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武装和平（1871～1914）

精彩看点

俄罗斯帝国的会议邀请通知照会—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会务安排十分混乱—《最终法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即将在荷兰海牙举行。1906年4月，俄罗斯帝国向全世界有组织的国家均发出了会议邀请。1899年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仅仅邀请了在圣彼得堡有外交代表的二十六个国家。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邀请了四十七个国家参加，其中有四十五个国家接受了邀请。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想通过会议提议与会议邀请来显示美国对和平运动的兴趣（尽管他本人对此事表示十分怀疑）^[1]。1904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通过国务卿约翰·海伊发出了会议邀请。不过，由于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会议提议不合时宜，美国发出的会议邀请并未得到回应^[2]。后来，西奥多·罗斯福便将机会让给了成功发起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并且希望承担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邀请任务的俄罗斯帝国。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帝国在通知照会中提议，召开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主题仅限于改善仲裁法庭及关于陆地与海洋战争法律及惯例的条例。不过，在英国、美国以及西班牙王国的建议下，削减军备的问题也被列入会议议题中^[3]。对此，德皇威廉二世十分愤慨。他拒绝参加1907年在柏林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认为此次会议将支持裁军^[4]。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希望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计划能纳入一项提议，即将驱逐舰的吨位限制在一万五千吨以内。德皇威廉二世拒绝了这项提议。他写道：“每个国家应该各取所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在1906年4月的会议邀请通知照会中，俄罗斯帝国指出：“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结束时，与会各国深信，随着各国日益开明并且经验不断增长，会议的使命会最终完成。”不过，随后几年，俄罗斯帝国的美好愿望并未实现。正因为希望破灭，俄罗斯帝国才会从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中删去削减军备的议题。然而，英国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认为必须直面裁军问题。

“英国认为最好就军备问题进行讨论。即便讨论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也应该进行讨论。没有结果的讨论至少会为继续协商敞开大门。如果把问题束之高阁，就等于承认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也就会离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设立的主要目标渐行渐远。英国认为，这个问题取得任何进展前必须经过多次讨论，即使最终未能取得任何明确结果，也胜过根本不去讨论。基于以上原因，英国保留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裁军问题的权利，并且告诉同样持保留态度的美国，自己将支持美国促成讨论裁军问题。”^[5]

爱德华·弗莱

爱德华·弗莱将担任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英国首席代表。他奉命在裁军问题上与美国代表合作。然而，在下达上述指令的同时，爱德华·格雷爵士不无遗憾地感慨道：“德意志第二帝国最后明确宣布，绝不参加裁军讨论。因而，讨论能否顺利展开着实令人怀疑。显而易见，作为陆军大国与海军强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若不参加裁军讨论，很难将其视作严肃认真的行为。”当然，这反映出，在文明国家协调一致努力和平解决国际难题的道路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最大阻碍。德意志第二帝国申辩说，它只不过坦诚地说出了其他国家心中所想。德意志第二帝国称，英国与美国提议讨论裁军，虽然法国、意大利王国与俄罗斯帝国纷纷表示支持，却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屑于阳奉阴违，而是开诚布公地表示，拒绝将裁军问题与强制仲裁法院纳入会议议题。”^[6]这一切绝非妄言。根据公开文件来看，俄罗斯帝国并不赞成裁军。其他国家对此也并不热衷^[7]。尽管如此，在英国与美国的坚持下，除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其他国家都准备在会议上考虑裁军问题^[8]。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使裁军计划成为泡影。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现场

