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伦敦大使会议介绍

精彩看点

巴尔干联盟—巴尔干战争爆发—雷蒙·庞加莱的计划被搁置—伦敦会议—阿德里安堡问题—《伦敦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布加勒斯特条约》

在《二十五年间》这本书中，虽然爱德华·格雷爵士所用笔墨不多，也没有详细解释，但他的确曾指出，各大国在1913年上半年召开的伦敦大使会议避免了一次欧洲大战，或者说伦敦大使会议消除了战争隐患。

20世纪，尽管大使会议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样的会议曾在19世纪频繁举行。大使会议是大国之间就特定问题建立密切联系的最方便手段。当然，各国驻欧洲大国首都的大使必须在当地外交部首脑主持下会面。大使并非责任内阁的首脑^[1]，所以必须奉命行事。但在职责范围内，他们凭借职业外交家的斡旋能力有可能会改变局势。当僵局出现时，如果大使将提议送回国内，很可能会产生更加通融的新外交指示。

巴尔干战争是伦敦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1908年，土耳其帝国发生了革命。随后，青年土耳其党在国内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意味着土耳其帝国新政府有可能出手干涉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事务。于是，1908年10月5日奥匈帝国决定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虽然塞尔维亚王国差点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但这场严重危机并未演变成战争。最终，没有经过任何会议，危机便解决了。然而，在这场危机中，俄罗斯帝国没有打算支持塞尔维亚王国。

多年以来，意大利王国一直想要吞并的黎波里。土耳其帝国民族主义与立宪政体的复兴（虽然并不完美）可能是意大利王国选择在1911年实施吞并的黎波里计划的原因。这也是促成1912年巴尔干联盟形成的原因^[2]。当意大利王国向土耳其帝国宣战时，巴尔干联盟的各项计划才开始“实现”^[3]。

迄今为止，巴尔干半岛各国因仇恨而矛盾重重。如今，它们可以在一个共同联盟中搁置分歧，这一切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再次结出硕果。显然，这是一次区域性国际合作试验。

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

经过希腊王国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保加利亚王国首相伊万·埃夫斯特拉提夫·盖肖夫与塞尔维亚王国首相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以及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尼古拉·帕希奇共同协商，建立巴尔干同盟的条约最终签订。黑山王国^[4]也参与了此次协商。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对巴尔干联盟建立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使用外交资源推波助澜^[5]。

虽然巴尔干联盟缔造者的终极目标不为人知，但他们遵照欧洲条约进行了首次行动。巴尔干联盟向土耳其帝国提出，必须根据《柏林条约》第二十三条对土耳其帝国的欧洲行省实施改革。巴尔干各国因为未收到满意答复，所以1912年10月8日向土耳其帝国宣战^[6]。

这场战争爆发得十分突然。也许是因为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一直在努力促成各大国采取集体行动，向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土耳其帝国提出联合建议，从而阻止战争爆发。由于英国不愿向土耳其帝国施加压力，俄罗斯帝国也不愿向巴尔干半岛各国施压，1912年9月22日雷蒙·庞加莱提出的计划被搁置^[7]。欧洲大国本来可以阻止此次战争爆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谓失败至极。事实证明，正是巴尔干战争将各国推向了欧洲战争。

伊万·埃夫斯特拉提夫·盖肖夫

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

尼古拉·帕希奇

雷蒙·庞加莱

在与欧洲各国的战争中，土耳其人一向善于防守。然而，在此次战争中，土耳其人防守较弱，着实让欧洲国家颇感意外。1912年年底之前，巴尔干半岛国家征服了整个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色雷斯遭到入侵。斯库台湖与阿德里安堡遭到围攻。欧洲大国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因为它们的利益与土耳其帝国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息息相关。“欧洲列强一致认为，君士坦丁堡必须留在土耳其人手中。”^[8]不过，巴尔干半岛各国并未流露出关于君士坦丁堡问题的意图。爱德华·格雷爵士提议进行斡旋。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选择伦敦作为会议地点，会议代表于1912年12月抵达伦敦”。“在圣詹姆斯宫，与会代表被安排在不同房间，我（爱德华·格雷爵士）代表英国政府会见了各国代表，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表达了谢意，感谢各方为和平而付出的努力。”^[9]在伦敦会议上，巴尔干半岛各国与土耳其帝国最终未能达成协议。这次会议最大难题是阿德里安堡问题。保加利亚军队没有夺取阿德里安堡，却坚持索要此地。

