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武装和平

精彩看点

《日内瓦公约》—《圣彼得堡宣言》—《布鲁塞尔公约》—“穆拉维约夫照会”—德皇威廉二世的批注—德意志第二帝国反对削减军备—海牙国际会议召开—海牙国际会议的三个委员会—海牙会议在裁军问题上遭遇失败—设立国际常设法院与强制仲裁法庭的要求落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

从国际层面来看，政治家担负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使命；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家需要服从民族利益。为了完成国际使命、捍卫民族利益，各国政治家必须团结起来患难与共。

1864年《日内瓦公约》签订现场

让·亨利·杜南

国际行动的正义目标是倡导人道主义精神。个别国家采取单独行动所产生的效力绝对不可能与国际行动相提并论。1864年《日内瓦公约》可谓国际行动的典范。在瑞士绅士让·亨利·杜南的倡议与努力下，各国在日内瓦成功召开了会议。让·亨利·杜南自费出版的《回忆索尔费里诺战役》^[1]曾经轰动一时，唤醒了欧洲人对战争惨状的关注。正是在让·亨利·杜南推动下，民间组织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了。日内瓦会议是一场官方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瑞士联邦、巴登、比利时王国、丹麦王国、西班牙王国、法国、黑森大公国、意大利王国、荷兰王国、葡萄牙王国、普鲁士王国与符腾堡王国。其他世界重要文明国家也纷纷加入日内瓦会议起草与签订的公约。《日内瓦公约》是一份关于战时伤病员待遇的特殊公约^[2]。1869年，欧洲列强与其他国家共同签署了《圣彼得堡宣言》，宣布削弱敌国军事力量是唯一合法的战争目的。此外，签约国一致同意，军事行动中不得使用爆炸性步枪子弹^[3]。1874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倡议之下，欧洲列强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此次会议产生了《布鲁塞尔公约》。它虽然最终未能生效，却对当时的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布鲁塞尔公约》的内容涉及军事当局占领敌国领土的规则、参战人员与非参战人员的区别及关于攻城战、间谍和战犯诸多方面的问题^[4]。然而，在此之后，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国际法并未得到更多关注。直到1898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计划，情况才有所改变。

沙皇尼古拉二世

1898年8月24日，在一份照会中，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向各国驻圣彼得堡外交代表提出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建议。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每周招待例会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亲手将照会递交到各国外交代表手中，充分体现了该提议的非凡意义。当照会递交到英国代表C.斯科特爵士手中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态度诚恳地表明，这份照会由尼古拉二世口述，他本人亲笔起草。“俄罗斯帝国并非强烈呼吁全面裁军，沙皇陛下也并非寻求立即实现内心深处的目标，而是希望进行努力，逐步取得成效。”显而易见，沙皇尼古拉二世着眼于现实。他十分谨慎，不想落入“高谈阔论”之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还强调：“沙皇陛下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若想增强军事实力完全不受宪法与议会限制，提出该照会完全发自肺腑。”后来，有人指出，之所以会有这个照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对军事预算的日益增长十分担忧。还有人认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贪慕虚荣，希望借此机会成为外交界“万众瞩目”的人物。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照会完全出自真心实意。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穆拉维约夫照会”又称“沙皇诏书”。从一开始它就指出，“维护和平并尽量减少各国不堪重负的过度军备”代表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心声。俄罗斯帝国认为，可以通过国际讨论来寻求实现相关目标的手段，并且当下即为有利时机。“穆拉维约夫照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人们特别渴望和平。各国已经把和平作为国际政策目标。为了和平，大国之间强强联合，已经将军事力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并未带来大家期待的有利于和平的结果。”^[5]

基于上述事实，人们不难看出，虽然二十年来欧洲并未爆发大规模战争，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武装和平”的隐患。接着在第二年，即1899年，南非爆发了英布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02年才结束。两年后，即1904年，远东爆发了日俄战争。几年之后，黎凡特即地中海东岸，爆发了意土战争。随后，巴尔干战争爆发。1914年，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沙皇尼古拉二世倡导和平运动绝非偶然。表面看来，这一切与尼古拉二世的个人情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政治野心及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敏锐的政治嗅觉息息相关，实际上其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主要源自人类内心深处难以名状却又真实存在的一种恐惧心理，人们担心恐怖的时代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降临。敏锐的观察家与政治家已经感知到制造灾难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他们本能地把思考重心转向了防御手段。当世界灾难迫在眉睫时，文明世界便会陷入惶惶不安。此时，惶恐不安的人们一定会努力采取防御措施。

