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家世与处境——学而优难仕

春将暮矣，游憩钤山。

——《野议》

宋应星在其政论文《野议》的序言中，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友人结伴郊游的图景：1636年暮春时节的某一天，当时正在袁州府分宜县担任县学教谕的宋应星打算与他的朋友——县令曹国祺一起去踏青。他们携上清酒和诗书，要在树荫鸟语的大自然中度过一天清静日子：唯有吟诗唱和、不受世间浊杂事务困扰。不料，他们刚出城外，便有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信差送来一份来自京城的邸报，也就是官府内发布消息的文书。这两位勤勤恳恳的晚明官员，原本难得有撇开管理人事、治理国家等繁冗之事的机会来享受片刻私人交往的时光，如今这难得的休闲情绪却被“邸报”的到来搅扰。宋应星就是这样获知一位名叫陈启新的下层武官居然能“立谈而得美官”，获得京城给事中职位。这消息让宋应星感到痛心疾首，他把陈启新的升迁称为千年一遇的“奇事”（“此千秋遇合奇事也”^[1]）。他平生立志于考取“会试”和“殿试”的功名、获得荣耀的仕途擢升，这一切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理想被无情地践踏了。

51岁的他，感到自己真正受到了轻慢；或者说，比这还更糟糕，那简直是一种侮辱。他带着满腔悲哀愤懑写出一篇长达万言的政论文章，采用了给皇帝谏言的风格。这篇政论文章以《野议》为题名，这也充分地表明了该文的主旨：从社会政治上对晚明统治的衰败进行思考。

《野议》刊刻于1636年5月8日。这是一份典型的抨击时政弊端的报告，它出自一位下层官员、一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之人的笔下，描写了当时的社会情形：无所用心的官员、腐败丛生的官府、贫困潦倒的种田人和道德节操全无的读书人，都昏昏然在一个奢靡浮华的社会里醉生梦死。宋应星的文章，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绝望，写出了这个世界正在被人为的混乱吞噬这一残酷现实。宋应星对世事不满的表达，并非仅止于这篇文章。不久以后，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也被刊印出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他在这篇政论文章之后刊印的著作，完全超越了17世纪文人撰述的惯常做法：《天工开物》是一部以特别详尽的方式描写工艺和技术的文字作品。

宽泛而言，在17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和匠人在获取知识和产出知识上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匠人们在制物、做事时借助于经验获得知识，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检验知识。匠人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是“体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或者说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无须用语言来传达的、无须以文字来记录的；中国的读书人则着力于文本研究，解读其含义、发挥其立论，就哲学、文字学、文献学或者政治领域内的诸多问题编写经典文献的注疏、集注。读书人有可能获得高等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影响；而那些因劳动而双手脏污的人往往都是底层小人物。去讨论制作蜡烛会有哪些危险，或者如何用黏土制作砖坯等问题，无助于一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职业前程，其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精英文人根本不去留意这类知识。

中国知识文化的这幅黑白对比分明的画面——读书人优哉游哉地盘桓在自己的书斋里，匠人们忙碌在烟熏火燎的作坊中，被宋应星的著作给撕得粉碎。他的书将读书人和工匠人的世界连在一起；他的书让我们看到，在17世纪的中国正如在欧洲一样，实践与理论的分野从来没有过非黑即白的分界线。^[2]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和空间中，他的作为非同寻常。他试图将工艺和技术放置在中国书面文化当中，那是一种极端而复杂的尝试。要想精确地界定宋应星这一努力的特别之处，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这一章从宋应星的生活入手，考察宋应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和物质条件，介绍他在怎样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层层推进这种分析时，我们自始至终不应该忘记如下问题：是什么影响了宋应星对知识的看法和观点？是怎样的境况引发和形成了他的兴趣？毕竟，同是这位宋应星，在政论文《野议》当中表达了一位文人学者在社会责任和道德上的高洁理想，在《天工开物》中却专业而详尽地记录了各种工艺和技术。(www.xing528.com)

这一章考察宋应星的童年和家庭背景。我在他所受到的教育中寻找踪迹，来判断他如何为自己的未来作为做准备，来观察身为成年人他的典型想法。在这一领域里我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贫穷本身，抑或是他的社会交往圈里的某些人引发他去致力于那些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地位的事物。我也在追问，宋应星的努力是否可能会基于外来的影响，尤其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及其著作中传播的关于西方的信息。我从陈启新的擢升促使宋应星写下《野议》这一环节入手，推测他在刊刻自己著作之前的思想状态，揭示他的理想和理念。

