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研究现状

重新审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所占有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与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内重要的政治理论变革直接相关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问题的研讨，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政治运动，从学术外部推动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思考和重新定位，即重新审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独特作用。70年代末，首先由李泽厚、刘纲纪等人在美学研究，即弘扬主体的能动性中率先提出了实践的本体地位问题。从现有的文字材料可查，李泽厚第一次在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提到，实践指的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特别是主体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征服和改造客体自然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事实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5]他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实践的基本含义和根本标志，主张“是practice，而不是praxis，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6]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7]李泽厚的总体实践论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的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8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观点的传入，以及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这可能是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讨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从此，陆续打开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关注；80年代中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发生了一次争论，一些论者直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引起国内的更广泛的对实践的关注与讨论；到了8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切入点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形成了很多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是其中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动机：那就是突出“实践”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此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来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及其哲学变革的意义。^[8]此间，国内学界依托自身的理论资源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涌现出一批在全国甚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具有代表性观点和解释原则的理论学者，如北京大学的黄枬森、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南京大学的孙伯鍨等。从1988年—1995年，全国各类报纸、杂志共发表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文300余篇，还产生了一系列专著。其中有代表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有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实践的唯物主义》（1987），肖前的《论实践唯物主义对现行哲学体系改造的意义》（1988），夏甄陶、欧阳康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1988），徐崇温的《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中实践的唯物主义》（1989），等等。^[9]

这就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转向说”。马克思以实践自身的内在矛盾作为理解人与世界的基础，第一次将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将实践作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关节点，从而扬弃了旧哲学中将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观变革和“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确立。从现实的人及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就是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中生成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马克思哲学探寻的方向和真实的诉求。如何理解实践也就是如何把握人的本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在胡塞尔“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影响下，对马克思的“实践转向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强调人的生存和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哲学在其实质上是一次“生存论转向”。几乎国内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实际地、历史地改变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关怀。按照生存论的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是生存论，物质生产活动作为最基础的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的生存论首次突破了西方两千多年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也是客观实在明证性的确立。^[10]但是，无论“实践转向说”还是“生存论转向说”，都是以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实体本体论的思维范式，从而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和解释范式的根本变革。(www.xing528.com)

在当代，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11]，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根据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论预设，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实践观：第一种实践观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料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80年代初有人提出的关于要将意识从对于实践范畴的规定中清除出去的所谓“净化实践概念”就是属于这种实践观；第二种实践观，实践被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范畴，一切其他范畴都可以从中推衍出来，但是实践的形式却是理论的，即是以理论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内在的，但是内在于理论体系之中的，即实践是作为理论体系内的一个奠基性范畴使用的，而不是指作为理论活动之外的一种现实的存在；第三种实践观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方面，与第二种一致。在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实际活动的实践对于理论活动的奠基作用，实践不是内在于理论体系之中，而是内在于实际的生活实践之中。按照这种划分，马克思的实践是第三种。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12]总结先前的实践哲学的几条主要进路，哲学研究实践问题的特定视角、方式、路数、传统或范式等。他认为不同的进路虽然都指向同一目标，论域上也互有交叉，但由于其志趣不同，出发点不同，运作的方式与轨迹不同，因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很难从逻辑上相互化约或还原。这些进路有：观念论进路、伦理学进路、本体化进路、生存论进路、后现代进路、实用主义进路等。200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康和张明仓合著的《在观念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是客观的、唯一的，但马克思哲学呈现于外的整体面貌和人们对它的整体理解、综合印象和评价却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他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的解读归纳为六种^[13]：即实践净化论、实践认识论、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按照这种划分，马克思的实践属于第六种。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14]用物质、实践和哲学为核心的三组基本范畴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和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三个基本阶段。由实践、主体、价值、历史和选择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实践唯物主义”，其核心范畴是“实践”，而“实践”范畴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所达到的深刻内涵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就是人在自己的目的性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从理论自身上看，“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是在对教科书哲学范式的反思和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回应的两大背景下形成的。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源于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后工业文明”的全球性问题的两方面时代课题。

也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的总结来看^[15]，他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果，第二个特点，是在中国哲学领域，中西马从相互排斥到相互对话，相互吸收、相互结合的过程。最近三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出现两种新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支，涌现不少年轻有为的哲学家。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如颇为流行的所谓实践哲学、讲坛哲学、论坛哲学的分离和矛盾的问题。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国家意识形态，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讲坛哲学是指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论坛哲学是指学术杂志上的哲学文章或各种哲学论坛。如果这三种哲学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的巩固是有利的。否则效果相反。按照陈先达教授对实践哲学的理解，本论文的实践哲学在严格意义上属于论坛哲学。同时，也力求将三种哲学有机内在的结合在一起，既夯实课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基础理论，又能面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时代。而不限于自我哲学的欣赏和满足，繁荣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

从我们目前所取得的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研究成果看，丰富而多样、翔实而具体；研究和论证的方式已经从表面走向深入，从追求外在整齐划一的形式到挖掘其具体而深刻的理论内容，既立足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也能够深入浅出地进行文本性的研究，进一步把思考的问题细化、理论化、规范化。不仅开拓了理论的视野，也提高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实力。但是，任何实践哲学必须有两个面向：我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而且又是一种“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已经从原初的阶级斗争范式转变成主体性范式，而今整个范式也陷入了危机。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的演变有一个从常规时期经过危机和革命而进入新的常规时期的过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也可能在危机与革命后进入一种新的常规时期。^[16]21世纪初以来，部分敏锐的学者力图从实践哲学的立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一方面是力图突破传统哲学研究的局限，另一方面激活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真正促进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的汇通。因此，仍有很多学者努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以当下的时代主题继续推动实践哲学的发展和延伸。在这里，有的学者从“科学”为实践哲学找寻论证的可能和途径。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山大学的徐长福教授和南开大学的王时中教授的论证。徐长福教授以“自然直观”与“符号称谓”的异质性关系为坐标，将“自然直观”作为“终审者”，展开对各层思维形式的批判性考察。王时中教授以“必然”与“自由”的异质性关系作为坐标，将“自由”作为“终审者”，以实践的能动性、普遍客观性与社会历史性作为标尺，考察各种科学形式中对“实践”三种特征的整合方式及其存在的根本困难，进而寻求一种表征“实践”的“科学”的可能性。^[17]还有的学者力图在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核心概念中寻找研究的出路和途径。从“经验概念”出发，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丰富内涵，经历近代发展的“窄化”，到康德的回归，提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科学体验”与“生命体验”的统一。就其“生命体验”的表述而言，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的博士论文已经明确地提出，21世纪是体验的时代。不具有理论上的新意。但是，其“科学经验”的反思，还是契合了当下学者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资源。^[18]因此，我们要理清在当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存的条件下，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实意义在哪里？我们还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所以，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真正把握作为实践范畴的真实含义，才有可能真正找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真理和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