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里长本良名，一旦为寇盗而不恤，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也！
——《野议·乱萌议》
引发宋应星撰文激情的消息是在1636年4月下旬宣布的。史志编纂者直接引用了陈启新呈递给皇帝的奏议《论天下三大病根》，解释了原本为武举人的陈启新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方式，将这份奏议呈递给皇帝。[37]他强行穿过等待上奏的众人，进入紫禁城东门，故意挑起一阵喧哗。他要故意吸引皇帝的注意力，以便他的奏议不会被忽略。
陈启新的做法违背常规，因为奏议本应该交到负责大臣手中。不过，类似的情况人们以前也有所耳闻，因为在危机时刻总会有人经常使用极端手段来引起皇帝的注意，直接呈上自己的奏折。这类极端手段可能是自我羞辱，也可能是逢场作戏。陈启新在奏议中抱怨说，那些在军队中的任职者，完全没有被任命为文职官员的可能性。接下来他展开了这样的论辩：大明王朝如今危机四伏，内有叛匪外有蛮族的威胁。之所以有这种危机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技能熟练的军事管理人才。的确，大明政体以文官治国为取向，让训练有素的军人仕途升迁之路阻碍重重，朝廷里大多数官员还在不遗余力地强化这些限制。明思宗（1611—1644，年号崇祯1628—1644）即崇祯皇帝注意到北方边境受到的威胁，也目睹了文官们在处理这些事务上的无能。陈启新本人以及他的观点给明思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皇帝愿意听取他的谋划。朝廷里的官员们却对陈启新的观点以及他故意引起皇帝注意的方式感到极为愤怒。皇帝授予陈启新一个京城内的高位官职，无视正式科考、举荐和赏赐等所有的常规程序。
陈启新获得吏部给事中（正四品）的任职才四个星期，宋应星的《野议》就刊行了。在序言中宋应星称，为完成这篇政论文章他彻夜未眠：“炊灯具草，继以诘朝。”[38]这是人们在表达激情写作时采用的一种常见的修辞，在这里则被用来强调宋应星对此事的个人化情绪。对陈启新被擢升文职一事做出激烈反应的，并非只有宋应星一人。对陈启新的任命，在朝廷官员以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士中也引起很大不安。在这些人当中，有礼部主事（正六品）姜采（1632年得中进士）、儒学家刘宗周以及宋应星过去的同道朋友姜曰广（1584—1649）——宋应星曾经同姜曰广一起参加1619年的会试，姜曰广得中二甲进士，后出使朝鲜（官职正四品）。[39]据记载，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的平民杨光先（1597—1669）扛着一口棺材穿行北京的街道，以此来抗议对陈启新的“非法”任命，并要求将尚书温体仁（1573—1639）（正一品）解职，因为他将这两人（陈启新和温体仁）都看作败坏政府道德价值的罪魁祸首。[40]
为什么这些位高望重的学者官员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陈启新本人是一位武举人，指责他有个人野心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在通常情况下，凭这一理由就足以来查处他的行为了。但是，在陈启新这一个案中，崇祯皇帝采取了行动。皇帝在仔细听取了陈启新的建议之后，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陈启新对朝政的批评涉及面广、波及的范围大。在中国的明朝，上至朝廷重臣，下到普通官员以及一般办事人员，他们实际上都认为自己是读书人，这些人感觉到陈启新蔑视他们所受的教育、价值观和雄心壮志。他们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还有一个原因：对于任何履行考试程序以便获得任职资格的建议，陈启新一律拒绝，因为他的目就在于凸显一个事实——这是对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的任命。陈启新的越位擢升撼动了读书人文化的根基。文人们从中看到，皇帝正在试图用军人对他们取而代之。(www.xing528.com)
朝廷在危机时刻对职业军人予以重用，这会引起政体以内文职官员的疑虑，这是自汉代以来已经形成的文化性惯例。当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主要由文官构成之时，这种反弹就尤为强烈。自10世纪起，宋朝建立的官僚政体把针对官员的学术要求提高了，比如官员应该精通经典以及各种文类，这也被当成精英身份的标记。明朝建国以后，重拾宋代的通行做法，以便让自己明显有别于此前由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明代自开国之初（1368）直到灭亡之际（1644），在制度上明确规定职业军人不得担任文官职位。明代官僚体系对军队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其中一个典型的个案便是对在沿海抗击倭寇的戚继光（1528—1587）将军的抵制。[41]
陈启新在他的奏议中声称，当明朝面临严重军事威胁之际，将军人排除在政府事务之外的做法是这一政治体系最为严重的缺陷。文官们对此种说法的反应是充满仇恨的，因为又多了一拨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人。举目所见，宦官在皇帝周围谄媚以谋取高位，军人抨击文官军事战略能力低下，商人们开始侵入学者的领地，在野读书人攻击在朝官员的人品德行，边境上的满洲人则要推翻整个国家。就事实而言，像陈启新这样的任命已经不是如宋应星在《野议》中所说的“此千秋遇合奇事也”。可是，对陈启新的任命正好发生在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上，足以生动地表明这是一个糟糕的政府。
