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与宋应星的家世

自有书契以来，车书一统，治平垂三百载而无间者，商家而后，于斯为盛。

——《野议·世运议》

宋应星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动荡和面临很多困难挑战的时代。1587年，当宋应星降临于人世之际，明朝已经经历一段相当长的稳定时期，开明的统治给它治下的绝大部分地区带来了二百年的繁荣。明代的开国者出身卑微，曾经一度做过和尚，因而明代的国家体系重视物力，采用一套新的赋税体系来规范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某些行业如丝织和瓷器领域中，官府拥有自己控制的生产体系。先皇的基业让国家长治久安，让统治者们能够逃脱人口剧增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使得国家免受外来者侵害。到16世纪末期，持续的繁荣与和平推进了物资商品化，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文学艺术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滋养，也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倾向。宋应星出生之时的中国，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是一个繁花簇锦的辉煌时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把1587年看作一个具有标记性意义的转折时刻：繁荣开始失控，道德开始崩塌，对物欲的沉溺、对奢华品的贪求让明代的美好世界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在他论述晚明政治史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中特别突出了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4]这一年发生了立储争议：神宗皇帝（生卒年1563—1620，在位时间1573—1620，年号万历）拒绝立其长子朱常洛（1582—1620）为皇太子，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此后，万历皇帝以不理朝政的方式来表明他的不合作。他和最高级的官员之间产生冲突，对这些政务官员提交的事务根本不予回应。这一做法让明代的程式化国家管理体系陷入瘫痪状态。决策出台完全变成了随机之事，而不再是可靠的政治程序之结果；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为隐士，他们离开了政治舞台；相反，奸佞之人——太监、贪腐的官员、道德低下的学者——则趁机掌握了权力，具有武举人背景的人如陈启新反倒能够获得高位。

国家层面上政治的逐渐失控与经济上的衰退，伴随着宋应星这代人的一生。物质上的繁荣以及社会安全感的缺失让社会撕裂，让他们的理想破灭，让他们的职业前程陷入困局。对于这种衰败的氛围，宋应星本人可能尤为敏感，因为微观层面上他的家庭史几乎与宏观层面上的王朝史同步相随。从宋氏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盛衰与明王朝的命运起伏大体有着同样的节奏。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样，宋氏家族的祖先也出身于底层。这个家族来自于中国南部江西省袁州府奉新县的北乡（雅溪）村。这里有着山峦地带的地貌景色，有着温和的季风气候；这里土地丰饶，自然资源丰富，矿物资源和有机资源都不缺乏。即便一个人拥有的土地并不很多，也足以获得收益，积累财富。在明代的早年，作为种田人的宋氏先祖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源，财富的积累在日渐增加。当家财到了可以成为当地富裕地主的水平时，这个家族就开始让自己的后代走上通往仕途之路。在那个时代，但凡有田产的人家都会采取这种标准做法：让后代进入国家官职体系，以此来获得社会声誉并借助于政治影响来保证新获财富的安全。^[5]众多人都在攀爬这一充满艰难险阻的社会上升阶梯，宋氏家族也当仁不让。在明代中叶之时，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1477—1547）已经在明世宗当政时获得了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的官职。这是奉新县宋氏家族的鼎盛岁月。(www.xing528.com)

然而，宋氏家族却没能保持这种令人炫目的高位。宋景的四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考取功名或者官职。他的孙子，即宋应星的父亲宋国霖（1546—1629）也没有显示出有任何学术上的才干。他更多地沉溺于钻研军事策略，尽保证家族延续的孝道。至少在完成第二项职责时，可以说成绩斐然：他娶了三房女人，生了四个儿子。宋应星还有一位长兄宋应升（1578—1646）以及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宋应鼎（1582—1629）和宋应晶（1590—？）。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宋国霖也有女儿。女儿只有在搭建了重要的社会关系时，才会被写进族谱里。宋应星的几位姑姑、堂姐妹、姐妹、孙女嫁给了当地有名望的人家，有的嫁到了宋应星少年时代的馆师邓良知（1558—1638）家中，而这位当地有名的学者邓良知曾经担任广东省的布政使司参正（从三品），现在赋闲归乡。^[6]

这就是宋应星有生之年这个家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能够获得朝廷里的高位，这让他们对这条路抱有希望。他们期待着能继续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让家庭财富增加，获得超过普通人的社会地位。两代人以后，这种希望变成了泡影，毕竟宋景的成功也有限而且姗姗来迟。官方的明代编年史《明实录》是正式记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员主要职业进阶的史书，这里的记载将宋景描述为一位忠心耿耿的官员，靠自己的勤奋努力，经过不同级别的擢升最后才得到朝廷里的官职。宋景官职生涯中的最高点是朝廷中的一个职位，官位为正二品（最高的级别为正一品）。这发生在世宗皇帝执政时期，当时宋景已经是71岁的高龄。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明代宫廷政治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宋景的位置有多么脆弱。世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国家承平，但是皇帝本人却是一位自大而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实际上，每次当他心血来潮开始亲自理政时，就会情绪无常地罢免官员，甚至将他们处死。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将日常的政治管理交给他的内阁首辅宰相严嵩（1480—1567），严嵩曾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宋景与严嵩来自同一省份，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用来巩固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好机会。不过，宋景的想法和理念经常与他的同乡发生矛盾，而后者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被视为明代官场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原型，这尤其在中国的戏曲和皮影戏《打严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不过，宋景似乎一直坚守着自己清白的理想，拒绝加入建立政治关系网的肮脏游戏，像同僚们那样借助于亲属、同乡或者师生关系来建立“安全港”。^[7]或许他也曾经加入其中，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就靠边站了。他的官位不够高、他建立的关系也太脆弱，还不足以为后代提供庇护。宋氏家族能够在国家的核心政治生活中发出声音的时间非常之短暂。

在地方上和家庭里，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图景。在当地的小村庄里，宋景身为高官让宋氏家族在当地出类拔萃。在宋景的家乡袁州府奉新县，自11世纪以来能够进入最高层官僚体系的人所占的比率都一直相当低，到了明代晚期就更为少见。^[8]本地有名望的人士看到他们在中央政府中的影响在减弱，这和窦德士（John W. Dardess）所描写的邻县太和县人的想法是一致的。^[9]能够参加进京会试、获得“进士”称号的人，在当地社会认同感的构建中举足轻重。即便在他们身后很多年，这些人曾经获得的功名还能决定其家族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自16世纪末以来的地方上的各种志书当中，宋应星家族中考取了功名的人——从他的曾祖父宋景到他的兄长宋应升——都被写进人物志里面。^[10]戴思哲（Joseph Dennis）的研究让人看到，万历年间的《新昌县志》（1579，在今天浙江省）中包括了当地重要人物的家族族谱，这是本地精英采用的通常办法，以此来提高宗族的声望，为彼此间持续的合作与通婚奠定基础。^[11]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测，当时的宋氏家族也被视为当地名流。在宋应星的兄长宋应升的笔下，他的曾祖父甚至还进一步被提升为地方英雄，他身上体现了忠诚、勤勉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价值。在宋氏家族的族谱里，他们的祖先宋景被褒扬为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严谨的学者，一个揭露腐败和不忠的典范。^[12]地方志资料中映射出来的也是一个如此这般的形象，认为宋景给他的家族带来了无上荣誉。在当地，他和他的家族代表了一个更美好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情操和尊严还受到人们的敬仰，好人还能够战胜坏人。人们也期待着宋景的后代们，能（对国家、地方、家族）有着类似的奉献。宋应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