1912年12月，在伦敦召开的巴尔干半岛问题会议谈判破裂。不过，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提议下，伦敦会议结束当月，各国大使便开始着手举行下一次会议。第二次伦敦会议召开的原因是欧洲确实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战争威胁并非来自阿德里安堡问题，而是阿尔巴尼亚问题。

土耳其帝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因战争中的军事失败而瓦解。巴尔干同盟因为大获全胜而欢呼雀跃。塞尔维亚王国希望进入亚得里亚海进行商业活动。塞尔维亚王国与黑山王国或许都把阿尔巴尼亚的部分地区视作战争的犒赏与战利品。

奥匈帝国坚持认为，阿尔巴尼亚如果不再是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那么也不应该落入塞尔维亚人手中，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然而，塞尔维亚王国当时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很容易与奥匈帝国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帝国认为需要支持塞尔维亚王国，一场欧洲战争将无法避免。

“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灾难发生，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议召开大国会议。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已经表示同意，俄罗斯帝国也乐意参会。如此一来，法国与意大利王国肯定会同意参会。我没有要求伦敦必须作为会议地点。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巴黎这个‘亲善之都’作为会议召开地点。同时，我不渴望参与会议的繁重工作。不过，伦敦被选作了会议地点。第一次伦敦会议已于1912年12月月初召开。”^[10]

伦敦大使会议召开时，欧洲确实存在着战争危险。俄罗斯帝国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曾告诉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冯·舍恩，俄罗斯帝国“无法忍受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再次受辱”^[11]。实际上，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暗示，俄罗斯帝国为在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危机中不得不做出外交让步而感到耻辱。1912年11月25日，亚历山大·本肯多夫警告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说，俄罗斯帝国正在开始动员^[12]。意大利王国驻伦敦大使吉里诺·因佩利亚里言之凿凿地向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指出，“如果你认为俄罗斯帝国是在虚张声势，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局势非常严峻。除非奥匈帝国能在塞尔维亚港口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缓和的态度，否则战争不可避免”^[13]。

吉里诺·因佩利亚里

1912年12月17日，伦敦大使会议召开。就各大国而言，大使会议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五位大使—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艾伯特·门斯多夫、意大王国利驻伦敦大使吉里诺·因佩利亚里、法国驻伦敦大使皮埃尔·保罗·康邦、俄罗斯帝国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与会议主席爱德华·格雷爵士共事，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在执行国内指示时，并非各行其是，常常心平气和地见机行事。五位大使充分利用对本国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向政府提议修改指令，以便互相之间能够及时做出让步。土耳其帝国与巴尔干半岛各国分别通过外交大臣或代办不断协商。最终，1913年5月30日，希腊王国、保加利亚王国、黑山王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作为一方代表，与土耳其帝国签署了《伦敦条约》。《伦敦条约》涉及土耳其帝国欧洲领土的巨大变动。土耳其帝国欧洲领土缩减后，仅局限于君士坦丁堡、马尔马拉海沿岸地区及加里波利半岛。此外，根据《伦敦条约》第二条，从爱琴海的埃内兹到黑海沿岸的米迪亚以西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领土全部被割让给了巴尔干半岛国家。这些领土—实际上是马其顿与色雷斯—的再次分配将由巴尔干联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的条约决定。根据该条约第五条，交战双方决定将爱琴海群岛的最终归属问题交由大国做出裁决。其中不包括交给希腊王国管辖的克里特岛与在希腊王国管辖范围之内的阿索斯山所在半岛。另外，根据该条约第三条，欧洲大国还将负责解决阿尔巴尼亚边界问题。

签订《伦敦条约》

《伦敦条约》签署时，各方表面上看起来皆大欢喜。它可谓欧洲协调的代表性工作成果。然而，事实证明，《伦敦条约》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可谓一大败笔。它有着致命缺陷，并未像解决爱琴海群岛问题那样要求大国负责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分配埃内兹到米迪亚以西的欧洲大陆领土。如果《伦敦条约》不曾有这样的漏洞，参加伦敦大使会议的各大国代表会根据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已经缔结的条约，采用条约未适用的衡平法，分割土耳其帝国割让的领土。如此一来，保加利亚王国与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之间就不会爆发可怕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也就不会造成动荡局面与不解之仇。1913年6月至7月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十分惨烈。(www.xing528.com)