对宋应星来说，陈启新事件触动的正是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到那时为止，宋应星对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缄口不语。甚至在1627年，当一群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东林党人因为反对道德废弛而遭受残害时，宋应星都保持了沉默，尽管那件事与他个人并非全无瓜葛：1625年，他的朋友、从前在白鹿洞书院的学友姜曰广被宦官魏忠贤定为东林党人，从而遭到黜免。这些人后来的遭遇，在《明史》当中有很详细的描写。[42]官场内结党之风盛行，东林党以儒家正义的名义对抗宦官及其同伙，这些冲突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与宋应星的生活如影随形，在明熹宗（1605—1627，年号天启1621—1627）统治期间达到高峰，波及朝廷内外。尽管历史资料表明那次事件影响广泛，但是宋应星在那次事件中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也许他还心存希望，还想在朝廷中获得仕途。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陈启新被任命的1636年很明显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间；对宋应星个人来说，尤其如此。1636年，满洲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国号为清，声言要统治整个帝国。朝廷的文官们害怕军队会以抗击清政权为先导，趁机控制整个国家。对宋应星个人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关键性转折点，他放弃了在朝廷谋求官职的希望，接受了一个低微的职位，在一个县学里面担任教师。另外一个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的事实是，宋应星实际上同意陈启新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二人都认为官员无法处理目前的情势，无论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其制度的实施以及官员遴选的实际操作程序，都需要彻底改革。尽管宋应星反对一个军事性国家，但是他感觉到陈启新的奏议中指出了这个时代衰败的核心原因：官员和读书人太过看重哲学讨论，忽视了他们的现实任务。陈启新的自私动机，也让宋应星感到愤怒。但是，对他来说，陈启新得到任命这件事本身，还不是整个事件中最糟糕的那部分；最大的破坏性在于，陈启新事件让那些文人当中就改革学术思想和国家所发起的讨论，成为全然的徒劳之举。[43]
从《野议》中的精心用词可以读出来，他根本不是因为一位军人被擢升为文官而感到愤怒，也不在意陈启新提出的废除科举选拔的呼吁。令他感到气愤的是，陈启新提出了言之有理的批评意见，而他的学者同人们却出于错误的理由而敌视他。在宋应星看来，陈启新事件之后留下的局面才是真正的一团糟，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使得寻找其他出路少有可能，让他自己也别无选择：混乱达到了极点。这种局面的出现才是那件“千秋遇合奇事”。宋应星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谁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哪怕这个人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不管这个人的行为如何正确、道德上如何无可挑剔，最后都会陷入同样的僵局。对宋应星来说，这才是最终的一闷棍。他意识到，在同时代人眼里，他和陈启新不光有同样的处境，他们的目标也是同样的——要改变对学术的态度，他也会遭到方式同样的群殴。这彻底粉碎了他那尚存的一丝希望，即以惯常的方式去获得一个能产生影响的职位。现在，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宋应星选择词语作为武器来完成他最后的功业，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宋应星是一位读书人，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处于这一框架之内。他是一位身处偏远县城里微末如尘的教师，然而，他认为自身、自己的活动和思想都与朝廷的政策、大明王朝的命运深深地关联在一起。但是，他为什么要选择技术活动这个范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家庭跟技术工艺有任何关联，或者他对工艺知识有超常的热情兴趣，所以我们无法同意宋应星有匠艺方面实践经验这种说法。在仔细检视宋应星在文化上、社会上、现实上所面对的条件之后，我提出这样的设想：宋应星在他的知识产出中呈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立足于一个特殊基础之上。无论是在现代的还是历史上的关于技术活动的定义中，我们都无法找到这一基础。我们需要（从技术活动这里）退回一步，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宋应星记录工艺知识这种撰述活动，去重新考虑我们该怎样去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我们需要在一个大背景下来考察他那不寻常的写作活动所具有的特殊之处：这一大背景包括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宋应星个人的失败，以及他对二者所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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