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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布兰卡事件”—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阿加迪尔危机—大卫·劳埃德·乔治的市政厅讲话—德意志第二帝国舰队的“崛起”引起英国的恐慌
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此表示支持,直接导致了国际协调破裂。在紧随其后的四年时间,虽然欧洲协调曾经在1913年伦敦会议(为了解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遗留问题)期间临时重建,但整个欧洲的国际社会一直处于失序状态。欧洲各大国纷纷居安思危,加强军备。与此同时,在没有达成普遍谅解的情况下,为了消除对立双方的摩擦根源,它们不是已经签订条约,就是正在努力签订条约。鉴于欧洲各大国因惶恐不安而采取各自为政的外交政策并且不断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要想无限期地维护和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事实上,就在1911年,一场欧洲战争一触即发。
1908年秋,“卡萨布兰卡事件”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之间沉寂已久的摩洛哥问题再次发酵。在驻摩洛哥法国外籍军队中,有六名德意志第二帝国籍士兵试图登上一艘船逃跑时,得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卡萨布兰卡领事的帮助。法国人在追捕逃兵时,被指控侵犯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领事权。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继续进行这场指控与反指控游戏,因为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火上浇油。两国同意将此事提交仲裁。1908年11月24日,它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根据《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1909年5月22日,仲裁法庭宣布:一方面,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卡萨布兰卡领事存在“明显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法国军事当局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领事缺乏尊重。双方接受裁决时,均表示了歉意。
据此看来,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并不会因摩洛哥问题而开战。1908年10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听说奥匈帝国打算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时,意识到这场新危机事关重大。在写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中,他说:“鉴于当前情况,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解决发生在摩洛哥的不幸事件。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摩洛哥始终是法国地盘。让我们体面地结束此次事件,这样就有可能消除与法国之间的摩擦。现在,我们面临更加重大的问题。”[1]伯恩哈德·冯·比洛十分认同德皇威廉二世的观点。不过,他说法国人肯定不知情,否则他们绝不会因德意志第二帝国退让之举而提供任何赔偿[2]。自从奥托·冯·俾斯麦下台后,正是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奉行锱铢必较的赔偿政策,欧洲大国关系日益恶化。不过,1909年2月9日,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摩洛哥问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该协议表达了双方执行《阿尔赫西拉斯法案》的愿望。法国承诺,尊重摩洛哥王国的独立与完整,并且承诺德意志人在摩洛哥王国拥有平等的商业机会。德意志第二帝国则承认法国维护摩洛哥王国和平与秩序的特殊政治利益,并保证绝不会横加干涉。[3]
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上支持奥匈帝国,最终导致欧洲协调破裂,但它最终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解决了摩洛哥争端。显而易见,在摩洛哥问题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希望避免战争。因此,它不太可能想在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发动战争。当然。如果奥匈帝国请求德意志第二帝国支持,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做好了面对战争的准备。总而言之,看起来,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判断有误。1908年秋,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曾向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1908年11月,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在写给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信中说:“昨晚议会休会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要和我聊一聊。显然,他十分担心欧洲当前的局势。在他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着自1870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他说,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但英国实在无法看透符合所有已知事实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政策,只能判断出它想要发动战争。然而,战争一旦发生,就绝对不可与1870年战争同日而语。因为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与近东地区必定会卷入战争,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了……我说过,根据我的个人理解,一旦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队入侵比利时王国,我们应该根据条约义务介入。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十分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众所周知,法国边境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德意志第二帝国难以抗拒入侵比利时王国的诱惑。”“他没有给我透露任何信息。我相信,也没有什么消息能逃得过新闻报纸的法眼。但他在谈论个人观点时,语气十分悲观,这令我颇感震惊。”[4]
一方面,英国自由党政府或许误解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这说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执行对外政策时,的确太不顾后果,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显然,对整个欧洲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新鲜血液来主导外交事务。1909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进行了大换血。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接替了威廉·冯·舍恩(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的外交大臣职务。伯恩哈德·冯·比洛辞去首相职务后,由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继任。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均希望促进德意志第二帝国与邻邦的友好关系。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上任后首先关注的便是摩洛哥问题。
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