约瑟夫·乔特

霍勒斯·波特

约翰·福斯特

1907年6月15日，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开幕式由荷兰外交大臣德克·范·泰特·范·贡德里安主持。会议主席是俄罗斯帝国驻巴黎大使内利多。美国代表包括驻伦敦大使约瑟夫·乔特、驻巴黎大使霍勒斯·波特、外交史学家大卫·杰恩·希尔及国际律师詹姆斯·布朗·斯科特。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有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常设仲裁法院成员约翰内斯·克里格及波恩大学教授佐恩。佐恩教授曾作为代表积极参与了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认为，将法语作为会议专用语言为会议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9]。奥匈帝国代表中最著名的是维也纳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拉马施。他曾担任过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代表。中国派出官员同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一起前去参会。古巴共和国代表是著名国际律师布斯塔门特。西班牙王国代表是驻伦敦大使文策斯劳·德·维拉-乌鲁蒂亚。法国再次派出莱昂·布儒瓦、保罗-亨利-邦雅曼·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与巴黎大学教授路易·雷诺作为会议代表参会。英国代表有常设仲裁法院成员爱德华·弗莱、罗莎蒙德·雷伊及两位高级外交官恩斯特·梅森·萨道义爵士与亨利·霍华德爵士。意大利王国代表是驻巴黎大使兼常设法院成员托尔涅利伯爵。俄罗斯帝国代表除了内利多以外，还有资深国际法律学者费奥多·费奥多罗维奇·马顿斯（他曾经作为官方代表访问欧洲各国首都，为此次会议协调待议事项）^[10]。瑞士联邦派出了一名外交官与两位法学教授—日内瓦大学的波雷尔教授与苏黎世大学的欧根·胡贝尔。

在海牙，与所有国际会议一样，各代表团成员之间有许多非正式场合可以私下接触。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与西班牙王国代表团、意大利王国代表团及日本帝国代表团都住在茵德斯酒店。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团住在几英里之外的斯海弗宁根。“结果，英国代表、西班牙王国代表、意大利王国代表与日本帝国代表之间经常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交流的机会却少之又少。”^[11]对俄罗斯帝国代表来说，情况更糟，因为有些人住在海牙，有些人住在斯海弗宁根，他们分散居住在不同的酒店。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召开地点与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不同，没有安排在“森林之屋”（对四十六个国家来说，此处太小），而是在荷兰议会大厦的骑士厅。“从外部构造来看，建于13世纪的荷兰议会大厦，无论塔楼、山墙还是哥特式窗户都十分像教堂。然而，大厦内部有一个宽敞的大厅，专门用于召开此次会议。大厅内不仅电灯、电话一应俱全，而且所有座位都装有软垫。大厅上面还有很多专门为各委员会准备的小房间。”^[12]然而，骑士厅的音响效果太差，根本无法召开全体会议。^[13]

莱昂·布儒瓦

保罗-亨利-邦雅曼·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

恩斯特·梅森·萨道义爵士

欧根·胡贝尔

茵德斯酒店

荷兰议会大厦

据说，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会务安排十分混乱。这或许是参会代表过多的缘故，因为与会代表超过了二百五十人^[14]。事实上，有了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的经验，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本应该安排得更加井井有条。然而，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比1899年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多出二十个参会国家，给会议秘书处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在一封私人书信中，爱德华·弗莱写道：“实际上，会议机构太臃肿了。说起来四十七个国家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却几乎没有任何既定程序。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国家对讨论的问题毫无头绪。一些会议主席甚至把所有问题混杂在一起……许多代表都是聪明人。然而，一群聪明人在一起吵吵嚷嚷，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办事效率。”^[15]尽管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但代表团之间有许多正式聚餐活动。例如，在强制仲裁法院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爱德华·弗莱与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意见相左。在分会场上，他们的争吵偶尔会十分激烈。然而，两人私交甚好，经常心情愉快地一起用餐。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常常感叹，大把时间都花在了娱乐上^[16]。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只有全体会议是公开的。然而，公众对全体会议并无太大兴趣。正如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所说，在会场上根本无法听清楚发言。爱德华·弗莱拒绝向记者提供会议信息，因此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在海牙会议上，他召集了新闻界的主要代表，却以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漠然地说，对他们无可奉告。”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报告中说：“再也找不出比爱德华·弗莱更绝的手段去得罪新闻媒体了。”^[17]不过，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对待新闻记者一向豪爽大度。在报道外交事务方面，《伦敦时报》在欧洲报界最有影响力。《伦敦时报》毫不留情地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法国外交评论》曾评论道：“1899年与1907年两次海牙国际会议均未赢得新闻界好评。”^[18]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目标是完善与发展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的成果。从追求目标过程和付出的努力来看，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与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极其相似。一方面，与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相比，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召集了四十七个国家，给世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可谓引人瞩目的国际盛会。1648年，首次国际会议—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曾给人们留下了诸多遗憾。之后，西方国家时常汇聚一堂召开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巨大进步。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

