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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同盟—意大利王国不是三国同盟的坚定追随者—《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英日同盟—《法英仲裁条约》—《英法协约》—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归属问题—摩洛哥问题—《英法协约》改变了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头十四年的和平时期,所有欧洲强国都在武装自己。除此之外,欧洲列强很快便分裂为两大外交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协调依然有可能起作用,只是行动起来举步维艰。当欧洲协调召集会议时,各大国往往根据所处阵营采取行动(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同一个阵营的成员自动互相投票,而对立阵营成员也以类似方式行事。
当时,由于负责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还未出现,列强之间不可避免地结成了防御同盟。于是,整个欧洲分裂为互相竞争的外交阵营。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1914年8月1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副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称:“这种万恶的同盟体系为现代社会埋下了祸根。”事实上,无从寻找造成外交阵营之间互相竞争的始作俑者。1882年,成立于1879年的德奥同盟变为三国同盟,形成了第一个外交阵营。1894年,法俄同盟成立。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英法协约与英俄协约才分别于1904年与1907年成立,最终形成了第二个外交阵营。从和平友好的角度来看,外交阵营有利于实现力量平衡。一个阵营很强大,另一个阵营就不会轻易动武。然而,一旦一个阵营担心遭到另一个阵营攻击,非常想要抓住唯一可能获胜的机会,就一定会先发制人抢先攻击对方。这样一来,一场全面战争必然会爆发。此外,在任何一次欧洲会议或任何一般欧洲问题的讨论中,如果列强为了投票的目的而明显分成对立阵营,则必定事出有因。
事实上,意大利王国并不是三国同盟的坚定追随者。意大利王国是自由的、实行议会制的民族国家,而哈布斯堡王朝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1882年,在三国同盟成立时,意大利王国坚持附加一项声明,即三国同盟不针对英国。意大利王国曾不断努力促成三国同盟与英国达成谅解,但最终并未能如愿。奥托·冯·俾斯麦下台后,意大利王国与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远。它与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1896年。当时,意大利王国外交大臣阿尔贝托·布兰克男爵向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分别送去一份备忘录,指出三国同盟需要与英国达成谅解。然而,奥地利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改变政策方向。此后,据权威人士透露,“再无三国同盟”。[1]
1900年,意大利王国与法国之间签署了友好协定(与三国同盟之下意大利王国需承担的义务并不冲突)。1900年12月,意大利王国承认摩洛哥王国属于法国势力范围,法国则承认的黎波里是意大利王国的领地[2]。1902年6月,当三国同盟续订时,意大利王国希望能增加一份声明,即“意大利王国承诺不做任何不利于法国的行动”。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拒绝了这一请求[3]。事实上,意大利王国同时秘密地向法国保证,“三国同盟续订不会对法国构成威胁,因为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侵害法国利益的内容将被排除在外”[4]。1902年11月1日,意大利王国首相朱利奥·普里内蒂与法国驻罗马大使卡米尔·巴雷尔会谈后,在一份秘密照会中宣布:“如果法国成为一个或多个大国直接或间接入侵的目标,意大利王国将严格保持中立。若法国遭受直接挑衅,为维护国家荣誉与安全而被迫主动宣战,意大利王国同样保持严格中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应事前将意图告知意大利王国。如此一来,意大利王国就能够确定是否存在直接挑衅。”[5]
阿尔贝托·布兰克男爵
朱利奥·普里内蒂
意大利王国的这一声明并未违背三国同盟的约定。三国同盟本身就具有防御性质。然而,一位评论家认为:“虽然1902年的《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与意大利王国在三国同盟中的义务不冲突,却与三国同盟的精神与宗旨背道而驰。一旦法国发动进攻,意大利王国就不能帮助德意志第二帝国。然而,这恰好是三国同盟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切将完全取决于意大利王国选择如何解释‘直接挑衅’这个本质上意义模糊又富有弹性的概念。”[6]不过,也许有人会争辩说,《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在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这两个对立团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若事态发展得十分顺利,有可能会加强欧洲的整体协调。
然而,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国际事务的发展趋势与欧洲协调的原则渐行渐远。因为与三国同盟或德奥同盟对立的另外一个“体系”已经出现,或者说正在形成。
事实上,20世纪建立的第一个同盟—英日同盟,并未促成大国分裂为两大外交阵营,也没有促使英国向法俄同盟靠拢。一切皆因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同样,英日同盟也没有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针锋相对。根据爱德华七世的一份备忘录可知,德皇威廉二世一直“极力主张英国与日本帝国结成紧密联盟”[7]。
