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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君士坦丁堡会议—桑贾克铁路特许权—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马其顿的欧洲协调终结—《地中海协定》—1908年危机—哈布斯堡王朝面临巨大危险—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德意志第二帝国被迫走上奥匈帝国开辟的危险道路—布劳克城堡会谈—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闪亮盔甲演讲”
1908年，欧洲危机十分严重，几乎达到莫此为甚的程度。欧洲协调已经名存实亡。令人惊讶的是，五年后，欧洲协调竟然变得十分强大，并且真实有效地存在着。然而，1908年，欧洲协调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根据《米尔茨施泰格协定》，马其顿处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双重托管之下。对此，俄罗斯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尼古拉·欧鲁瑟夫说：“容易被批评。”不过，他补充道：“若以先天不足的欧洲协调取而代之，则会遭受更多批评。”[1]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克尔森爵士称，英国政府“非常渴望支持有效的改革方案，以保持欧洲大国协调一致”。然而，作为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大概是唯一一位下定决心要为这项工作努力的大国外交首脑[2]。1907年夏，英国外交部收到一份准确无误的报告，大意是说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正在重组大国力量以解决马其顿问题，目的是把英国排除在外。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认为，无论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是无心为之还是有心为之，一切根源在于“艾伦塔尔铁路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帝国与英国意见一致。意大利王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则支持奥匈帝国提出的铁路计划。最终，关于马其顿问题的欧洲协调不欢而散[3]。
1907年12月25日，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在年终汇报时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比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影响更多。一方面，实际上，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达成的谅解正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一直坚持欧洲协调。日俄战争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一场严重的革命便在俄罗斯帝国发生。1907年秋，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不愿实施冒险政策，一直马不停蹄地奔忙于欧洲大国首都之间[4]。
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
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
1908年2月5日，为了阻止马其顿再次发生“大屠杀”[5]，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最终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由外交界元老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主持。英国在会议上发起了一项倡议，由大会向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交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土耳其帝国在马其顿进行司法改革。“俄罗斯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奥匈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与意大利王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重申，他们奉命在照会上签字。然而，除俄罗斯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略有表示之外，没有人支持将照会立即提交给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宣称自己也是奉命签字，但他认为照会得不到德皇威廉二世与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支持。当然，他绝不反对也绝不否认自己的签名。他还补充说，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定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做出回应，拒绝各国大使提议。”[6]结果，联合照会根本没有提交给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不无遗憾地汇报说，爱德华·格雷爵士本来打算进一步提出由列强任命马其顿总督，但这样的提议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被误解为“有意造成欧洲协调内部进一步分裂”[7]。与其说对德意志第二帝国言听计从的奥匈帝国造成了欧洲协调再次瘫痪，不如说真正阻力来自德意志第二帝国。“目前，只要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坚持绥靖政策就能占据明显优势，而德皇威廉二世也不会听从劝告去为土耳其问题伤神了。”[8]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本来打算直接向奥匈帝国宣布，“欧洲协调变成了一场闹剧，英国打算脱离欧洲协调”[9]。不过，他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任劳任怨地工作。然而，他有一丝不快的感觉，因为1907年“司法改革照会撤销”与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从土耳其帝国获得延伸至波斯尼亚铁路特许权有关。这条铁路将穿过桑贾克，从乌瓦茨一直通到米特罗维察。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给在圣彼得堡的阿瑟·尼科尔森说：“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我们把马其顿改革视为己任，其他国家却从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那里谋取特许权，千方百计地阻挠马其顿改革。”[10]二十年后，奥地利外交家亚历山大·奥约斯写道，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桑贾克铁路特许权“结束了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协调”[11]。
此外，俄罗斯帝国也为奥匈帝国获得桑贾克铁路特许权感到闷闷不乐，认为与奥匈帝国结盟正在牺牲斯拉夫人的利益。俄罗斯帝国想把目光投向志同道合的大国，而英国恰好是俄罗斯帝国最中意的伙伴。至少从对待马其顿问题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英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大国。显然，俄罗斯帝国此番考虑是1907年与英国重建友好关系的直接原因，也是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英王爱德华七世在瑞瓦尔举行会晤的诱因。瑞瓦尔会议反过来催生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这场革命酝酿已久，旨在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至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与德皇威廉二世如此认为。在1908年的年度报告中，G.劳瑟爵士写道：“土耳其革命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谁点燃了革命之火？答案是瑞瓦尔会议。马其顿的双重财政监督与国际宪兵部队让青年土耳其党的自尊心遭受重创。