然而，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结束时，立法方面并没有太多成就可言。事实上，由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态度坚决，裁军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未在会议上真正讨论。英国没有大量陆军装备需要削减，因而准备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不过，爱德华·弗莱接到指示，在裁军问题上不要冒犯德意志第二帝国。他拥有的最大权限是，在得到法国代表与美国代表正式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表演讲（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称之为“葬礼演说”），并且演讲目的仅仅是在会议上表达限制军备的“愿望”而已。

关于强制仲裁提议，此次会议并未取得进一步成果。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表示，德意志第二帝国赞成这一原则。事实上，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然而，与此同时，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反对为强制仲裁而提出的一切具体方案，认为这些方案约束力不足，没有实际价值。后来有一次，法国代表团团长莱昂·布儒瓦恰好坐在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旁边。他说：“你说‘是’的同时，总能优雅地说出‘不’。”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曾经这样写道：“这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策略万无一失。”^[19]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从1907年6月15日一直持续到1907年10月18日结束。各国签署了《最终法案》与一些公约。《最终法案》宣布：“此次会议本着互相协商与让步的精神，商定了以下宣言。宣言在保证各国充分拥有投票自由的同时，使各国共同确认了一致接受的原则。各国一致同意：第一，承认强制仲裁原则；第二，某些争端，尤其是与国际条约的解释与适用有关的争端，可以不受限制地提交强制仲裁。最后，各国一致宣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缔结一项公约不可行，但已经暴露的意见分歧并未超出司法争议范围。此外，经过四个月的共同努力，各国不仅学会了互相理解与紧密团结，而且在此次会议合作期间成功提炼出‘人类共谋福祉’的崇高概念……”“最后，大会向各国建议召开第三次国际会议。第三次国际会议可在前一次会议结束后的相应时期举行，日期由各国共同商定。”虽然法国代表雷诺教授有些过于乐观地惊呼“国际联盟成立了”^[20]，但“会议原则”就此在欧洲确立起来。第三次海牙国际会议本来计划于1914年夏季召开。不过，在前两次会议上阻挠限制军备与强制仲裁的大国不会参加。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期而至。

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成员国签署的《最终法案》只是表达了对国际合作原则的信念，并未以任何契约或承诺的形式约束各国。不过，除了《最终法案》，1907年10月18日，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还签署了十五项独立公约。

第一项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它取代了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签署的公约，但二者原则上并无太大出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基于自愿原则保留了常设仲裁法院，却更广泛、更准确地界定了其程序。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全部成员共同签署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虽然有人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但它们都是无足轻重的。

其余十四项公约与和平或维护和平问题无关，主要涉及战争与战争行为问题。这些公约更新并扩充了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制定的条例。其中，特别事项包括：限制以武力追偿合同约定的债务；各国有义务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发表宣战声明；陆战法规与惯例；敌对行动发生时敌国的商船状况；商船改装成军舰；铺设自动潜艇接触式地雷；战时海军轰炸；《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海战^[21]；实施海战俘获权的限制规定；建立国际捕获法庭；中立国在海战中的义务；禁止从气球上抛掷投射物与爆炸物。在外交家眼中，技术专家一向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涅利伯爵曾向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感慨道：“海军司令希望在全世界的海面上布雷。”在发往柏林的加急电报中，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汇报说，“因为我对水雷知之甚少”^[22]，实在无法给予托尔涅利伯爵任何安慰。(www.xing528.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有人无视这些缓和战争行为的公约。不过，除了第十四项公约规定的例外情况—禁止从气球上抛掷投射物，交战国的政策基本符合它们在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上的承诺。