对郊游的描写、对武官陈启新被擢升的强烈反应，引发了宋应星1636年的创作活动。对于一位现代读者来说，这两点可能都会是让人吃惊不小的：其一，在导入一个被他以激烈言辞进行抨击的政治事件时，他采用了近乎小说一般的叙事语气；其二，一位武官被擢升为高级文官，居然会让他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为什么宋应星在文章中将这件事与自己的郊游细节放在一起？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小官员会对一件朝廷内发生的事情如此上心？为什么当这个王朝国家正遭受北方蛮族攻击、东南倭寇骚扰、内地农民起义造成动乱之时，对一位武官的擢升任命会让他变得如此情绪激动？如果我们去探究他采用的写作风格和手法，并将这些内容置于历史大幕之前，我们就可以挖掘出来究竟是哪些不同层面上的动机和理想才促使宋应星去关注工艺和技术。这会让我们看到，与宋应星对工艺技术知识兴趣复杂地捆绑在一起的，是他对更宽范围知识的探讨，其中包括的题目如声音的产生、气象现象、腐烂过程、社会责任和政治经济等。

像宋应星在《野议》的开篇中所采用的那种简短叙事，是17世纪文字作品中常用的开场白。比较典型的情形是，作者在酒后微醺后变得意兴阑珊、心潮澎湃，于是完成了若干感情充沛的诗歌、一篇给皇帝的谏言、一部小说或者说是某种散文。^[3]所有这些文字都可以构成一位学者著作成就的一部分：详细描述个人精神生活的著作属于一个特殊的文类，其内容包括零散的、私人的随笔记录，这一文类被称为“笔记”。由于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到了明代末年，文人的数量众多，这类文字作品也多起来。文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文字当中批评性的音调越来越强。尽管国家和社会衰败日甚一日，学者们却一直在绝望的努力中履行自己的责任，无论地位高低如何、在朝还是在野。在职官员经常宣布自己拒绝入仕或者离职归隐，而那些没有得到官府聘任的学者则高调赞扬自己的遗世独立，因为这种生存状态让他们有可能在一个被他们称为堕落和腐败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道德理想。有些人通过沉浸于文学当中或者热衷于某些爱好而获得内心的宁静；另外一些人则对道德行为、正确的治世之道等予以评论，或者疾声宣扬他们认为应该去追求的价值观。

宋应星就代表了一位寻找自身社会性身份认同和思想定位的底层官员。他属于那个将自身定义为“士”的社会群体，他们代表的价值观是：社会等级和政治权力都应该源于学术训练。在17世纪的中国，学者（“士”）并非如中世纪德国或者如17世纪英国和法国正在出现的专职研究者那样，指代一种职业或者一个谋生行当。在17世纪中国的思想世界当中，“士”指的是那些有着共同教育背景和抱负的人。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标牌，同时也表明了男人们（以及为数很少的女人们）的社会身份：他们在知识产出这一大框架内工作，位于官方的或者私人的机构当中。宋应星作为一位中国的读书人，他已经精通了一定的经典文献，全力以赴地进行文本研究，以便能更好地服务于他的国家：他希望通过最高水平的科举考试，然后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然而，到16世纪时，追求这一目标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官府所需要的人数。如果他们在“会试”中成绩不够出色的话，一些读书人——比如宋应星——就只能获得低等官职，而此时他们早已人过中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一直坚持不懈地参加科考，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前景的处境并不明朗，大量受过教育的多余人才在寻找新的职业机会。他们有的成为代人书写的写手，有的成为小说家、教师和医生；那些获得财务自由的富人们探讨园艺、种植牡丹、饲养金鱼和禽类，他们也探究中国之外的陆地和海洋，编辑各种旅行游记；巨富们则开始搜集艺术品和工艺品，一些人开始关注自然世界，搜集关于植物与矿物的知识。许多中国学者探讨各知识领域（如自然哲学、农业、机械文化、商业和手工艺）边界上的问题，表达出来令人刮目相看的个人见解。总而言之，这些学者兴趣广泛多样，职业前程各不相同，在这些方面他们与欧洲同时代的学者并无区别；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框架远不如欧洲的学者那么清晰。

在这样的大幕背景下，这位明代十八般工艺的记录者一身那个时代的典型装束走上了舞台：他身着长袖、圆领、有云纹图案的丝质长袍，头戴读书人的冠冕。他倾心投入，只用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六部作品：1636年刊行了一篇关于文字学的《画音归正》和一篇政论文章《野议》；1637年刊行了关于工艺的《天工开物》，关于宇宙论并讨论了声音和气象学的《论气》，以及《谈天》；1638年刊行了诗歌集《思怜诗》。宋应星从一个当时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物质效用和自然现象，并因此在前现代中国的文字著作中，在17世纪中国人探索自然、技术、实用工艺的方式方法中留下了鲜明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