青年土耳其党一心想要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瑞瓦尔会议的消息一传出，这些狂热分子就认为，一旦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的计划付诸实施，土耳其帝国将失去马其顿，不久还有可能失去在欧洲的其他领土。”[12]在与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的谈话中，德皇威廉二世“曾提及土耳其帝国近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认为这些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英王爱德华七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瑞瓦尔会晤”[13]。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与土耳其帝国恢复宪政制度的结果之一是结束了马其顿的欧洲协调。欧洲列强认为，新政府必须有机会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马其顿与其他某些行政区的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马其顿境内“马其顿最高委员会”的突袭与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因此，宪兵部队的外国军官被撤回。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在年逾八旬的大维齐尔塞浦路斯人贾米尔帕夏的领导下，一直奉行平和、克制的外交政策。然而，奥匈帝国竟然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
贾米尔帕夏
这场危机的起因是奥匈帝国违反《柏林条约》，否认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应当由奥匈帝国占领与管理”[14]。这一规定显然是土耳其帝国挽救其统治不力局面的政策，也是欧洲协调的缓兵之计。奥匈帝国打算等到时机成熟，将全权统治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而其他欧洲列强无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881年，奥匈帝国获得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支持，可以“在任何恰当时机”兼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15]。不过，奥匈帝国并未立即行动。显而易见，此举给未来埋下了隐患。这三个大国即便并未付诸行动，也不应该未经《柏林条约》其他缔约国同意，便私自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地位“合法化”。
事实上，调整条约或修改条约有着非常明确的原则。1870年，俄罗斯帝国谴责《巴黎条约》中的“黑海中立条款”。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发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原因是俄罗斯人与奥托·冯·俾斯麦达成了一项协议），所以欧洲协调虽然表示了抗议，却没有产生十分有效的影响力。不过，在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一高尔表示强烈抗议后，大家一致认为，俄罗斯帝国的谴责应当提交国际会议。最终，伦敦会议合理解决了这一问题。与会列强签署了新条约（1871年3月13日《伦敦条约》），承认黑海不再保持中立。不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依然禁止对军舰开放。1871年1月17日，在伦敦会议开幕式上，各国共同签署的一份议定书宣布：“北德意志邦联、奥匈帝国、英国、意大利王国、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帝国会议全权代表共同认可了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未经缔约国友好协商，任何大国不得脱离条约约束，不得修改相关规定。”[16]
黑海水域与海岸不设防的国际地役权[17]已经解除。不过，在紧随其后的几年，列强不准备继续向俄罗斯帝国妥协。1887年2月至1887年3月，英国、意大利王国与奥匈帝国交换了地中海、爱琴海及黑海的政策确认声明，表达了维持以上地区现状的意愿[18]。毫无疑问，所谓的《地中海协定》（其中并无明确约定）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的政策发生变动。看起来，奥托·冯·俾斯麦赞成英国、意大利王国与奥匈帝国对地中海问题的协调。毕竟，协调的目的是维持现有的欧洲条约[19]。
1908年，危机突然降临欧洲。1907年，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更换了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接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担任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接替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担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这两位新上任的外交大臣踌躇满志。他们爱国心切，都想要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大利益。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否心甘情愿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事业与私利。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经在慕尼黑、贝尔格莱德与东京的俄罗斯帝国公使馆工作。1904年“多格滩事件”发生时，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作为俄罗斯帝国驻哥本哈根大使为实现和平做了充分工作。他深谙国际政治事务之道。他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技巧游戏，他的职责就是赢得胜利。总体而言，富有的俄罗斯世界主义者往往具有泛斯拉夫主义倾向，通常不讲究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可能会设计一场欧洲战争，却不会为战争带来的流血牺牲与无尽痛苦而良心不安。然而，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并不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他的行事风格比较内敛。即便在重要谈判中，他也更喜欢“学术式”讨论，而不愿提出精确观点或具有约束力的约定。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他志存高远，渴望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能够取得个人成就。他的最大优点（与他有关的所有真实文件都反映出这一点）是具有欧洲观。他把欧洲会议“报告”视为欧洲成文宪法。与前任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与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一样，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笃信大国外交大臣之间私人交往的成效。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奔忙于各国首都。他如果去度假，就必定去像卡尔斯巴德这样的温泉疗养胜地，找大国或小国的“同僚”交谈。此外，虽然他的外交手段让人难以捉摸，但他并非不讲诚信。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秉承的外交信条是条约具有不可侵犯性。
多格滩事件，俄罗斯帝国军舰击沉英国渔船
比较而言，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为人处世缺乏道德原则。在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期间，他虽然已经进入了高层社交圈，却从未真正融入。不过，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从圣彼得堡离任时，依然被认为是“亲俄派”[20]。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认为，可以通过巧妙手段维护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完整性。他甚至不反对破坏欧洲条约。当然，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不主张发动战争。他虽然不像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那般冷酷无情，却也没有更多关注欧洲协调或欧洲利益。根据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提交柏林的报告称，在“吞并危机中”，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对自己的个人观点“毫不避讳”，他认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同时符合实际需要[21]。不过，在一项商业条约谈判过程中，前任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曾经举步维艰，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却在1907年“想方设法为塞尔维亚王国考虑”[22]，从而开启了贸易谈判的良好开端。