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亚军队突然进攻塞尔维亚军队的防线，从而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不过，保加利亚王国内阁似乎不知晓这次袭击计划。事实上，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给萨多夫将军下达了一份书面命令后，这场突袭便开始了^[14]。1913年7月9日，罗马尼亚军队参战，夺取了多瑙河上的斯利斯特拉，然后向保加利亚王国首都索菲亚推进。此时，敌对行动实际已经停止。在随后的谈判中，交战双方对于1912年5月签订的《伦敦条约》相关规定（除了涉及阿尔巴尼亚的规定）置之不理，重新签订了条约，即1913年8月10日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巴尔干半岛国家与土耳其帝国均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各大国制定了《伦敦条约》，所以签约各国本来应该坚决维护该条约。只要各大国意见保持一致，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土耳其帝国肯定会屈服。随着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尤其是希腊军队大获全胜与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干预，大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英国拒绝承认《布加勒斯特条约》。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刻发电报表示承认《布加勒斯特条约》^[15]。德皇威廉二世不仅祝贺果敢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成功干预了这场战争，还给希腊国王康士坦丁一世致电说：“我把卡瓦拉拱手让给您。”事实上，卡瓦拉是爱琴海上的良港，本来应该由保加利亚王国接管。于是，欧洲大国关于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协调就这样不了了之。

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的各国代表

希腊国王康士坦丁一世

不过，伦敦大使会议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此次会议促成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建立，这显然是一个重要成就。伦敦大使会议的另外一个显著成就是，它确保了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不会在塞尔维亚王国通往亚得里亚海的航道问题上发生冲突。^[16]

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二十五年间》曾经表达过内心的遗憾，大使会议未能永久存在。一旦再次发生类似危机，各大国本来可以利用大使会议作为交流中心，从而进行斡旋。事实上，不一定要真正坐在一起召开一次会议。不过，召开会议的想法应该一直存在，毕竟大使们一直居住在欧洲各国首都。然而，欧洲各国政府根本没有去拜访各国大使的意识。对此，爱德华·格雷爵士写道：“据我所知，大使会议的所有成员，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即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排除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与个人争斗，也未能给各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即便留有印象，这种印象也转瞬即逝……

1912年至1913年的大使会议成员依然健在。直到1914年，他们依然坚守各自的岗位。不过，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维也纳，似乎没有人记得过去，也没有人在1912年至1913年的回忆中找到未来的希望。当1914年危机爆发时，有人曾建议利用1912年的大使会议机制解决问题，却遭到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的断然拒绝。如果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在维也纳，另一个在圣彼得堡，分别明智地预见到险恶的未来，其中一个能够提议召开类似伦敦大使会议的会议，而另一个能够接受这样的永久机制。如此一来，随着危机不断缓解，未来巴尔干半岛争端或许会彻底解决。然而，圣彼得堡与维也纳没有这样的政治家。”^[17]

【注释】

[1]即君主制国家的首相和共和制国家的总理。—译者注

[2]盖肖夫所著《巴尔干联盟》（1925年）；1929年7月及9月《柏林月刊》中的《克拉斯尼档案》所提供的电报内容。关于希腊-塞尔维亚王国联盟，见《外交印记》第4页的《希腊官方白皮书》。—原注

[3]《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50页，1911年11月7日《邦帕德报告》。—原注

[4]1910年8月28日，黑山公国改国号为“黑山王国”。—译者注

[5]俄罗斯帝国驻索菲亚大使聂留道夫与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尼古莱·哈特维希的加急电报载于《战争罪责问题》（1925年版）第3卷第789页至第818页。—原注

[6]根据上述条款成立的欧洲委员会于18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制订了一项改革计划，爱德蒙·菲茨莫里斯是该委员会的英国专员。—原注

[7]雷蒙·庞加莱所著《为法国服务》第1部第261页。—原注

[8]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章第264页；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所著《我的伦敦使命》（1928年）第159页，1912年11月14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发给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信。—原注

[9]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卷第261页。—原注

[10]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卷第265页。—原注

[11]雷蒙·庞加莱所著《为法国服务》第1部第261页。—原注

[12]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所著《我的伦敦使命》第163页（1912年11月26日加急电报）。—原注

[13]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所著《我的伦敦使命》第175页（1912年12月1日加急电报）；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版）第7页。—原注

[14]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版）第59页。—原注

[1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35卷第371页。—原注

[16]“航道”（corridor）一词当时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原文所用表述是贯穿阿尔巴尼亚的“一片塞尔维亚王国领土”。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所著《我的伦敦使命》第171页及第173页，1912年11月18日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写给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的信。—原注

[17]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卷第276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