知识的核心概念与分类研究成果，我形成了如此的猜想：假如宋应星能够成功地让同时代人接受他给出的知识分类的话，那么藏书家们会把他的著作归类到“杂家”这一类别下面。在中国传统的使用经、史、子、集对图书进行分类的体系中，“杂家”是“子”类下面的一个次级类别，中国思想界将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者——他们往往采用一种全息性的、有时甚至是百科全书式的方式方法来进入知识领域——归入“杂家”类，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目标在于去揭示天、地、人之间关系中的本质性真实。^[52]

我们在中国的书面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是，书面知识大型汇编中采用的编排结构在本质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是“丛书”和“类书”。这两种形式都展示了根本性的知识分类，中国的学者在这一分类体系内从事知识活动，按照这些分类来整理和编排他们的知识：从天体现象（天）到昆虫（虫），从历史事件（史）到行政机构（官），从仪式（礼）到音乐及和声（乐律、律吕），从气象学到对天象的观察（观象）。^[53]我认为，生活在17世纪的宋应星遵循了在唐代（618—907）确立的分类范畴，像沈括一样来考虑这些分类范畴下涉及的题目。宋应星对这些知识分类范畴采取的做法也与沈括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他对自己时代的新趋势做出回应，将新视角下的新领域包括进自己的著作当中。沈括研究的题目包括数学天文学、城墙的修建、乐器筝、音律与作曲、毫毛等。^[54]他也讨论了中央政府的建制以及天、礼、人在世界中担当的角色。

宋应星并没有去明确地涉猎构成类书的全部题目组合。然而，纵观他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的著作中的内容涉及许多属于这一知识类别中的题目：《野议》中思考的是制度构成和国家管理；语言、命名、认定，则是《画音归正》的主题；《天工开物》将诸如矿道通风或者制胶过程这样的技术问题变成天-人之互联性讨论中的一个主题；《论气》和《谈天》二文在内容和方法上，应该与后来被删掉的“观象”和“乐律”两章非常相似。《论气》用了多达九段的篇幅来讨论“气”在声音现象中的呈现（“气声”），讨论乐器和气象现象来揭示存在于“阴”与“阳”当中的宇宙和谐。我们不难设想，宋应星对于“气”在声音生成中之作用的基本推测，原本是要当作“乐律”那一卷的部分论点，而后他删除了关于“礼”的讨论，因为同时代人已经做了很多让人误入歧途的歪曲。《谈天》一文中用六段篇幅来阐述对太阳运动的观察，将太阳视为可见的物体。宋应星提出这些论点的时间相距不远，题目也都非常相近，这让我们不由得提出这样的问题：被删掉的《乐律》和《观象》的原初内容，在宋应星后来刊行的著作当中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用、融入，甚或原封不动地被移植过来了吗？傅大为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傅将该作品归类为“笔记”这一文类）可以被看成是个体学者去修补知识领域的一种尝试。在后来的学者当中，有些真正有志于此；而另外一些人则停留在声称如此而已。在宋应星身上，这两种情况都不无可能。我认为，无论是二者中哪一种情况，宋应星都在有意公布他的原初计划，向他的学者同人表明他所涉猎的范围之广，指明《天工开物》只是他总体知识探索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傅大为也提到在这一背景下“笔记”这一文体所具有的变通性——刘叶秋先生曾经指出，“笔记”是一种“博物学探索的另类原型”。^[55]关于“笔记”这一文体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目前仍在讨论当中。不过，有一点似乎已经很清楚：在沈括生活的11世纪，当“笔记”成为一种文类时，作者们对这一写作风格有一种共识。笔记文体的主要风格是，在汇集和记录各种信息时，既不受文风的/形式的制约，也不受话题的限制。^[56]作为一种有着相对自由之形式的书面话语，笔记这一文体让17世纪的中国读书人能够将自己的新鲜观察纳入到传统知识框架当中，由此形成新的知识获取方式和立论。传统的类似编纂一般都仅采用书面文献资料，将所有来自简短字句、全篇文章甚或整本书的材料进行重新编排；“笔记”被归类为“见闻”之作，允许作者写进个人经验，所用资料可以出自个人记忆，并非一定要援引某些特定的文章。如果我们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这一大背景下，将宋应星的全部作品归类为“笔记”，将宋应星本人视为“杂家”，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天工开物》在其技术性的内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层面。正如傅大为指出的那样，“笔记”包含了“并非无关轻重的社会性讯息以及伦理说教”，在作者那里这些内容“与那些精细的观察同等重要”。^[57]我不光完全认可这一说法，甚至还想将它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宋应星和他同时代人那里，“笔记”中蕴涵的“并非无关轻重的社会性讯息以及伦理说教”比“那些精细的观察”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去考察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技术性内容中意指了哪些社会性和思想性信息，我们对于宋应星如何去感知知识就会有一个更为明朗的意识。