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各种自传或回忆录中，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回忆录《我的职业生涯》一书最生动有趣，也最发人深省。他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06年，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开始担任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在回忆录中他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与历史哲学观：
一个国家正像丛林里的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它要战胜或压制弱小邻居。从根本上说，生活是一场生存斗争。对一个国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来说，这就是生存之道。健康的树木或国家遭遇砍伐或灾难，依然能够恢复元气。聪明的园丁或护林人虽然可以延缓树木衰老，却无法阻挡一棵老朽树木倒下。毕竟，朽木难以抵挡暴风侵袭。
个人无法主导时代的运动。事实恰好相反，时代的运动主导着个人。法兰西大革命的“人民力量”推动着法军横扫欧洲大陆。后来，1814年，其他国家的人民力量打倒了四处入侵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不过，无论在1806年还是在1814年，拿破仑·波拿巴一直都是伟人。人的一生不过是在努力完成命运的召唤。人类亘古未变，其生存法则是为了生存而奋斗。
哈布斯堡王朝面临巨大危险（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原话），既有民族斗争的内部危险，又有来自塞尔维亚王国、俄罗斯帝国与意大利王国的外部危险，以及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结盟所带来的间接危险。因此，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不得不将战争视为有效的防御手段。永久和平可望而不可即。妥协政策可以缓解次要问题上由敌对方带来的压力。不过，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压，只有拿起武器一决高下。如果犹豫不决，其实就等于将所有机会拱手相让[23]。
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认为，在外交中，巴尔干半岛问题最关键。它让哈布斯堡王朝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奥匈帝国必须通过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向塞尔维亚人表明，不打算放弃已经占领的斯拉夫人的领土[24]。
伊斯特万·布里安
据说，负责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事务的内阁大臣伊斯特万·布里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两次出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让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相信，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已经使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成为奥匈帝国的当务之急[25]。1908年8月19日，部长级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上，奥匈帝国做出了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的决定。奥匈帝国将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实现吞并[26]。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说明眼下就是恰当时机。奥匈帝国可以肯定，此次行动无论对错，都会获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支持。自从英国、法国与俄罗斯帝国成立三国协约集团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意识到意大利王国与法国关系良好，便清楚地看到奥匈帝国现在是自己唯一的朋友。没有什么比孤独更能让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感到想要依赖来自外部的任何形式的帮助。德意志第二帝国高层已经下定决心，绝不能失去奥匈帝国这个盟友，也不能以任何方式疏远奥匈帝国。众所周知，奥托·冯·俾斯麦拒绝承担与巴尔干半岛问题相关的任何义务。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家已经放弃这一政策好几年了。1906年，在摩洛哥危机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举行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突然明白，“没有奥匈帝国支持，自己将陷入孤立无援”[27]。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坚定不移地奉行支持奥匈帝国的政策，甚至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也不例外。
其实，德意志第二帝国感觉自己被迫走上了奥匈帝国开辟的危险道路。这恰好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愚蠢至极。事实上，不仅奥匈帝国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盟友，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是奥匈帝国的唯一盟友。然而，实力较弱的奥匈帝国不敢得罪德意志第二帝国，因为它承受不起相应后果。相对而言，实力较强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若得罪了奥匈帝国，付出的代价则要少许多。从一开始，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态度坚决地告诉奥匈帝国，自己不会支持其不计后果的行为，那么奥匈帝国将不得不做出让步[28]。德意志第二帝国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严重错误。奥托·冯·俾斯麦的外交原则虽然是不能轻易支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特殊利益，但1908年最终被德意志第二帝国放弃。1908年至1909年的危机爆发时，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保罗·沃尔夫·梅特涅曾发出警告，帮助奥匈帝国实现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不符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利益。然而，他的警告未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29]。
威廉·冯·舍恩
1908年夏，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知道，奥匈帝国打算不久“在特定时刻”（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无法决定准确时间”）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威廉·冯·舍恩在贝希特斯加登向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表示，德意志第二帝国将支持这一行动。威廉·冯·舍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从德意志第二帝国目前的态度来看，我可以肯定，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既定原则是进一步满足盟友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利益、愿望甚至需求。”[30]当奥匈帝国吞并计划成为既成事实之时，德皇威廉二世对这种不合时宜之举感到无比愤怒。整场危机如同预演了1914年的历史悲剧。