1901年4月17日,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谈话中,日本帝国驻伦敦大使林董男爵首先谨慎地做出解释,“他要表达的是个人观点,而非日本帝国授权的官方观点”。随后,他谈到了为保护两国在中国的利益而达成永久谅解的“必要性”。对此,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回答说,除非向他提出“实质性建议”,否则他无从发表意见。正是这番谈话开启了英日结盟的谈判。
1901年7月31日,在与林董男爵的另外一次会谈中,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甚至说,英国与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政策十分相似,“一旦远东海域力量平衡受到严重威胁”,双方的行动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爱德华七世在备忘录中表示:“至关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应当给予日本帝国全力支持。”[8]
日本帝国很快就提出了“实质性建议”。“英国和日本帝国这两个强国都希望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并且在商业方面都希望维持‘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帝国的目标是确保英国支持上述政策的实施。日本帝国提议,如果日本被迫与多个大国开战,英国应承诺支持日本帝国。”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承诺,为了捍卫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如果英国与多个大国开战,日本帝国将全力支持英国”。日本帝国还提议邀请德意志第二帝国加入英日同盟[9]。然而,英国不希望协议范围仅限于中国。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宣称:“最重要的是,英国与日本帝国不应该被其他国家的联合势力压倒。英国在远东一旦失去了海上强国地位,对日本帝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无论这场灾难由远东争端引起,还是由其他地方的复杂矛盾引起,其实并不重要。”[10]无论如何,若要结盟,但凡涉及两个大国在印度问题上的争端,英国希望得到日本帝国援助[11]。然而,英国最终同意放弃这一特殊要求,所以与日本帝国最后签署的条约仅仅涉及远东[12]。
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条约》在伦敦签署。在序言中,英国与日本帝国宣称结盟“纯粹出于维护远东现状与普遍和平的愿望”,它们的共同利益是“……在中国与大韩帝国获得与其他国家平等的贸易机会。”
《英日同盟条约》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它规定缔约双方如何互相帮助,但前提条件如上所述,必须是缔约一方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如果缔约一方仅与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另一方将“保持严格中立,并努力防止其他国家参与针对其盟友的敌对行动”。不过,“在上述事件中,一旦其他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加入针对盟国的敌对行动,另一方将提供援助,与其并肩作战;只有在缔约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
显而易见,正是因为俄罗斯帝国军队占领了满洲,并且将势力渗透到朝鲜半岛,英国与日本帝国才结为同盟。
英国认为,阻止俄罗斯帝国永久性控制满洲与朝鲜半岛,既符合日本帝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与英国的利益。如果日本帝国因此对俄罗斯帝国发动战争,盟约就会立刻生效。不像三国同盟对条约内容秘而不宣,《英日同盟条约》的内容很快便公布了。日本帝国一直主张将条约的部分内容保密。不过,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对林董男爵说:“我们肯定会被问及是否存在这样一份条约。既然有,我们就不应该否认。一旦承认条约存在,却拒绝公开内容,会令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13]
既然英德结盟谈判已经破裂,英国自然不想把德意志第二帝国纳入《英日同盟条约》。此外,英王爱德华七世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很乐意看到英国与日本帝国共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也符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利益。美国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英日同盟条约》达成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得知了条约的内容[14]。正如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对林董男爵所说,对英国来说,英日同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英国的一贯政策是“避免与他国结盟”。同时,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英日结盟等于承认日本帝国是强国。日本帝国尽管并非东方大国,却因此提高了地位。
漫画《英日同盟条约》:在这幅漫画中,俄罗斯以寓言的形式与法国一起观看了联盟的缔结。