宋应星的每一部作品都揭示了其思想中的一个层面。《画音归正》确证他作为一个县学教师对书面文献知识的精通，以及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政论文《野议》将他自己与一个文人官员的理想连在一起：他有为国家和社会献身的理想，但是被撕裂在自己的理想与政治上躁动、社会上混乱这一特定现实社会之间。他在诗集《思怜诗》中提出自己的审美理想，表明他从一个满腔热忱地追求仕途、立志为国家服务的人变为一个作出让步的学者，他虽然对自己的命运处境心存不满，却仍然充满激情地捍卫读书人的价值观。在他的《论气》一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佛教思想所持的观点，以及他与“气”理论的泰斗人物——北宋的张载在思想上所具有的多重关联。《论气》也让我们看到一位这样的学人：他遵循着思想的引导，是自然事象精细的观察者、谨慎的分析者。他的《谈天》一文表明，他是一位一以贯之的理论家，他的目标在于去揭示当时现实政治中的谬见，他的政治态度充斥着道德评判，认为儒家对天的态度是非理性的。（“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事应又何如也？”^[58]）他的《天工开物》最终表明，他是一个具有天马行空般自由思想的人，在构成物质环境的“物”（things）与“事”（affairs）中去寻找秩序。

如果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去看待宋应星的所作所为，我们也许会觉得他所坚持的信念都是谨慎拣择的结果，正如他的性格一样。这些著作合在一起表明，宋应星的思想全都围绕着天-人互联性这一问题而展开。如果我们头脑中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再去检视宋应星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对于技术和工艺的探索是在中国传统知识框架内被表述出来的，与占据那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宋应星是17世纪的一位思想家，他提出了基于理解宇宙原则的知识与行动合一的观点。宋应星将“开物”用在自己著作的题名上，以此来明示他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宇宙原则蕴含在“气”的变化（“易”）当中。他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以及他的理解有着怎样的意味，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注释】

[1] 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野议·序》，第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2] 关于这一时期欧洲知识文化的概貌，请参见Roberts& Schaffer & Dear（2007：2-10）.

[3] 刘军、莫福山、吴雅芝：《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第189—205页汇集和注释了各种历史上的个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也参见Chang（1991）.

[4] Huang（1981）.

[5] Rowe（1990）；这篇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北方的情况，与南方的情况略有不同。

[6] 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22卷，第33，43—44页，藏于宋应星博物馆，1934；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70—72，75，182—186，191—19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 Zhao（2000：141）.

[8] 生驹晶：《明初科舉合格者の出身に關する一考察》，载于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此处见第48页，东京：汲古书院，1990。

[9] Dardess（1996）.

[10] 吕懋先、帅方蔚：《奉新县志·人物志》5a-7b，南昌：江西省博物馆收藏，1871；[清]李寅清、夏琮鼎、严升伟：《分宜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第六卷：职官，文职，名知县，第23b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1871）。

[11] Dennis（2001：71）.

[12] 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22卷，第24—25页，藏于宋应星博物馆，1934。

[13] Hazelton（1986：150-151）；Chow（1994：76-79）.

[14] Harrel（1987：54）.

[15]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关于日期的讨论，参见第175—18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6] Zhao（2001：183）.

[17] Rowe（2001：231-234）.

[18] Bol（1992：72）.

[19] 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22卷，第70页，藏于宋应星博物馆，1934。

[20] [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卷308，列传第196，第79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1736）；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76页。

[21] 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17，27，22，71，族谱中的部分文字也见于宋应升编辑的《方玉堂集》，第11卷，第1—6页，原件藏于奉新雅溪村。(www.xing528.com)

[22] Wakeman（1975：23）.