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
1908年8月，奥匈帝国已经决定吞并波斯尼亚。接下来，奥匈帝国想要取得俄罗斯帝国的同意。1908年9月16日，在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布克劳城堡，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会晤并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由于马其顿铁路问题，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情绪十分低落[31]。此时，他正在卡尔斯贝德度假。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在布劳克城堡的一个小房间内举行会谈。小房间装点着18世纪的精致家具，墙上挂着一些鹿头，很可能是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猎来的“战利品”。如今，小房间可以被视作一处历史遗迹。
布劳克城堡会谈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关系的转折点。这次会谈使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这种裂痕一直持续到1914年危机产生，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
布劳克城堡会谈之前，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1908年2月13日，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在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中说：“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对奥匈帝国的成见颇深。”[32]正当欧洲协调试图向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施加压力，敦促他实施马其顿改革时，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暗中取得了桑贾克铁路的特许权。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事实上，欧洲其他列强）对奥匈帝国此举极其不满。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在从圣彼得堡发回的信中提到，“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感觉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真心希望看到马其顿改革能够顺利启动。当然，他的不满情绪很快便会消散。他不会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或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争论不休。不过，今后他会更加谨慎，不会轻易信任他们”。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十分厌恶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他在私下里说，根本无法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共事。他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维也纳大使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说，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心里一套，嘴上一套。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解释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认定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是个虚伪小人[33]。
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
1908年9月16日，布克劳城堡会谈没有第三方在场。真实情况只能通过两位外交大臣后来给出的只言片语推断。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因为对会谈结果十分不满意，甚至满腔怒火，所以事后给出的相关描述较多。而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自然有理由保持沉默，所以总是尽量避免谈及此事。
根据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的描述，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在会谈中首次“谈到奥匈帝国正在考虑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坚持认为，这次会谈是学术性的，影响着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他让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明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计划涉及整个欧洲。他进一步暗示，自己未赞同该计划，只是申明俄罗斯帝国不会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将来也不会表示反对。与此同时，他曾在闲聊中提及，如果奥匈帝国实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计划，俄罗斯帝国可能会要求获得相应补偿”[34]。根据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得到的“确凿消息”，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后来在写给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的信中说：“基于布克劳城堡会谈，经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同意，奥匈帝国准备宣称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在布克劳城堡会谈中，尽管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并未形成任何书面承诺，也没有发布任何明确声明，但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即一旦奥匈帝国表示要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在获得其他大国同意的基础上，俄罗斯帝国就不会反对。俄罗斯帝国自然会提出相应的补偿要求，可能会要求解除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召开一次欧洲会议。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完全可以在会议桌上给予对方外交支持，最终实现这些目标[35]。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削弱欧洲协调或者损害条约尊严的行为。布劳克城堡会谈结束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回到坐落在泰根塞河畔的乡间别墅。随后，他动身前往欧洲各国首都访问。1908年10月4日，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一到巴黎，就从位于奥赛路的法国外交部得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已经向法国宣布，将于1908年10月7日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就在同一天，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收到了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来信，内容与他从法国外交部得到的消息相似[36]。