1898年8月24日，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将照会亲手递交至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雨果·德·拉多林手中时，他特意强调，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和平计划，尤其是削减军备计划将遏制社会主义运动，因为社会主义者正是以军备负担过重为由煽动人民叛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说，不是要进行裁军（尤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最不可能裁军），而是尽可能削减军备，“将战争的威胁降至最低”。他还补充说，这仅仅是一个初步设想。虽然雨果·德·拉多林如实汇报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这番言论^[6]，却并未引起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家的共鸣。年迈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崇尚和平。然而，在裁军问题上，他似乎完全受制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战争部与外交部。其实，雨果·德·拉多林不看好俄罗斯帝国提议。他虽然准确无误地汇报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提议，却认为整件事不过是为了满足俄罗斯帝国财政部削减开支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利己主义的需要^[7]。他指出：“在圣彼得堡举办一场盛大会议，实则满足了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个人虚荣心。”

保罗·哈兹菲尔德

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各国态度十分谨慎，但“几乎所有欧洲大国”都表示赞同^[8]。然而，根据最近公开的一份加急电报，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向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哈兹菲尔德指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计划仅仅是削减军备的计划。因为俄罗斯帝国与英国遭受来自陆地方面攻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削减军备的计划实际上受俄罗斯帝国与法国驱动，它们想在欧洲结成利益集团，“为战争做准备”^[9]。因此，保罗·哈兹菲尔德接到指示，在与英国就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交换意见时，一定要牢记上述事实。德皇威廉二世完全赞同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观点。因此，在“减轻所有国家过度军备的负担”这句话旁边，他批注道：“乌托邦！”^[10]由此可见，参加削减军备计划的根本不可能是所有欧洲国家。

据说，法国派出了一个实力强大、富有同情心的代表团前去参会，但实际上并不希望会议圆满成功。1899年4月21日，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说：“对于此次会议，我们两国看法完全一致。你们不想在此时限制军事防御力量，也不想提议裁军；我们也是同样立场。”此外，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反对强制仲裁原则。不过，为了避免在会议上过于尴尬，法国将在仲裁方面做出让步。“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切绝不能限制大国的完全独立。”^[11]

考虑到政治因素，俄罗斯帝国认为此次会议不宜在大国首都举行。在获得各国的首肯后，俄罗斯帝国向荷兰王国提出请求，将海牙作为会议的举办地。荷兰王国欣然表示同意。

德皇威廉二世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按照惯例，信的内容用英语写成）。他说：“我们不妨放眼未来—手握千军万马的一国之君，解散拥有百年历史的神圣军队，把辉煌的荣耀存在军械库与博物馆的墙面上，将城镇交给无政府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当然，这只是一时之举。最重要的是，你胸怀大爱，才会这样提议。真可谓本世纪最引人瞩目的特立独行之举！”^[12]

实际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反对削减军备更多出于“现实”原因，并非源于军国主义传统的历史影响。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向参加海牙和平会议的代表发出的指令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1899年5月9日（海牙国际会议召开的九天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和平会议设立强制性国际仲裁法庭。不过，人们一致认为，大国利益太复杂，不可能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以无利害关系的小国家为主体，以小问题作为仲裁活动对象，比较合理。然而，对大国与大问题来说，若用同样手段处理，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国家越大，越倾向于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愿以实现更高的外部目标为目的。大国往往视保护自身利益为最高目标。尤其是强国，并不一定要去维护和平，而是要合理构建更强大的集团来消灭敌人与竞争对手。”^[13]

基于上述民族利己主义理论，德意志第二帝国指示与会代表，不要在强制仲裁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关于削减军备问题，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写信给参加海牙国际会议的首席代表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说：“无须多言，我们绝不会在任何问题上作茧自缚。”^[14]关于国际仲裁法庭的问题，德意志第二帝国伯恩哈德·冯·比洛外交大臣说，这样的最高法院（该词多次出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文件中）或许能解决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与丹麦王国在北石勒苏益格的主权问题。随后，他一字不差地重申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分析国家特点的那番话^[15]。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提出的会议计划消除了人们的顾虑。因为人们担心某些政治问题—例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与埃及问题—可能会被列入会议范围。对此，英国人感到心满意足，但德意志人闷闷不乐。海牙国际会议计划明确列出了八个考虑事项，主要涉及削减海陆军备与通过外交手段防止军事冲突两个方面。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同，英国未受到“国家特点”理论与国家至上主义的影响，对八项提议也并未表示出有任何偏见。“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最好不要发表任何明确意见，除了重申真心希望—根据调解与仲裁原则，利用一切可行手段阻止战争。”^[16]事实上，就在一年前，即1897年，英国不仅与美国共同协商了一般仲裁条约^[17]，而且同意将英国与委内瑞拉共和国的边界纷争通过仲裁解决。尽管英国表现得十分谨慎，但这一切充分表明了英国对仲裁的兴趣与热情。

