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介绍

按照欧阳谦的分析，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包括“语言的转向”“存在论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神学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文化批判的转向”“符号学的转向”“伦理的转向”“政治的转向”等哲学思潮），标明哲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后哲学的时代。按照哈贝马斯的表述，“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进程。”正是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现实需要，激发并推进了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和综合性的哲学观。如果要用一个粗线条来描述，哲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古代的本体论范式阶段、近代的认识论范式阶段和现当代的文化论范式阶段。其演变反映了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即从外在认识到内在认识、再到内外关系认识的心路历程。^[57]

有学者认为，当代哲学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危机。而更多哲学理论的提出也就是在对这一危机作出的一种回应，一种更好的方法论的选择。著名社会学家Z.鲍曼认为：“创造出文化的一般性概念是为了克服唯心/唯物、思维/物质、身/心之间长期的哲学对立。这个概念唯一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成分就是结构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客观化的结果，即人造结构……持续而无止境的结构活动构成了人类实践的核心，即人类在世间存在的方式。为了保持这种积极的生存状态，人类被提供了两种基本的工具——如阿奎那所言，手与语言；按照马克思主义赋予的传统，就是工具和语言。人类通过这两种工具——通过结构化——控制着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他们自身。”^[58]用文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当今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明确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59]而葛兰西是最早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其所指向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作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坚力量，已经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发展中无产阶级没有文化或是存在有文化、有知识的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所以，要动员和发动知识分子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就要首先占领知识的领导权。这一思想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所继承。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将“大众文化”或者“流行文化”作为哲学批判的目标和对象。

按照程巍的分析，1968年从法国巴黎开始爆发后来席卷整个世界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它意味着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颠覆传统的贵族或精英文化的开始。整个世界彻底被世俗化了。马尔库塞把精英文化看作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不仅培养学生对美、自由、人的完整性的向往，还容易唤起一种道德感，一种普遍的人性。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贵族文化，因为在“前技术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财富和闲暇来创造文化。正是基于这种理由，马尔库塞反对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而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制，因为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相伴而生的，它只会复制同样面孔的人，实际成了统治阶级的操纵手段。“校园成了一个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职业培训机构，不再是一个培养有独立批判意识的人的堡垒。”^[60](www.xing528.com)

70年代以后的整个世界，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大众文化”统治时代的到来。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已经与原来的通俗文化完全脱钩，或者说，当通俗文化完全变成商业文化时，大众文化就产生了。在我们看来，“大众文化”的骨子里就是一种商业文化，即文化的商品化。当资本不仅控制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进而通过文化的商品化控制了人的文化生活，也就是资本走向全面统治的标志。在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适应社会大众趣味的大众文化也迅速兴起。不管人们对大众文化持何种态度。实际上，它表明了一种新型文化的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它深刻地改变了文化和艺术的本性，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观念，也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认识。贾明^[61]认为，这种文化的转向具有了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从审美的文化向消费的文化转变；其二，从神圣的文化向世俗的文化转变；其三，从批判的文化向娱乐的文化转变；其四，从灵性的文化向技术的文化转变；其五，从传统的文化向时尚的文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