1908年10月5日，奥匈帝国以通知照会的形式向欧洲列强突然宣布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消息。恰好在同一天，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史称“斐迪南一世”宣布保加利亚公国完全独立[37]。根据《柏林条约》，保加利亚公国名义上一直是隶属于土耳其帝国的公国。整个欧洲都认为，这是一场由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斐迪南一世共同策划的阴谋，矛头直指土耳其帝国与《柏林条约》。事实上，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斐迪南一世并没有勾结。当年，斐迪南一世刚刚成为保加利亚大公时，便备受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冷遇。多年之后，1906年斐迪南一世在索菲亚向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吐露，“对于奥匈帝国，他胸中义愤难平。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及其政府对自己冷眼相加的情景”[38]。1907年，斐迪南一世决定在登基二十周年之际，在特尔诺沃宣布保加利亚公国独立。这实际上是一项公开计划，因为“保加利亚首相迪米特尔·斯坦乔夫在与一些外交人员谈话时，曾经透露过此事”。早在1907年8月，斐迪南一世在巴特伊舍尔拜访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时，曾被劝阻放弃宣布独立。不过，英国驻索菲亚大使乔治·布坎南十分明智地报告说，保加利亚公国并未彻底放弃独立计划。下一次，保加利亚公国或许就不会提前发出通知。“当那一刻来临之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事先竟然没有得到警告。”[39]
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
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得知斐迪南一世准备宣布保加利亚公国独立的消息后，便匆忙决定提前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以免看起来像是跟在保加利亚公国后面行动。无论如何，对欧洲来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带来了一场灾难。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定，条约只有在缔约各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改动。为了确定对此事应当采取的态度，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给英国驻柏林大使弗兰克·拉塞尔爵士说：“若以这种方式改变条约，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40]爱德华·格雷爵士曾亲口对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艾伯特·门斯多夫说过同样一番话，并且追问道：“奥匈帝国是否会承认，其他大国在不召开会议的情况下也有权随意修改《柏林条约》”。对此，艾伯特·门斯多夫并未做出回应。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已经做出指示，让艾伯特·门斯多夫声明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并未违反《柏林条约》，因为《柏林条约》并未提及“主权”问题。然而，谈到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指示时，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艾伯特·门斯多夫明显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决定不做这种声明。他说：“我们迫切需要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真正原因是塞尔维亚人正在进行反对奥匈帝国的宣传。”[41]艾伯特·门斯多夫或许应当做出补充说明，事情的真相是奥匈帝国这个最保守的欧洲国家，一直冥顽不化地守护着自己最古老的条约权力，而如今它却无视欧洲，任意修改欧洲条约。
艾伯特·门斯多夫
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实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计划后，确信会得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不十分情愿）支持，便对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所提条件，即召开欧洲会议的提议及关于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
得知此事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暴跳如雷。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从圣彼得堡发出的一份报告称，暴怒的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42]。整个欧洲流传着一个谣言，称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向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发出了挑战（最后却不了了之）。要知道，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认为，自己在桑贾克铁路与马其顿改革问题上，已经被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欺骗过一次。他去了布克劳城堡，虽然很不情愿[43]，但他已经准备既往不咎。因为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次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肯定会坦诚以待。现在，他再次被骗。阴险狡猾的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吞并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俄罗斯帝国在斯拉夫事业上遭受重创，根本没有机会在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获得特权。其实，法国、意大利王国、土耳其帝国、塞尔维亚王国与英国已经准备召开会议。俄罗斯帝国甚至承诺，不在欧洲会议上谈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表示准备参会。奥匈帝国提出，若会议讨论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将拒绝参会[44]。因此，即使欧洲会议如期举行，也没有任何意义。在保罗·沃尔夫·梅特涅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上，德皇威廉二世在空白处做了批注，表达了自己对此次会议的看法：“愿上帝保佑我们不受伤害！到时候，除了新闻媒体与好事者，最重要的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兴风作浪。整个夏天，欧洲将处于动荡不安之中。”[45]
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与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尽管违反了《柏林条约》，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塞尔维亚王国是唯一表现出诚意，坚决反对奥匈帝国的国家。不过，英国、意大利王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均主张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46]。经历了漫长而严重的战争危机后，塞尔维亚王国冷静了下来，1909年3月10日宣布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交给欧洲列强解决[47]。然而，当时欧洲协调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此事便不了了之。