豪斯登堡

参加海牙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

1899年5月18日，海牙国际会议召开，共有二十六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会。会议地址选在被称作“森林之屋”的豪斯登堡。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宫殿，索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的阿玛莉亚^[18]曾在这里居住。英国参加海牙国际会议的全权代表是驻华盛顿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与驻海牙公使亨利·霍华德。德意志第二帝国派出了现任驻巴黎大使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前去参会。乔治·赫伯特·蒙斯特曾担任过驻伦敦大使。他刚直不阿，脾气暴躁。德意志第二帝国另外一名代表是著名的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卡尔·冯·施坦格尔。这两位杰出代表均由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任命，却因受到条条框框的严格约束而无法施展个人魅力。奥匈帝国派出两位外交官担任全权代表。法国派出了前总理莱昂·布儒瓦。莱昂·布儒瓦是知名的仲裁与调解倡导者，后来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另外两位法国代表是职业外交官。其中一位是保罗·亨利·巴鲁特·德埃斯图尔·德·康斯坦特。他与莱昂·布儒瓦一样，以调和的国际观著称于世。意大利王国派出的代表是驻维也纳大使科斯坦蒂诺·尼格拉。他曾是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英雄人物，是加富尔伯爵卡米洛·奔索的左膀右臂。俄罗斯帝国派出的代表是驻伦敦大使德·斯塔尔。作为老派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德·斯塔尔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不仅待人和蔼可亲，而且拥有高贵、儒雅的气质。另外一位俄罗斯帝国代表是圣彼得堡大学法学教授费奥多·费奥多洛维奇·马顿斯。他还是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官员，曾编辑过大量国家条约，是调解法庭的知名人物与国际法学界的名人。与会的美国代表是驻柏林大使安德鲁·D.怀特。他既是知名大学教授，又兼任着康奈尔大学校长。此外，美国代表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赛斯·洛、外交官斯坦福·纽埃尔、《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及炮兵指挥官威廉·克罗泽。与会的日本帝国代表是驻圣彼得堡大使、著名外交家林董男爵。在小国代表中，比利时王国代表爱德华·尤金·德康最著名。他曾写过一篇关于仲裁的论文，对这次会议帮助极大。

此次海牙国际会议本应在美好的憧憬中开始，实际上却在浓重的悲观情绪中拉开帷幕。一开始，大概新闻媒体从各国政府得到了些许风声，所以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很关注，但缺乏热度。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情愿、近乎抵制的态度在欧洲已经人尽皆知。德意志第二帝国历史学家坚信，其他大国虽然也不情愿削减军备，却未公开表态。只有直言不讳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拒绝了理想主义者的计划，从而遭受各方责难。法国代表团接到的政府指示并未公布。不过，赫赫有名的法国首席代表莱昂·布儒瓦似乎曾经暗示过，法国代表团接到的指示与他一直倡导的和平计划不相悖。在进入外交部工作前，英国首席全权代表朱利安·庞斯福特曾是一名职业律师。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仲裁与调解，并投身于和平事业。对朱利安·庞斯福特来说，美国参议院否决了1897年的《奥尔尼-庞斯福特条约》可谓他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这次，他前来参加海牙国际会议，再次担负起同样的使命，却有着更加深远的目标。他是为了让世界各国达成仲裁条约而来。在上文，我们已经引述过英国外交部向朱利安·庞斯福特所下指示，此处不再赘述。俄罗斯帝国作为此次会议的发起者，不可能反对自己的计划。美国代表团接到的指示已经广为人知，美国支持裁军与仲裁。对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多数小国表示支持。各国公认，甚至连德意志第二帝国国内的舆论也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团是军国主义与反仲裁的拥护者^[19]。此次海牙国际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推进了防止与减缓战争的国际行动。

安德鲁·D.怀特

赛斯·洛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威廉·克罗泽

荷兰王国外交大臣威廉·德·博福特宣布海牙会议开幕，并发表了简短的致辞。在致辞中，他指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倡议旨在实现神圣同盟的创始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崇高目标。他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648年首次欧洲主要国家参加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海牙国际会议会场上的各国代表