在独立同盟(不同于国际联盟盟约中设想的世界所有国家或多数国家的总联盟)中,没有比英日同盟更加健全的了。在满洲问题上,虽然日本帝国会与俄罗斯帝国动武,但英日同盟并不鼓励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开战。一旦战争来临,英日同盟就必定尽力将战争本地化,阻止第三国参战。这是英日同盟公开承诺的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肯定的是,英日同盟有助于促进与扩大欧洲协调。因为与英国结盟后,日本帝国甚至参与了远东之外的国际事务,间接促成了日本帝国后来加入国际联盟并承担了重要工作。
英日结盟是有特定义务的同盟。它不仅有助于缩小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而且赋予日本帝国强国地位及大国应有的担当。英法协约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联合方式。英法协约并非联盟。正如皮埃尔·保罗·康邦向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描述的那样,英法协约是“绥靖与谅解的产物”,其目标是“尽可能缓和两国之间的冲突,消除摩擦”[15]。英法协约不涉及武装支持,最多是双方的谅解,即一旦其他国家介入埃及问题、摩洛哥问题、西北非问题、纽芬兰岛问题、暹罗问题及新赫布里底群岛问题,在上述问题方面存在分歧的英国与法国必须在外交上互相支持。
在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英国与法国构想并形成的协约缓和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尖锐的矛盾不仅破坏了两国关系,而且严重影响了中欧与西欧的国际关系。无论从欧洲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角度来看,建立英法协约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事实上,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离任后,英法协约已经成为两国默认的防御联盟。然而,这种演变不仅在协约国创立者制订协议时未提及,并且在1904年的协议文本中也无迹可寻。
任何有助于消除国际偏见尤其是国际仇恨的事情都值得称道。1893年,英国驻巴黎大使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在一封加急电报中向政府提出了英法协约的想法。他以生动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法国人对英国人的看法。他这样写道:“恐怕我只能用‘冤家路窄’来形容法国各阶层的人们对英国人的态度……法国人感觉,我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抢占上风。每当法国人即将获得有利地位之时,英国人便会捷足先登。”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还说,尽管只涉及特定问题,“例如埃及问题、纽芬兰岛问题及暹罗问题”[16],但法国人还是将愤怒的矛头公然指向英国。但事实上,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成见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宣称,未来“我们还会在各种情况下,不得不与法国人狭路相逢”。
显而易见,英国与法国若一直针锋相对,不可能永远相安无事。两国如果不想办法和解,迟早会爆发战争。因此,对英国与法国说,协约谈判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政治成就。就英国而言,国内并无影响谈判的阻力。因为英国人一向对外交事务不怎么感兴趣,政府与任何一个国家缔结友好条约,他们都会坦然接受。然而,根据1904年英国驻巴黎大使的报告显示,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虽然一直主张与英国建立和谐关系,但几乎是一个人在努力。[17]
在促成建立英法协约这件事上,爱德华七世、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与1898年开始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可谓是不谋而合。1903年5月,有关《法英仲裁条约》的协商问题摆在了两国面前。这一倡议由法国提出[18]。当月,爱德华七世根据英国内阁提议访问巴黎。在演讲中,爱德华七世热情洋溢地提及两国的友好传统。1903年7月,法国众议院副主席艾蒂安·克莱门泰尔去伦敦访问,与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进行了多次会谈。艾蒂安·克莱门泰尔宣称,法国必须在摩洛哥王国占据优势地位。除此之外,他们还谈到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艾蒂安·克莱门泰尔访问伦敦后,1903年7月,法国总统埃米尔·弗朗索瓦·卢贝在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陪同下访问了伦敦。
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与英国之间不仅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它们在埃及与摩洛哥的矛盾尤其突出。法国人一直因英国抢先在埃及确立了地位而感到懊恼,因为法国曾经也有机会在埃及取得相应地位。然而,正如直言不讳的皮埃尔·保罗·康邦所说,“法国错过了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法国势力已经渗入阿尔及尔,摩洛哥王国也肯定会处于法国控制之下。如果事先没有做出安排,法国人出于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本能,必定会关闭所有贸易门户。在一份递交法国的照会草案中,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写道,英国政府“非常重视”一项保留意见,即希望在摩洛哥王国获得平等的贸易与商业地位。英王爱德华七世删去了“非常重视”四个字,代之以“视为绝对有必要”(并且表示强调)[19]。毫无疑问,摩洛哥问题与埃及问题亟待解决。但除此之外,纽芬兰岛“条约海岸”[20]法国渔民权利之争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纽芬兰岛居民特别不满。