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于“实践”范畴或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已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广泛共识。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不仅仅具有贯穿始终的方法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本体论意义,进而构成马克思全部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可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全部批判都内在的统摄于“实践”这一核心范畴。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更是被理解为“实践的基底样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生产”和“实践”概念往往是交替使用的,没有做明确的区分。这就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和“实践”概念带来一定的困难和误解。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影响,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劳动和实践概念的理解还存在普遍的经验化倾向。从内容上,“实践”被理解为三种基本类型,即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经验性活动。“劳动”往往等同于物质生产实践。由于没有从历史上厘清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哲学史上“实践”概念的内在关联,“物质生产”和“实践”只是被外在地捏合在一起,因而这种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实践”既不能准确反映“实践”的根本特点,也不能深入揭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深刻内涵,似乎“物质生产”成了“劳动”和“实践”的代名词。这样也就曲解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正是通过“生产过程”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思维过程”的真正超越。因此,既保有西方道德实践追求自由的传统,又在“劳动”概念中实现人的自由的本质,达到劳动与实践的统一。[1]实践范畴具有了双重的维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具有了超越的维度和途径。物质生产实践才得以真正走出了“内在意识”。
严格说来,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原生态本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因此,它只是中国人基于自己特定的文化、历史际遇而做出的重新解释。既然是“解释”,我们就不能也不可能把它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2]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认为[3],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三种语境中理解和使用的。第一种是“政治话语”,即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建党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政治家们仍然高举这一旗帜,但已经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第二种是“传统观念”,迄今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家、理论家,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还坚持一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把马克思主义流行过程的一种特定形态误为马克思主义本真进行理解和阐释。第三种是“学术对象”,包括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内,鉴于20世纪大多数学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4],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必然出现的趋向。按照哲学解释学的看法,任何的“文本”和“主义”,从其产生之初,就伴随着“解释”与“被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本只能在与当代视界的融合中才会产生新的历史效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www.xing528.com)
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各不相同的重新理解,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运用的理论资源相关。但一般说来,他们大都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或基于西方哲学史的逻辑重新理解马克思,或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或用现代西方哲学某一学派的理路重新理解马克思。这不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势成就了它的哲学优势,也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哲学理论,而且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遇到了同西方相似的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不同理解,有些是相互对立、需要论辩和澄清的,有些则并行不悖,可以相互诠释,但大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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