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实践”的发展历程

必须要被推翻的不合理的关系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生产劳动的分析和考察，进一步确立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即通过对“生产实践”的研究，确立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克思带来的哲学史的实践观的变革。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生产实践”的提出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劳动的实践化。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他所说的劳动的抽象化，即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行业的具体劳动形式变成了劳动一般或一般劳动（labour in general）。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门讨论了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如何从一个指称特定生产活动的概念变为一个指称一般劳动的概念。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14]显然，重农学派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观点即惟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15]劳动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任何一种具体形式的劳动都是一定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付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了论述。在资本主义工业，即商品化和社会化的背景下谈这种抽象的一般劳动。它的根本特点在于仅仅剩下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种特质，即变成了一种可以用货币来统一量度和换算的活动。而劳动的这种变迁，使得“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并且，由于劳动及其劳动产品表现为非劳动者阶级，资本家的个人私有财产，因而，当劳动在社会各部门广泛深入并得到普遍认可，也就意味着私有财产的普遍化，从而私有财产就“完成了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16]

劳动的抽象化同时意味着劳动者的抽象化，即一个普遍的广大的劳动者阶级的形成。劳动和资本的普遍化造成了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两极对立。劳动者仅仅是因为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存在。“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个仅仅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阶级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中占大多数，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跟他们普遍的恶劣生存境况之间形成了最鲜明的反差。“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17]

马克思把劳动和劳动者的这种状况称为“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劳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是异化的。“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8]；其二，劳动者的产品同他自己是异化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9]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人同他人异化。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作为一般劳动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及其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否定了其历来被赋予的手段性、工具性和奴役性，从而否定了把劳动者当作手段、工具和奴隶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马克思提供的理据是：任何物种的本质在于其生命的本质，而人作为一种物种的生命本质就是它的生产性，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20]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将自己的生命本身作为对象来加以生产的存在物，劳动就是这种生产生命的活动；既然如此，劳动就理应成为它自己的目的，成为生命本身的目的，而不应成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包括不应成为资本家增殖资本的手段和工人活命的手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在价值上提升了劳动的地位，使劳动首次成了自为目的的活动。^[21]

第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发表：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确立。

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曾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里就十分清楚地体现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首先的和根本的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提纲》第11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具有纲领性质的话表明，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根本的是在对待世界的态度、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从新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人参与其生成、在人活动中不断被改造和创新的对象，人在这里是具有主体功能、有着无限作用、积极主动的能动存在。这正是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理解。对待世界现实态度的转变根源在于人的存在状态的变化。同样地，对待世界理论态度的变革也要决定于人对自身理论观念的改变。人是具有双重性本质的存在。人虽来自自然存在，却是在自身的活动中把自己创造为人的。这就决定人既是一种自然性存在，又突破自然限制具有了超越自然的性质，从而使人从动物区分出来，成为能动性的自身主体。以往的哲学从物的观点去认识人，或者把人看作单纯自然本性的存在，或是看作超自然的“神灵”存在。所以，过去的哲学都是以非人的形式去表现人，以非现实的形式去表现现实世界，它们必然具有玄思的和直观的性质。(www.xing528.com)

实践观点的创立，绝不是仅仅为哲学增添或补充了一个新的范畴、新的观点和新的原理的问题，而是为我们理解人、理解世界以及理解全部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完全新的立足基点、观察视角和思维模式。实践观点是作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由此，吉林大学高清海先生也把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表述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就表征着对人的观点、看法的变化。从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就是要从人之为人的自身根源去把握人，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去理解人的本性，从人的历史地生成变化中去把握人的存在状态，从肯定与否定双重性质中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从人的超越性活动中去把握自身的多种属性。

第三，实践的生产化。

只有准确的理解马克思实践范畴，才可能真实地领会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实践的观点，但此时的实践概念还比较模糊、抽象。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实践的内涵更加具体化，即实践更确切的被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之后的《资本论》更是将实践的内涵具体化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但是，不论实践的内涵如何变化，对于马克思实践的理解，有两个基本原则是必须加以强调和把握的：其一，马克思的实践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其二，马克思是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来理解实践的。

马克思把实践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主要体现在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批判和超越。这里，对于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到他的缺点，却没有完全否定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即“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22]他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批判和颠倒的基础之上，从而历史性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思辨性。他指出，黑格尔所提到的存在和对象，不过是其抽象思维的产物，都是观念地存在着，而不是现实的客观实在。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是从感性直观的证伪出发，经过意识和自我意识的非自足性的确证，最后达到概念这个思维一般的逻辑起点的。其后的《哲学全书》，就是这个概念化了的神创造世界过程的展开。与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突出强调生活的感性性质、感性原则。这样，费尔巴哈就以感性对象、感性客体取代了黑格尔的思维对象、思想客体。所以，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充满了“感性”这个词。而从强调“感性”这一点来看，费尔巴哈的哲学比黑格尔哲学更接近现实生活。^[23]但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具有不彻底性。也就是没有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结果“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所以，马克思用“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才真正在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握住人类生活的感性基础和实质。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抽象的思维”转换为“感性的直观”，马克思则将感性直观推进到实践的“感性活动”，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点就是在《提纲》里提到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两条标准之一。

另一条标准就是它们的立足点问题（《提纲》第9、10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这种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被分工和私有制所宰制，“只能做到”对“单个人的直观”，即原子式的个体。而新唯物主义强调的人类社会不是单个人和群体的简单区分，个人是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也就是把每个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联系或交往活动作为个人的立足点。“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研究中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能看到生产过程的结果，即通过生产劳动过程而形成的生产物，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最终生产的不仅仅是一种物、一种劳动产品，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生产了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并且，社会关系一旦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产生出来，便又反过来变成了人们进一步实践、进一步生产的现实条件与前提。所以，那种仅仅强调实践而忽视实践的社会制约性，不是把实践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来理解的观点，恰恰是没有克服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残余。”^[24]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述真实的社会关系只能在具体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1857年手稿》中的研究不满足于人们仅仅有一个对生产的一般性的理解，也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有抽象的生产存在。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说到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活着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主题”。^[25]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花了巨大篇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一具体的社会生产类型进行了生动地剖析。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都是生产创造的。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考察，都内在的统摄于“实践”这一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实践不仅仅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生产的实践决定和构成了人在社会中的其他关系，所以，实践具有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它构成了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关系理论出发点和核心原则。实践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动力和基础，为我们批判性地考察现代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