实际上,其他未解决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不过,埃及问题与纽芬兰岛问题特别麻烦,因为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与法国人的传统与情感密切相关。根据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与1783年的《凡尔赛条约》,法国人获得了在纽芬兰海岸部分陆地上捕鱼与晒鱼的权利。法国拒绝放弃这些权利,除非英国给予法国领土补偿。然而,在和平时期,任何国家都很难做到不受限制地放弃领土。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与金伯利伯爵约翰·沃德豪斯在任期间,虽然英国与法国曾经进行了谈判,情况有所改善,但纽芬兰岛问题依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21]。
艾蒂安·克莱门泰尔
埃米尔·弗朗索瓦·卢贝
在英国与法国谈判的最终草案获批前,两国外交部门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相关事务,包括互换照会、进行会谈、制订计划与对立计划、反复修改、提出议案及反复修订。1904年4月8日,《英法协约》拟订,并在伦敦签署。不过,协约内容根本未提及两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金伯利伯爵约翰·沃德豪斯
《英法协约》的第一份文件主要涉及纽芬兰岛问题。根据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与1783年的《凡尔赛条约》,法国人宣称有权在条约规定的海岸登陆、搭建木屋与晒鱼,并实际拥有近海捕鱼的垄断权。由于上述地区法律地位存在不确定性,不仅阻碍了整个纽芬兰岛的发展,而且阻断了对该岛全部海岸约三分之二面积的资本投资。《英法协约》取消了法国在条约海岸登陆的特殊权利,从而改变了上述状况。《英法协约》规定,法国渔民与英国渔民共同享有离岸领海的捕鱼权。《英法协约》要求对被剥夺条约海岸特权的法国公民进行赔偿。作为补偿,法国得到了非洲西部的三块土地。首先,法国在冈比亚的领土边界得到修正,并获得冈比亚河的通航权;其次,法国得到了冈比亚河口对面的洛斯岛(英国海军部称,洛斯岛具有建立海军基地的潜在价值);最后,法属尼日利亚的边界得到修正,使法国获得了一条沟通尼日尔河与乍得湖的便捷路线。(www.xing528.com)
《英法协约》的第二份文件涉及1896年做出的一项安排。它明确界定了英国与法国在暹罗王国特定地区的势力范围,两国同时宣称放弃兼并暹罗领土。关于马达加斯加岛,针对1897年法国兼并该岛后确立的保护关税制度,英国(根据英国与马拉加什前政府签订的条约)撤回了相关反对意见。作为回报,法国放弃了索要治外法权与桑给巴尔独立邮局的请求。虽然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归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两国一致同意,由指定委员会来解决两国公民在当地的土地纠纷[22]。
上述外交政策调整在英国与法国友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然而,如果埃及问题与摩洛哥问题无法解决,它们之间根本无法真正建立友好关系。1904年4月8日签订的《英法协约》明确指出,法国“不会通过要求英国设置占领时限或以其他方式来阻碍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法协约》同意埃及解除阻碍发展的财政限制。当然,解除财政限制前,英国与法国必须与其他在埃及拥有传统势力的国家磋商。不过,《英法协约》签订前,在双方交换的同文照会中,法国已经承认,英国有权要求法国在埃及问题上保持中立并给予积极的外交支持。当然,根据国际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两国还应征得其他大国同意。然而,正如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在写给爱德华·蒙森爵士的信中说:“只要英国与法国团结一致,其他大国似乎没有理由表示反对。”[23]因为其他大国在埃及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在《英法协约》中,英国宣布无意改变埃及的政治地位。英国还宣布遵守1888年10月29日《君士坦丁堡公约》规定,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但必须将其中的两种情况排除在外[24]。
爱德华·蒙森爵士
关于摩洛哥问题,法国宣布,按照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做法,法国无意改变摩洛哥王国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在摩洛哥王国的特权也得到英国的明确承认,“摩洛哥王国属于法国海外特殊势力范围。摩洛哥王国的秩序由法国负责维护,法国应为摩洛哥王国提供必要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及军事改革。”英国与法国宣布共同遵守埃及与摩洛哥的商业平等原则。三十年之内,它们均有责任反对征收关税或其他税收的不公平做法。爱德华七世认为,两国应当签订商业平等协议。不过,到目前为止,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仅仅使法国人的贸易保护政策有所改变。
除了以上公布的条款,还有一些秘密条款并未在1904年公开。主要因为这些条款一旦公开,可能会冒犯西班牙王国。特别是,英国与法国一致同意,只要土耳其帝国苏丹停止行使主权,与梅利利亚、休达和其他西班牙王国领地相邻的摩尔人领土应当属于西班牙王国的势力范围;从梅利利亚到塞布河北岸高地附近的海岸,应当托管给西班牙王国,但不包括塞布河北岸高地。一旦西班牙王国同意在摩洛哥王国保持三十年的商业平等原则,并且不在梅利利亚与塞布河右岸高地之间的摩洛哥王国的海岸修建防御工事,这些秘密条款才会生效。它们的目的是“获取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航权”。直到1911年,这些秘密条款才公开。
