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实践概念虽然在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已存在，但是，那时的“实践”还只是一个没有从日常生活提升出来的常识性概念，尚没有进入西方思想的反思领域。在人类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概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理论，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这一伟大贡献所形成的实践哲学对后世形成的影响意义深远。从哲学理论发展讲，整个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对其实践哲学不同方面的阐释和发展；更进一步讲，在现实生活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也以观念的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实践方式。[4]在此意义上，理清了亚里士多德在使用实践概念的真实用意，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重要意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三大类型。三者之中，理论的活动最高，实践的活动最重要。实践就是道德的或政治的行为。根据思考的题材是否是可变的、必然的、确定的事物，理论的活动区别于制作的和实践的活动；根据活动的目的在于活动本身还是活动之外，使得制作的活动区别于实践的活动。所以，实践活动的题材“只能是我们的行动能够对之起一定作用并因此影响其结果状态的事物”。[5]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不屈从于外在的目的。这里亚里士多德已经初步区分出了作为物质生产劳动的活动和作为伦理、政治行为的活动。伦理与政治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由于伦理学与政治学都以探讨城邦生活为对象，因此伦理与政治乃是一体的，它们所聚焦的中心问题是：对于人而言，“究竟什么是善的生活”和“如何通达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认为城邦乃是人的生活的中心，人作为“政治动物”最根本的使命是实现个人与城邦的内在统一，这构成了“善的生活”的核心内涵。[6]在此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实际上是伦理政治哲学。
中山大学徐长福[7]指出，在《形而上学》第六卷，亚里士多德系统论述了他的学科分类思想。他把学科（或学问、学术、科学）分为三种：理论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理论之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第一哲学（或神学）。关于实践之学的下属门类，没有类似的集中阐述。从各种考证的依据看，政治学包含伦理学，其著作《伦理学》和《政治学》内容上又各有侧重，人们通常把伦理学和政治学看作实践之学。关于制作之学，从现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看，只有诗学一门。三大学科中，理论之学最明确，制作之学最不完整，实践之学范围最不清楚。但是，在柏拉图那里没有类似的学科划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最显著的一个特质，在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其区分所依据的关键在于事物自身或其本原，是否动变。这是由于他从其老师柏拉图身上的教训总结和改进的部分。在柏拉图看来，第一性的是不变的理念世界，第二性的是动变的感性世界。前者是原型，后者是摹本，通过模仿和分有理念才有了后者的现实世界。人们可以用理论的方式辩证地探求和逻辑地定义理念世界，作为其实践的依据。柏拉图也是按照这样的世界观参与其政治活动的，但是屡次的失败使其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张力。因此，亚里士多德采用了与其老师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解决。在后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走柏拉图路径的人很多，明显走亚里士多德路径的只有康德。(www.xing528.com)
由此看出，首先，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实践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主要不是指物质生产实践，而是指伦理、政治行为或活动；其次，对于这一活动是通过其实现的行动得到检验的。“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同样，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完善”；[8]再次，实践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实践“题材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也就是说，在实践的过程之中确定实践的确切性和标准，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事实。实践的真实性“要从事实和生活中得到验证。因为，事实与生活是最后的主宰者。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东西必须交给事实与生活来验证。如果它们与事实一致，我们就接受。”[9]由此，现实的经验生活就是实践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同等重要的。实践不只是认识的一个环节，更是人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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