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制度生产的解析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揭示了什么是制度，即个人交往的产物。最初马克思对制度的理解一般是将“国家、法”作为制度；后来将制度的研究范畴扩展到整个社会所有制；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他将制度的研究视角放到整个历史过程，看作是“交往形式”。“交往形式”是马克思早期对制度的一种说法，实质上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的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将这一概念还原到唯物史观中，制度的变更实际就是社会形态的变更。^[38]也可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就是社会制度的生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自由是人的本质，一旦违背了普遍自由意志，那么国家制度将“如同违反落体定律的物质一样，必然失去生命”。^[39]也就是说，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人的自由本质，把人的本质作为国家价值目标，那么国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制度生产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的生产就是“管理”的生产。为了适应不断变革的生产力发展效率的需要而建立的相应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一种“中性”的生产，也可以说，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即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为了保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合理有序的运作的基本管理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障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力的高效运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而生产方式的水平直接制约着制度生产的现状。典型的就是美国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模式的出现。在福特制生产方式下，生产组织的变革不仅表现为零部件、生产工艺和产品的标准化，更重要地表现为简单的劳动分工使工人像零部件一样可以完全互换。福特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劳动分工原理。这种生产方式表现在制度上的对应关系就是分工明确、管理完善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认为，“福特制”^[40]和“后福特制”^[41]不仅指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包括调节经济活动的相应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化。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和政策等调节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积累体制”^[42]，“福特制”和“后福特制”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积累体制演进的具体形态。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和演进的趋势。^[43]而其中劳资关系的变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向资本利益倾斜的表现。这也就是当代制度生产的突出表现，即制度生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相关的，具有“阶级性”的生产。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4]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确实带来了人类的巨大进步。但是仍然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制度生产，强调其是为资产阶级，即有产者利益服务的，并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制度。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到当代的发展状况，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特别是对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缩小，都反映着这种生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才能生产出真正适合生产发展的制度，所以，不能有盲目的乐观或过分的悲观对待“阶级性”的制度生产。这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得到验证，从而不断得到修正的过程。按照赵汀阳教授的看法^[45]，制度问题也就是公共领域的管理问题，是作为政治问题的一个根源性困难。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不仅仅在于公民参与的比例，也不在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具体形式，更重要的就是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就是说在“身体管理”上的成功只是表面的政治成功（而且这一粗暴的管理模式终究会失败），在“心灵上”的成功才是无懈可击的政治成功。因此，真正合理的制度一定是满足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心灵上”成功的制度。(www.xing528.com)

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定义可能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也可以说他是马克思国家制度问题的延续。他认为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扩张和解放”。把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此外，他还提醒我们，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显性的制度层面，也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约束体系。法学家把它归纳为成文法，政治学家则将之归结为“正式的制度”；另外一个层面是隐性的制度。比如说地方性的风俗礼仪。甚至是一些道德伦理规范。这些都是没有成文形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也将之归结为“非正式的制度”。正是因为这些风俗礼仪的存在，使得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人伦次序，我们的社会交际就会出现混乱，遇到困难。隐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人文社会资本，其完备程度取决于社会人文社会资本的积累厚度。在美国社会里，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制度建设经验。美国社会的秩序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其显性制度规范，更多的恐怕在于其看不见的隐性制度规范。^[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