奥匈帝国破坏了欧洲协调（事实的确如此），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竟然没有感到良心不安。事实上，如前所述[48]，俄罗斯帝国曾在1870年谴责《巴黎条约》中禁止在黑海修建防御工事的条款。然而，在英国与法国据理力争之下，俄罗斯帝国虽然愤愤不平，最终同意将问题提交欧洲会议。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及各大强国共同签署了1871年1月17日的议定书。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唯一的顾虑是要确保英国相信，尽管保加利亚公国宣布独立与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同时发生，但奥匈帝国没有与保加利亚公国沆瀣一气。1908年10月14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汇报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告诉我，自从声明公布以来，他一直在想我会怎样看他。一想到在你我眼中，他必定是恶人形象，他就感到十分惶恐。”[49]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以个人名誉郑重地发誓，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王国之间绝无瓜葛。三年后，当意大利军队在的黎波里战斗[50]时，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想要召开欧洲会议进行斡旋。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克罗齐耶报告称，这位“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继任者”希望“恢复欧洲—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欧洲”[51]。不过，重新恢复欧洲协调之人并非这位欧洲协调的毁灭者—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
同样，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完全漠视国际道义，却对“外界的传言—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公国独立密切相关”感到惴惴不安。他向英国驻维也纳大使爱德华·高森爵士真诚地表态，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跟保加利亚公国独立没有任何关系[52]。爱德华·高森爵士不可能对一国之君妄加评论。不过，在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加急电报中，他说出了自己对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看法：“看起来，他的外交策略属于老派作风，明显不同于现代流行的做派。”英王爱德华七世更加直率，他在这份加急电报上批注道：“我不相信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信誓旦旦’的保证，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53]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责任要比奥匈帝国少得多，因为它既未怂恿也不赞成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违反《柏林条约》。不过，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对奥匈帝国不守诚信的做法表示反对。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原则上”不反对召开欧洲会议，但明显在支持奥匈帝国的所作所为。在奥匈帝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访问柏林时。他曾问伯恩哈德·冯·比洛，德意志第二帝国为奥匈帝国承担的义务是否已经超出了所谓的三国同盟目标，甚至扩大到干涉巴尔干半岛事务。伯恩哈德·冯·比洛“明确而坦率地”回答道：“鉴于目前欧洲形成了大国集团，德意志第二帝国将与奥匈帝国在所有问题上休戚与共。”[54]这表明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完全背离了奥托·冯·俾斯麦的既定政策—绝不能因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受到牵连而与俄罗斯帝国为敌。同时，这表明，早在190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待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王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与1914年“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如出一辙。
此事不仅让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对俄罗斯人产生了难以消除的影响。“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他一直在说模棱两可的话，不管从哪方面都能轻易说通。他两次以同样方式将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玩弄于股掌之中。”[55]这两次分别是“桑贾克铁路事件”与“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事件”。关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反对奥匈帝国延长桑贾克铁路计划一事，德皇威廉二世曾对英国驻柏林大使弗兰克·拉塞尔斯爵士说：“我给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发去电报后，他才服软。”[56]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听闻此言，感到非常不安。他担心，德皇威廉二世有可能对其他外交官也说过同样或者类似的话。
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1909年春天。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动员长达数月，这表明两国在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存在动员的可能性。显然，俄罗斯帝国已经决定不在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问题上挑起战争。事实上，众人皆知，俄罗斯帝国并没有条件发动战争。然而，俄罗斯帝国强撑着拒绝承认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最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布了一条消息，实际上就是一份最后通牒。1909年3月21日，最后通牒直接发给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雷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其内容如下：“我们必须明确了解俄罗斯帝国是否接受奥匈帝国照会，并且俄罗斯帝国能否毫无保留地正式同意废除《柏林条约》第二十五条。请向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讲明，我们期待明确答复：是或否。但凡得到的答复避重就轻、带有条件或模棱两可，我们将视其为拒绝。我们将因此而撤回请求，让一切顺其自然。”[57]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明白，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于是，他将消息原原本本地传给了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58]。俄罗斯帝国最后做出了让步。1909年3月31日，塞尔维亚王国放弃了所有抵抗的想法，并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放弃反对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59]。
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政策的捍卫者无法否认，1909年3月21日消息的内容“与最后通牒并无二致”[60]。俄罗斯人一向关心外交多于内政。对他们来说，连续两次受辱犹如当头一棒。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写道：“俄罗斯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拒绝给奥匈帝国或德意志第二帝国任何特权而损害斯拉夫人利益。”[61]事实上，1907年与1908年俄罗斯人未抵制奥匈帝国的“桑贾克铁路计划”与“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计划”，而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根本无意缓解局面。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对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克尔森爵士说：“俄罗斯帝国若想动武，悉听尊便。”[62]第二次即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事件发生时，德皇威廉二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闪亮盔甲演讲”，实际上等于当众羞辱了俄罗斯帝国。