十五年来,英国与法国之间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冲突与摩擦。《英法协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英法协约》分别由独立签订的涉及争议领土的文件组成。不过,当签订的《英法协约》递交至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手中时,他写信对爱德华·蒙森爵士说:“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要将《英法协约》视作一系列独立文件;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它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综合方案的一部分。”之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导致英国与法国“针锋相对,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并且注定会引发“国际争端”。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断言:“一旦英国与法国愉快地达成谅解,结束存在利益冲突地区的敌对状态,就必定会实现双赢。我们或许应该有所期待,在双方拥有不同特许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坦诚相待,承认彼此的合理需求与渴望,那么《英法协约》将成为维护国际友好关系及捍卫世界和平的先例。”除此之外,英国没有更多要求,也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对此有任何异议。
【注释】
[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0卷第2369号文件附件,阿尔贝托·布兰克男爵的备忘录。—原注
[2]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1年版)第2卷第241页至第245页。《1900年至1902年法意协定》见《法国外交文献汇编》。—原注
[3]埃里希·勃兰登堡所著《从奥托·冯·俾斯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译本)第187页—原注
[4]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1年版)第2卷第245页至第247页,1902年6月4日。—原注
[5]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普利布拉姆所著《奥匈帝国的秘密协定》(1921年版)第2卷第251页。—原注
[6]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148页。—原注
[7]《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121页(1902年1月31日)。关于英日同盟起源还可参见A.M.普尔利编著的《林董男爵的秘密回忆录》(1915年)。—原注
[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92页。—原注
[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97页,1901年10月16日。—原注
[1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99页。—原注
[1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99页。—原注
[12]1905年,《英日同盟条约》续订时,日本为了回报英国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特权利,承诺在印度问题上帮助英国。—原注
[13]《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104页,1901年12月19日。—原注
[14]《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122页。—原注
[15]《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345页与第350页。—原注
[16]《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287页,1893年11月3日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写给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利姆罗斯的信。—原注
[17]《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399页,1904年4月15日,爱德华·蒙森爵士写给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信。—原注
[1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289页;牛顿男爵托马斯·沃德豪斯·利所著《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传》第279页与第292页,本书作者称爱德华七世为英法协约的创始人是“无稽之谈”。根据1929年11月3日《观察家》报道的一次会谈,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本人曾指着壁炉说,爱德华七世没有签署协议,也没有制造“那块挡板”。—原注
[1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400页。—原注
[20]又称“法兰西海岸”。1713年,法兰西王国放弃被英国占领的纽芬兰岛后,英国允许法国渔民在这里捕鱼与晒鱼干。—译者注
[21]格特鲁德·M.格温与查尔斯·W.塔克韦尔所著《查尔斯·迪尔克爵士传》第2卷第487页至第488页。—原注
[22]1906年,英国与法国宣布共管新赫布里底群岛。—原注
[23]《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2卷第367页。—原注
[24]参见本书第11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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