“尊贵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拥有同样的博大情怀。威廉明娜女王将荷兰最美历史遗迹交付本次会议使用。此刻，诸位嘉宾所处的会议大厅由17世纪杰出艺术家倾尽心血打造而成，是荷兰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20]遗孀索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的阿玛莉亚为纪念自己的丈夫而建造的。在令人惊叹不已的人物组图及寓言壁画中，有一组壁画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相关，定会引起诸位嘉宾的注意。正是从这组壁画中，我们见证了和平降临人间并关闭雅努斯神殿^[21]大门的时刻。这个美丽的寓言预示着诸位的辛劳终将获得累累硕果。待此次会议圆满成功时，诸位一定会说：这座大厅的和平艺术主题已经成功走向全世界，将和平的福音带给全人类。”

荷兰王国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大会能够圆满成功。“森林之屋”不仅将漂亮的大厅供会议全程使用，而且有充足的隔间供委员会处理会议主要工作。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及工作人员每天都能享用到“丰盛的午餐”^[22]。荷兰王国首席代表、前外交大臣约恩克海尔·冯·卡纳贝克在会议开幕后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在谈及这次精彩的社交盛会时，美国首席代表安德鲁·D.怀特写道：“或许从世界诞生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团体汇聚一堂，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充斥着令人绝望的怀疑。”这些老一辈的职业外交官在辉煌的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哀叹他们最后会带着一项注定失败的使命谢幕^[23]。英国代表朱利安·庞斯福特在写给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的信中说：“其实，早在会议代表一起工作的两周前，会议精神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发现，只要心怀善意，便有可能就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某些问题达成共识。”事实证明，解决棘手问题的关键在于会议方法。

开幕式结束后，海牙国际会议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处理限制军备问题、战争与战争惯例问题及仲裁问题。

会议第一委员会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在第五次会议上，当俄罗斯帝国代表提议“稳定”当前武装力量规模时，只有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代表格罗斯·冯·施瓦兹霍夫上校站出来发表了一番讲话，从实质上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其他大国的技术代表对这一问题并未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格罗斯·冯·施瓦兹霍夫上校咄咄逼人地否定了吉林斯基上校的财政理论。他说：“德意志人既没有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也没有走向财政崩溃的深渊，更没有面临资源耗尽、生活被毁的境地。恰恰相反，我国的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正在不断增加，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此处，他用了英文短语standard of life）逐年提高。关于义务兵役制度，德意志人非但不认为这是一种沉重负担，反倒将其视作与个人生存、繁荣及未来息息相关的神圣职责与爱国精神。”^[24]他还补充说，德意志第二帝国现行的国内法规定连续五年逐步增加军事力量，所以德意志第二帝国无法接受俄罗斯帝国提议。在第一委员会中，许多人对无法落实俄罗斯帝国限制军备的提议表示遗憾。不过，第一委员会“感到欣慰的是，最终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它记录了委员会意见，即列强将进一步审核削减军备问题，以证明这是一项有益于全人类的工作”^[25]。此后，除了一次（最多两次）为实现限制军备而举行的会议，每次会议都有失败的记录。限制军备问题是国际事务中最棘手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处理战争法与战争惯例的第二委员会更加成功。英国军事技术代表约翰·阿德爵士在提交英国审议的私人备忘录中提出力证，降低武器的破坏性不会减轻战争强度，只会让战争拖延更久。或许正因为各国技术代表十分赞同这一观点，第二委员会最终为平民政府与平民代表争取到一定成果。1899年6月29日，会议签署了《战争法与战争惯例公约》。它规定：战争法律、权利与义务不仅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民兵与志愿军。在敌人接近时，当地人民若自发拿起武器抵抗入侵，将被视为交战团体。对待战俘必须讲究人道主义。除了武器、战马与军事文件，战俘的个人物品依然属于个人财产。国家可以利用战俘从事劳动，但劳动不能过于繁重，也不能与军事行动有关。政府一旦接管了战俘，就一定要保证其生命安全。信、汇票、贵重物品及战俘收发的邮包应当免去来往邮税。战俘收到的礼物与救济物资应免去一切入境税、其他杂税与政府铁路运输费（第一条至第二十一条）。