腓特烈大公
1910年，德皇威康二世拜访腓特烈大公时，在腓特烈大公位于匈牙利卡拉潘斯卡的狩猎行宫做了“闪亮盔甲演讲”。在返回途中，德皇威廉二世经过维也纳时受到了盛大无比的接待。维也纳新闻界高度赞扬了德奥联盟在巴尔干半岛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团结。1910年9月21日，维也纳市政厅专门为德皇威廉二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回应维也纳市政厅将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座美丽公园时，德皇威廉二世说：“我想，我看到了维也纳市政厅的盛情。作为盟友，在关键时刻，我们穿着闪亮的盔甲站在贵国君主身旁。”[63]
如果生活在1908年的人将在有生之年再次见证新一轮危机，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俄罗斯帝国不会第三次做出让步。因为在1908年至1909年一系列事件中，俄罗斯帝国认为自己有可能在斯拉夫世界甚至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声誉严重受损。当事件结束时，塞尔维亚王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斯帕拉科维奇在报告中说：“在这里的外交界，人们言辞激烈地谴责俄罗斯帝国一贯奉行软弱的外交政策。面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威胁，俄罗斯帝国竟然因恐惧而畏缩不前，甚至收回了几天前宣布的内容。”[64]
【注释】
[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86页，1906年12月25日爱德华·戈申爵士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关于《米尔茨泰格协定》见《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44页至第145页。—原注
[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97页，1907年1月9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写给阿瑟·尼克尔森爵士的信。—原注
[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5卷第2章第294页，第295页至第296页，第301页，以及第306页。—原注
[4]《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13页，1907年10月4日爱德华·戈申爵士在维也纳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5]《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21页，1907年12月25日尼古拉·奥康纳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www.xing528.com)
[6]《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26页，1908年2月7日尼古拉·奥康纳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7]《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29页，1908年2月18日。—原注
[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21页，1907年12月25日。—原注
[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34页，1908年3月11日尼古拉·奥康纳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1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34页，1908年2月10日。—原注
[11]1929年5月《当代评论》所载亚历山大·奥约斯的文章《俄罗斯帝国战前政策》。—原注
[1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249页。—原注
[13]《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10页，1908年8月13日。—原注
[14]这是《柏林条约》关于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全部内容。第二十五条的其余部分涉及诺维巴扎尔的桑贾克。—原注
[15]关于1881年6月18日的三皇同盟，参见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0年译本）第1卷第43页。又见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传》第2卷第76页。—原注
[16]爱德华·赫兹莱特所著《条约下的欧洲地图》第3卷，1904年第433号文件。由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尚未宣布成立，协议中出现的名称是北德意志邦联。—原注
[17]国际地役是指一个国家根据条约所承担的对本国领土主权的特殊限制，主要目的是满足别的国家需要或者为别的国家服务。—译者注
[18]关于意大利王国、英国、奥匈帝国的注释文本，参见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第1卷第94页至第103页。—原注
[19]《英国历史评论》所载威廉·L.兰格教授的文章《俄罗斯帝国与海峡问题》。—原注
[2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60页，1906年11月15日布鲁克·布思比爵士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2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2章第773页（1909年4月2日）。—原注
[2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6页，《1907年奥匈帝国年度报告》。—原注
[23]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随时待命：1906年至1918年》（1921年版）引言第7页至第10页及第14页至第15页。—原注
[24]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随时待命：1906年至1918年》（1921年版）第1章第51页与第98页。—原注
[25]1929年5月《当代评论》所载亚历山大·奥约斯的文章《俄罗斯帝国的战前政策》。—原注
[26]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随时待命：1906年至1918年》（1921年版）第1章第102页。—原注
[27]《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50页，1906年4月18日乔治·布坎南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28]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意识到自己对奥匈帝国的“依赖”，见埃里希·勃兰登堡所著《从奥托·冯·俾斯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译本）第304页；《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1部分第50页至第51页，伯恩哈特·冯·比洛写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英译版）第143页与第144页。—原注
[2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2章第393页（1909年1月5日）。—原注
[30]威廉·冯·舍恩所著《大使回忆录》（1922年译本）第78页至第79页。《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1章第27页至第29页，威廉·冯·舍恩的报告。《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63页，1911年11页9日，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克罗齐耶写给贾斯汀·德·塞尔夫斯的信。—原注