在1911年5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宣称,鉴于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德在摩洛哥王国的统治失败,《阿尔赫西拉斯法案》关于摩洛哥王国独立与完整的条款无法继续生效。“如果反对法国兼并摩洛哥王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们的目的是务必让法国给予我们补偿。按照法国保护在菲斯的本国公民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在莫加多尔与阿加迪尔以和平的方式驻扎军舰,以保护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公民。”[5]正是基于这番论断,1911年7月1日,德意志第二帝国派出“猎豹”号炮舰前往阿加迪尔。这引起一片哗然。
“猎豹”号炮舰
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军舰派往阿加迪尔之前,为了单独控制摩洛哥王国,法国已经开始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就补偿问题进行谈判。法国提议,用刚果铁路计划补偿德意志第二帝国,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参加了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这场会谈。对于法国提出的如此微不足道的补偿,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嗤之以鼻,直截了当地表明必须满足德意志第二帝国所提要求。随后,德意志第二帝国便将“猎豹”号炮舰派往阿加迪尔。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斯·康邦暗示,德意志第二帝国想要整个法属刚果殖民地。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偏离了自己在1905年坚持的立场。当时,德意志第二帝国坚持摩洛哥问题应当“欧洲化”,绝不能由几个大国单独解决。此外,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忽略了一点,他并未向英国申明,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不打算夺取摩洛哥王国在大西洋海岸的港口,而这恰恰是英国在1905年最担心的事情。因此,这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英国坚决支持法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将“猎豹”号炮舰派往阿加迪尔后,英国外交部进一步确信,德意志第二帝国意欲占领摩洛哥王国大西洋海岸港口,并且随时都可能实施占领计划。然而,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想要法属刚果殖民地。
阿加迪尔危机漫画,标题为“先生,您先请”。漫画显示了法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的一场射击比赛,一只“和平”的白鸟刚刚从“摩洛哥局势”的陷阱中被释放出来,参赛者各自等待对方先射击。射击台周围聚集着来自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统治者,其中包括山姆大叔、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
当德意志第二帝国“猎豹”号炮舰的行动传到伦敦,1911年7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告知德意志第二帝国,它往阿加迪尔派驻军舰引发了新的争端。“与之前有所不同,未来发展趋势会更加直接地影响英国利益。我们将不会承认英国未曾参与的任何安排。”[6]法国自然很欢迎英国参加皮埃尔·保罗·康邦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的谈判。根据1904年签订的《三国协约》相关条款,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有义务支持法国。然而,事实上,法国渴望更大范围的讨论,并非局限于三国会谈。正如当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曾在1905年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这次法国请求爱德华·格雷爵士提议召开列强会议。
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参加谈判的请求后,一直在等待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回复。然而,整整两周过去了,依然毫无音信。爱德华·格雷爵士决定,一定要做一番大动作,以引起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重视,证明英国将不惜采用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利。不过,值得怀疑的是,通过这番动作对抗一个大国是否真正有效。毕竟,无论英国此举的直接结果如何,必定会对两国关系造成永久伤害。爱德华·格雷爵士采取的策略是,与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和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协商,最后决定由财政大臣大卫·劳埃德·乔治发表公开声明。仲夏时节,财政大臣大卫·劳埃德·乔治经常出席伦敦市长在市政厅举行的特别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911年7月21日,一场宴会如期而至。大卫·劳埃德·乔治是英国内阁最受欢迎的发言人。他在宴会上说:“我愿意为维护和平而鞠躬尽瘁。我认为,除了最严重的国家危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堂而皇之地破坏国际善意。然而,如果我们被迫面对的情况是,要想捍卫和平就必须牺牲几代人英勇奋斗得来的安定祥和的局面,甚至牺牲国家利益,仿佛英国在内阁制国家中没有任何地位,必须任人宰割,那么我必须在此强调,对于英国这样的大国,以此为代价实现和平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耻辱。”
大卫·劳埃德·乔治
对此,一位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大卫·劳埃德·乔治的讲话的确有一定效果,最终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布无意占领摩洛哥王国的港口,并且态度更加温和地向法国提出要求[7]。其实,采用更加耐心的外交手段可能会取得同样的效果。从本质上看,大卫·劳埃德·乔治市政厅讲话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派军舰前往阿加迪尔,两者并无不同。事实上,大卫·劳埃德·乔治市政厅讲话恰好使用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以武力相挟的方式。这是一种强硬的外交手段,常常会给国家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法国认为,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特别军事同盟关系,尽管严格来说,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8]。德意志第二帝国完全可以将大卫·劳埃德·乔治市政厅讲话视为战争挑衅,并凭借此事获得德意志人的支持[9]。不过,德皇威廉二世与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决定,不会将摩洛哥问题升级为战争。相反,他们极力克制,接受妥协。法国也做了相应妥协。不过,德意志帝国议会与法国国会极力反对妥协之举。朱尔斯·康邦在签协议当天说:“德意志帝国议会必定一片哗然。”[10]1911年11月4日,朱尔斯·康邦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在柏林签订了《摩洛哥公约》,《摩洛哥公约》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王国的利益。作为回报,法国割让了法属刚果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德意志第二帝国则以喀麦隆的一小块土地补偿法国,从而表明两国是在互相交换土地。就这样,摩洛哥问题未经欧洲会议便得以解决。
除了摩洛哥问题,一直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是有可能产生严重国际问题的不安因素。不过,除非欧洲各国普遍关心削减军备问题,否则这一问题与欧洲协调并无瓜葛。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曾经提出削减军备问题,但最终不了了之。与其他大国一样,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规模问题依然属于国家内部事务。(www.xing528.com)
