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具有空前强大的生命力,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保驾护航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其发挥巨大的生产力提供可能。1999年,英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拉迪·多恩布什在德国《明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的繁荣》,对于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做了充分的评估。“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信成本的下降,还是电子计算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竞争阶段,国家是发挥着“守夜人”式的消极国家职能,维护社会的平等,促进经济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潜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决定它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后的衰败和萎靡,美国总统罗斯福借鉴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政”,从而正式开启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
2.资本主义的制度不断完善,具有更大的隐蔽性(www.xing528.com)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活力还表现在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的制度内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政治上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从小的具体政策的变化直到大的发展模式的变迁。纵观20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模式:老自由主义德曼切斯特模式、(左翼)新自由主义的莱茵模式、(右翼)新自由主义的里根——撒切尔模式。目前又有所谓的“第三那条道路模式”。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具体适应了在各种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不断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了资本主义不断总结经验、进行自我革新的能力。从整体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秩序,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这种模式基本上日趋成熟,日益稳定。[49]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研究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并论证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结论。他认为,“在这个社会里,传统的污点正被清除或缩减,各种导致动乱的因素正被控制。”[50]这个社会不仅消除了危害其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而且“它掌握了那些把这一制度的进步置于脑后的社会阶层,即那些其生活一度体现着整个制度相对立的社会阶段。”[51]就是说,不仅先前作为政治反对派而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也与敌手连为一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站到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立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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