[23]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106—107页；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17卷，第27a页。

[24] Elman（2000：380-420）.

[25] 宋应星：《野议·进身议》，第7页。

[26] 参见Wakeman（1986：3，12）；到了明代末年，进士的平均年龄甚至多了2—10岁；亦参见Waltner（1983：33）.

[27] [清]吕懋先、帅方蔚：《奉新县志》（1871），人物卷，第5a—7b页；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第5卷，第113—114页。

[28] [清]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1718）；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第144—167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29] 徐霞客在1642年的这次旅行中编写了自己的游记。参见褚绍唐、吴应寿校注：《徐霞客游记》，第144、1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也参见Ward（2001）.

[30] Tong（1991：45-55）.

[31] Brockey（2007：50）.

[32] Dardess（1996a：31-71，126-141）；关于这一讨论对学术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可以参见Elman（1989）.

[33] 常福元：《李自成陕北史事研究》，第3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3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见《论语》卷2，卷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刘宝楠、刘恭冕、宋翔凤：《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其中尤以《论语·季氏十六》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最为集中；Lufrano（1997：57-58；112）.

[35] [明]刘同升：《锦鳞诗集》，第8卷，第13章，第5b页，南昌：1937。

[36] [明]刘泽溥、[明]高博九：《亳州志·官务卷》，第13b页，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珍本收藏库，1656。

[37]《明史》，第22册，卷258，第6672—6673页，描述了这一事件，简述了奏议内容；更为详细的情况见于陆世仪：《明季复社纪略》，载于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第一卷）》，第540—600页，成都：白石书社，2000；[清]郑达：《野史无文·烈皇帝遗事》，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清]徐鼒：《小腆纪传·列传49》，第6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38] 宋应星：《野议·序》，第3页。

[39] 在官方史书《明史》中詹尔选（1631年进士）和张至发（？—1642）的传记中都提到这一事件；詹尔选列传见《明史》第22册，卷258列传第146，第6672—6673页；以及《明史》中姜曰广列传，见《明史》第23册，卷274列传第162，第7029—7031页；温体仁等人编写的《明实录·怀宗实录》，卷 9，第231页；谈迁等人编写的《国榷》，卷95，第5727页。

[40] Potter（1976：1474-1478）；《明史》第22册，卷258，第6666页；《明史》第26册，卷308，第7936页。

[41] 戚继光在1560年刊行《纪效新书》；参见Millinger（1968：14-19）；Waley-Cohen（2006：89），作者认为与讲究武力的清朝对比，明朝的统治是“文治”。

[42]《明史》，第22册，卷258列传第146，第6666—6668页，第6672—6674页。

[43] 宋应星：《野议·序》，第3页。

[44] 宋应星：《野议·序》，第4页。

[45] 陈宏绪：《陈士业先生集》，卷2，第35—36页，新竹：新竹清华大学缩微胶片，1687。

[46]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第147—148页，第232—235页；也参见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36—15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

[47]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序》，钟广言注释，第4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

[48] Siebert（2006：9，16）.

[49] 这一文类在当时出现的著作典范是罗颀的《物原》，赞美圣王是那些“开物制器”的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50]《天工开物·卷序》，第4页；《天工开物》的英文本见Sun & Sun（1997/1966）.

[51]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后来决定将这两篇放入到另外一个（没有刊刻和失传的）文稿当中，见第145—146页，第266—267页。

[52] Fu，Dawie. Unpublished paper.“When Shen Kuo Encountered the ‘Natural World’”；Fu（1993-1994：3-5）.

[53] 明代学者参考宋代的类书分类，比如李眆的《太平御览》，同时也考虑到唐代的分类体系；傅大为提到的类别与唐代的类书比如《艺文类聚》略有差异；参见胡道静所著《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四章和第五章；关于西方知识类型学的主要方法，参见Foucault（1973）.

[54] 参见胡道静点校的《〈梦溪笔谈〉校正》中关于分类类别当中的“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1960/1987；胡道静点校的版本基于《梦溪笔谈》的1166年的“扬州州学刊本”；也参见Sivin（1970-1980：369-393）；Sivin（1982：45-66）.

[55]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第185—1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56] 张晖：《宋代笔记研究》，第1—2页，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7] Fu（1993-1994：5）.

[58] 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谈天·日说三》，第105页，第3页，第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