英国对建立国际捕获法庭的计划非常热衷，因为它能给英国带来实际便利。捕获法属于地方法律。海上被捕获的中立国家的船舶通常会被带到捕获国家的海事法庭。在日俄战争期间，英国船舶连连遭难，或者说英国认为其船舶屡遭劫难。一旦拥有从地方捕获法庭向国际捕获法庭的上诉权，中立国家的船舶就获得了重要保障。应争端任何一方的要求，一旦设立国际法庭，就必须是强制性的。非强制法庭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不能指望争端双方都同意上诉—只有败诉方才想要上诉。因此，国际捕获法庭必须拥有强制司法原则特许权。然而，这恰好是在设立常设仲裁法院项目中，人们曾经争取过却未能实现的原则。

德意志第二帝国曾经阻止过建立强制性国际仲裁法院项目，但赞成建立强制性国际捕获法庭^[23]。在第二次海牙国家会议上，当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宣布，有意提交建立国际海事捕获上诉法庭计划时，英国首席代表爱德华·弗莱立刻起身宣布，英国也有意提出类似计划，并且表达了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团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此事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轰动。众所周知，英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直在海军军备方面竞争激烈。结果，两国代表在此次会议上竟然出乎意料地联合起来，愉快地制订并接受了建立国际捕获上诉法庭的公约。然而，国际捕获上诉法庭最终并未建立。除了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其他大国都毫无保留地签署了这项公约。英国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认为，通过四个月的会期，他发现了日本帝国与美国之间、美国与南美洲国家之间互相对立的蛛丝马迹。求真务实的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曾这样写道，与整个美洲大陆四分五裂的状态相比，“经常遭受世人诟病的欧洲反而更加团结”^[24]。尽管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但它成为欧洲协调存在的意外证明！

【注释】

[1]1904年12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的信及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大使斯帕克·冯·斯特恩伯格的谈话；《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57页注释引用了这些内容。—原注

[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33卷第1章第61页。—原注

[3]《英国议会文件汇编》第8页与第9页，1908年第3857号文件中1906年7月25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写给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信与1907年4月3日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33卷第1章第80页与第81页。当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请求德皇威廉二世批准德意志第二帝国受邀参加各国议会联盟时，德皇威廉二世的旁注为：“我坚决不同意。”不过，他允许德意志第二帝国派代表参加（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1908年在柏林举行的会议。—原注

[5]《英国议会文件汇编》第12页，1908年第3857号文件中1907年6月12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写给爱德华·弗莱的信。—原注

[6]弗里德里希·施蒂弗所著《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欧洲》第103页。—原注

[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127页，1907年2月18日威廉·冯·舍恩从圣彼得堡发来的报告。又见第130页至131页，第132页至第133页，第135页，第138页至第139页以及第152页。—原注

[8]《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153页与第155页。—原注

[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4页。—原注

[10]《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103页。—原注

[11]伊丽莎白·A.弗莱所著《爱德华·弗莱传》（1921年版）第198页。—原注

[12]伊丽莎白·A.弗莱所著《爱德华·弗莱传》（1921年版）第201页。—原注

[1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4页。—原注

[1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4页。—原注

[15]伊丽莎白·A.弗莱所著《爱德华·弗莱传》（1921年版）第201页。—原注

[1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4页。—原注

[1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9页。—原注

[18]《法国外交评论》（1909年版）第33卷第1章第25页。—原注

[1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6页与第268页。—原注

[20]《法国外交评论》（1909年版）第33卷（1909年）第60页。—原注

[21]《法国外交评论》第33卷（1909年）第149页，1864年《日内瓦公约》只提到了陆战。—原注

[2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33卷第1章第265页。—原注

[2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62页。—原注

[2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3卷第1章第27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