[3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61页，1908年8月25日阿瑟·尼科尔森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3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36页，阿瑟·尼科尔森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3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1章第25页（1908年8月7日）。—原注
[34]此处引用的原话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的性格相符。—原注
[35]《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67页与第385页，以及第386页弗朗西斯·伯蒂爵士对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一番话的批评。《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80页，1908年11月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阿瑟·尼科尔森的谈话内容。—原注
[36]弗里德里希·施蒂弗所著《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欧洲》第94页。—原注
[37]1908年10月5日，保加利亚公国完全独立后，改国号为“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一世改称“沙皇斐迪南一世”。—译者注
[3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115页，1906年12月2日乔治·布坎南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3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57页1907年8月7日乔治·布坎南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4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19页，1908年10月9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写给弗兰克·拉塞尔爵士的信；《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2章第394页，1909年1月7日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态度由保罗·沃尔夫·梅特涅向伯恩哈德·冯·比洛转述。—原注
[4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05页，1908年10月7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原注
[4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2章第594页。—原注
[43]《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66页，1908年9月1日戴雷尔·克艾肯索普的报告。—原注
[44]《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20页，1908年10月9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写给爱德华·戈申爵士的信中用了艾伯特·门斯多夫的原话；又见《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71页。—原注
[4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6卷第2章第628页。—原注
[46]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著《二十五年间》第1卷第186页至第187页；冯·希伯特编著的《协约国政治发展史的外交卷宗》第75页至第78页；《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79页及第498页至第499页（1908年11月14日与1908年11月18 日）。—原注
[4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0卷第2章第650页。—原注
[48]参见本书第19章。—原注
[4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45页，哈佛大学的威廉·L.兰格教授对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与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的分歧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大意是说，当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同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时，他没有同俄罗斯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商议此事。彼得·斯托雷平听说此事时，立即进行了谴责，并向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发出了拒绝接受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计划的指示。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没有提到自己的行为已被俄罗斯帝国政府否认。为了挽回声誉，他将责任归咎于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单边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威廉·L.兰格教授的权威消息来自俄罗斯大公外交部高级官员沙雷科夫未曾公开的手稿。另请参阅1928年10月《当代评论》的沙雷科夫的文章。沙雷科夫的解释独一无二，其观点似乎并未得到其他评论过“布劳克城堡会谈事件”的外交家与政治家认可。—原注
[50]1911年9月30日，为争夺对的黎波里的控制权，意大利王国向土耳其帝国宣战。之后，意大利军队立即向土耳其军队发动进攻.—译者注
[51]《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65页，1911年11月9日克罗齐耶写给贾斯汀·德·塞尔夫斯的信—原注
[5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46页。—原注
[53]《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59页。—原注
[54]《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74页，1908年10月30日阿瑟·尼科尔森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55]《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46页，1908年10月14日爱德华·戈申爵士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56]《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46页，1908年3月2日弗兰克·拉塞尔爵士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57]1929年4月美国杂志《外交事务》第388页皮埃尔·雷努文原话。—原注
[58]德语原文见希伯特编著的《协约国政治发展史的外交卷宗》；又见希伯特编著的《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外交通信》（1928年版）第1卷第54页。—原注
[59]《战争》（1928年版）第4卷第1119号文件塞尔维亚王国备忘录。—原注
[60]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世界大战》第142页。—原注
[6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335页，1908年2月12日阿瑟·尼科尔森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6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485页，1908年11月5日爱德华·戈申爵士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63]1910年9月2日《泰晤士报》。—原注
[64]米洛希·博希舍维奇所著《塞尔维亚王国外交政策：1903—1914》（1928年版）第97页，1909年3月17日至1909年3月30日斯帕拉科维奇致塞尔维亚王国外交部的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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