交战双方对伤病员的应尽义务严格受1864年《日内瓦公约》（第二十一条）管辖。

关于交战方采取伤害敌人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尤其禁止交战方使用毒药或有毒武器；禁止伤害或处死已经缴械投降的敌人；禁止进攻或轰炸没有防御的城镇、村庄、住宅或建筑物；禁止抢劫城镇或某地，即使遭受袭击也不能实施抢劫（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八条）。缔约各方同意不使用有扩散窒息性或有害气体的投射弹（附属声明）。

军事医疗船必须受到尊重。即使在敌对状态持续期间，也不得俘获医疗船。政府承诺不将医疗船用于任何军事目的（《海事公约》）。

此次海牙会议在裁军问题上遭遇严重的失败。不过，在改善战争法律与惯例方面，会议取得了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牙国际会议关于战争法律与惯例的一部分规定遭到了无视，但另一部分规定得到了尊重。事实证明，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总的来说适合现代战争，没有超越交战国认可的人道主义标准。(www.xing528.com)

然而，海牙国际会议的重大目标并非缓解战争而是防止战争。如果无法实现限制军备，仅存的希望就是设计仲裁与调解手段。此前，人们一直在使用仲裁手段，但仲裁行为全部出于自愿，是偶尔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将争端提交仲裁。如果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仲裁手段必须通过特别谈判、仲裁协议或条约来执行。此外，虽有仲裁先例，但并无公认的体系规则。1899年5月20日，海牙国际会议主席德·斯塔尔在全体会议上曾说：“外交不再是个人才智发挥独特作用的一门艺术。它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所以必须制定解决国际冲突的固定规则。这是当今外交应有的理想与目标……因此，我们将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仲裁、调解及斡旋实践变为法典。”

俄罗斯帝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向海牙会议提交了国际常设法院与强制仲裁法庭项目的草案。尽管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其与会代表的指示当时并未公开，但各国已经认定德意志第二帝国决不会加入国际常设法院与强制仲裁法庭。1899年5月14日，在离开圣彼得堡前往海牙参会途中，俄罗斯帝国首席代表德·斯塔尔曾在柏林短暂停留，与老朋友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共进晚餐。伯恩哈德·冯·比洛在此次会晤的备忘录中写道，埃里胡·伯里特认为，七十六岁的德·斯塔尔已经在外交界驰骋五十多年，人们并不看好他前去参与讨论和平问题。伯恩哈德·冯·比洛想让德·斯塔尔明白，俄罗斯帝国要把政治争端提交强制仲裁法庭的想法十分愚蠢。然而，德·斯塔尔指出，根据规章，拟议法院在涉及国家荣誉或重大利益的案件中不是强制性的。因此，波兰人的独立愿望无法提交强制仲裁法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争端才能提交仲裁^[26]。对此，伯恩哈德·冯·比洛并不认同。在强制仲裁方面，德意志第二帝国坚决表示“无能为力”。甚至对自愿或偶发仲裁计划，它也十分抵制。德意志第二帝国害怕失去快速动员的优势，所以不愿诉诸仲裁^[27]。1899年5月26日，在仲裁委员会举行的辩论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反对强制仲裁的观点得到了法国、奥匈帝国与美国代表支持，却遭到了英国、意大利王国及一些小国的反对^[28]。

当设立国际强制仲裁法庭的要求落空后，英国首席全权代表朱利安·庞斯福提出了常设法院计划。海牙国际会议集中讨论了该议题。朱利安·庞斯福指出：“如果需要推进一步，我认为绝对有必要组建常设法院。一旦起纷争的国家有诉求时，就能够诉诸常设法院。”此前，俄罗斯帝国代表与美国代表放弃了国际常设法院与强制仲裁法庭计划，现在欣然接受了朱利安·庞斯福计划。该计划又叫《英-俄-美议案》^[29]。朱利安·庞斯福特通过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发出呼吁，恳请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不要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影响，从而反对设立常设法院计划。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收到消息后，十分友善地宣称，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向他传达了立场”，但“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采取一致行动”^[30]。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感觉受到了孤立。与此同时，乔治·赫伯特·蒙斯特称：“事实上，其他国家代表特别热衷于仲裁法院计划。”为了赢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支持，各国代表做出了各种让步。功夫不负有心人，德意志第二帝国最终表示赞同。1899年7月29日，海牙国际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一条规定，签约国同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第二条规定：“在诉诸武力之前，签约国同意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由一个或多个友好国家斡旋或调解。”（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在会议上据理力争情况允许的保留条款。）除此之外，第三条规定：“签约国建议，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与争端无关的一国或多国应当主动向争端国家提供斡旋或调解。……冲突双方绝不能将其他国家行使这项权利视为不友好行为。”