然而,英国政府与人民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问题十分关注。对此,德意志人不以为然。有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内阁大臣会通过解释性的发言来满足英国人的好奇心。当然,英国并未就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规模提出任何要求。英国曾经断言,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力量在20世纪最初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直接针对的国家只可能是英国。英国人心知肚明,他们完全依赖海上供应,必须下定决心不顾手段地保持自己的海军优势。因此,英国有极大的危机感。尽管德意志第二帝国舰队的发展并未威胁到英国海上优势地位,但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虽然两国之间不存在军备“竞赛”,但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往海军投入资金,英国必然要投入相应的资金。然而,对两国来说,这些增加的支出完全可以节省下来。两国可以通过签订一项协议,将舰队规模稳定下来,保持现有状态。
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部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他并非想给英国制造巨额开支的负担,而是为了维护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尊严与声望,支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虽然不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但十分强大。英国“肯定不愿意铤而走险,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发生海上冲突,而会做出外交让步”[11]。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海军政策似乎有可行性,同时并非全无道理。不过,这样的海军政策缺乏政治家风度。一旦将之付诸实践,引起的种种不快、怀疑与摩擦必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好处。“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与德皇威廉二世犯下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们断然拒绝了谈判,将英国推入法国与俄罗斯帝国的怀抱,从而加强了三国协约,于无形中坚定了英国的反对决心。”[12]德意志第二帝国政策的主要辩护者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就是对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海军政策的最好辩护[13]。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写道,20世纪德意志第二帝国舰队的“崛起”引起了英国的恐慌,使其投入美国怀抱。1909年,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保罗·沃尔夫·梅特涅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道:“正是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关系。”[14]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利用自己作为首相的影响力,支持“减缓”海军建设的速度。1909年6月26日,他干脆用辞职进行威胁。他或许并非做表面文章。因为他根本无法让德皇威廉二世与顽固的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在海军问题上让步。“在行使首相职权时,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从未像自己离职时那么决绝。”[15]1912年,理查德·霍尔丹访问柏林未能使英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海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从1912年初,英国舰队便开始在北海集结。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在地中海集结。即使英国与法国此前并未达成互相谅解,也不得不这样做,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法国总参谋部“十七号计划”已经考虑到英国军队或许不会与法国军队共筑法国陆地防线,因而做了补充说明,“在海上,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获得英国海军有力支持”[16]。爱德华·格雷爵士与温斯顿·丘吉尔都曾在书中表明,英国“内阁内部”同样支持这种观点。1914年8月3日,冒着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发生战争的风险,爱德华·格雷爵士公开承诺保护法国北部海岸,并采取了相应行动。德意志第二帝国与英国在海军问题上的分歧恰好证明了协约国与同盟国在1909年至1914年存在的尖锐矛盾。
【注释】
[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4卷第440页;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47页至第248页。—原注
[2]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48页。—原注
[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4卷第489页。—原注
[4]牛顿男爵托马斯·沃德豪斯·利所著《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传》(1929年版)第371页至第372页。—原注
[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9卷第101页至第108页。—原注
[6]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卷第214页;《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9卷第167页。—原注
[7]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89页至第290页。—原注
[8]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版)第204页与第234页。—原注
[9]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世界大战》(1927年版)第130页及以下。雷芬特洛所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暴力政治:1888—1914》(第11版和修订版)第408页,雷芬特洛夫认为大卫·劳埃德·乔治的讲话对两国未来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又见《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143页。—原注
[10]《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4页,朱尔斯·康邦给贾斯汀·德·塞尔夫斯的信。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签订的《摩洛哥公约》文本见第17页到第21页。—原注
[11]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34页。—原注
[12]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43页。—原注
[13]马克斯·冯·蒙舍拉所著《三国同盟形成的原因》(1925年版)第28页。—原注
[1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8卷第167页;《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18年版)第363页。—原注
[15]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59页—原注
[16]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324页;《法国总参谋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队》第1卷第1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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