在既不涉及国家荣誉也不涉及重大利益的国际争端中，针对实际问题引发的分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九条指出，如果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协议，大国应当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不过，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仅限于陈述事实，不具有仲裁裁决的性质。

为了方便仲裁，设立常设法院以便各方随时申诉。常设法院根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二十条规定的程序规则进行运作。第二十二条规定，设在海牙的国际局是常设法院的书记处，也是与法院会议相关的沟通渠道。

一旦签约国希望诉诸常设法院解决分歧时，组成仲裁法庭的仲裁员必须从法院成员的总名单中选出。每一个签署国推荐四名仲裁员，每届任期六年。仲裁员必须在国际法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与极高的道德声望，并且愿意承担相关工作责任（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各签约国派驻海牙的外交代表与荷兰王国外交大臣（将担任主席）组成常设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要负责确定程序规则，还要解决工作人员的任免及薪资问题（第二十八条）。

出庭双方不仅支付各自费用，还要支付等额的法庭费用。海牙国际局常设工作人员的开支由签约国按照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规定的比例共同承担。

仲裁法庭服务得到有效利用，仲裁法庭才能圆满履行相应职责。然而，因为争议双方没有义务必须将争议提交给仲裁法庭，所以仲裁法庭的实际效力便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如果争议双方只有一方提出诉诸仲裁法庭，另一方完全可以表示拒绝。1914年7月，由“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的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危机最终引发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只有塞尔维亚王国提出将争端提交仲裁法庭，而该提议遭到奥匈帝国的拒绝。

【注释】

[1]《回忆索尔费里诺战役》是红十字会创办人让·亨利·杜南的著作。作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亲历者，让·亨利·杜南在书中记录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战争并停止战争，多多参与关爱伤兵行动。—译者注

[2]E.A.韦塔克所著《国际文件》（1908年版）第3页。—原注

[3]E.A.韦塔克所著《国际文件》（1908年版）第10页。—原注

[4]E.A.韦塔克所著《国际文件》（1908年版）第52页。—原注

[5]《议会文件（1899年1月）》。—原注

[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42页。—原注

[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45页。—原注

[8]《英国议会文件汇编（1899年）》第9534号，1898年12月30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照会。—原注

[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46页德语原文是Ah Vorbereitung fur den Krieg（为战争做准备）。—原注

[10]《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45页。—原注

[1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86页。—原注

[1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52页，1898年8月29日相关内容。—原注

[1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88页。—原注

[1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90页。—原注

[1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90页至第191页。—原注

[16]《英国议会文件汇编》1899年第7534号文件第9页。—原注

[17]1897年《奥尔尼-庞斯福特条约》。该条约未能得到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原注

[18]索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的阿玛莉亚是尼德兰奥兰治亲王约翰·威廉·弗里索（1687—1711）的外曾祖母。—译者注

[19]马克斯·蒙舍拉所著《同盟国情况》（1925年译本）第24页至第30页；埃里希·勃兰登堡所著《从奥托·冯·俾斯麦到世界大战》（1927年译本）第131页至第132页。—原注

[20]腓特烈·亨利（1584—1647），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之子，尼德兰政治家与军事统帅。—译者注

[21]雅努斯是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之神。战争时期，他的神殿大门敞开，表示他外出帮助罗马人作战；和平时期，他的神殿大门紧闭，表示他在殿内保佑人民平安。—译者注

[22]安德鲁·D.怀特所著《安德鲁·D.怀特自传》第2章第257页。—原注

[23]安德鲁·D.怀特所著《安德鲁·D.怀特自传》第2章第256页；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所著《朱利安·庞斯福特传》（1929年版）第231页至第232页与第237页。—原注

[24]《英国议会文件汇编（1899年）》第9534号文件第112页至第114页议事录；《海牙和平会议记录》第308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23年。—原注

[25]《英国议会文件汇编》第111页第9534号文件，1899年。—原注

[2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193页至第195页，埃里胡·伯里特（1810—1879）是1848年布鲁塞尔“和平之友会议”的创始人。—原注

[2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234页，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写给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信。—原注

[28]《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239页至第240页，佐恩教授的报告。—原注

[2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262页《英-俄-美议案》，参见1899年6月6日海牙国际会议罗马尼亚王国首席代表贝尔迪曼写给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原注

[3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卷第228页至第22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