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各国边界问题的协调

精彩看点

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国大使—亚美尼亚问题—1894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亚美尼亚三国同盟”—关于亚美尼亚改革方案的照会—克里特岛问题—五大强国在克里特岛的一致行动—马其顿问题—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半岛的矛盾—“米尔茨施泰格计划”—马其顿财政改革方案

在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过程中，虽然列强之间猜忌不断，但欧洲协调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

外交人员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与民族，但他们视彼此为同僚。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甚至客居落后地区的外交人员来说，这份同僚之谊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在荣辱与共的危险时刻，他们往往互相团结，在当地组成外交使团。北京外交使团与君士坦丁堡外交使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危急时刻，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国大使在高级外交官的主持下，通过召开会议讨论局势，以商定可以采取的行动措施。会议讨论结束后，他们通常会向土耳其帝国苏丹提交一份联合说明，通过特殊行动方案向土耳其帝国苏丹提出建议或发出警告。各国大使是各国政府代表。各国政府通过外交大臣就巴尔干半岛危机进行沟通。事实上，在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过程中，欧洲协调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制度。保守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不愿承认，但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1]。

亚美尼亚人—包括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堡的大批亚美尼亚人—受到土耳其人的肆意蹂躏，并且经常遭受惨绝人寰的屠杀。1890年8月，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小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报告说，根据威廉·怀特提供的消息，屠杀是按照蓄意毁灭整个亚美尼亚种族的计划有组织进行的^[2]。亚美尼亚人受到两项条约的保护。根据1878年6月4日土耳其帝国与英国签订的《塞浦路斯条约》第一条及1878年7月3日签订的《柏林条约》第六十一条，土耳其帝国苏丹有责任保护他的基督子民，有义务实施必要的改革。《柏林条约》第六十一条专门提到了亚美尼亚人，并且承认列强有权监督土耳其帝国苏丹执行相关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针对1890年的几次大屠杀事件，欧洲列强并未保持一致行动。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承认，俄罗斯帝国在这件事上有“道德利益”。不过，他认为英国对亚美尼亚问题别有用心，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心想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亚美尼亚国，作为另一个“保加利亚公国”以阻止俄罗斯帝国扩大势力范围。然而，俄罗斯帝国“并不希望出现第二个保加利亚公国”^[3]。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待亚美尼亚问题态度十分公正。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乔治·赫伯特·蒙斯特的报告可知，奥托·冯·俾斯麦一直认为，在亚美尼亚问题上，一旦德意志第二帝国向土耳其帝国施加压力，必定会丧失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信任^[4]。1893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克莱尔·福特建议（也是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1883年的提议），应当给予亚美尼亚自治权。不过，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拒绝了英国提议。与此同时，他通过土耳其帝国驻柏林大使转达了一项请求。他请求德意志第二帝国向英国表明对该提议的反对意见。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虽然不支持英国的提议，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请求^[5]。

乔治·赫伯特·蒙斯特

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

1894年，在土耳其军队支持下，库尔德人对萨姆松和比特利斯两地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恐怖大屠杀。1895年，在君士坦丁堡、乌尔法、凡城和特拉布宗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非常害怕遭到暗杀。他认为亚美尼亚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不得不在身边布满了间谍与暗探^[6]。据说，1896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由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直接授意^[7]。

面对如此暴行，英国、法国与俄罗斯帝国（按照英国提议行事）^[8]结成了“亚美尼亚三国同盟”。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安东·萨尔玛·冯·德尔·杰尔奇的报告称：“三国之所以结盟是因为只有它们在埃尔祖鲁姆设有领事，并且恐怖屠杀事件就发生在埃尔祖鲁姆附近。”其他大国包括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是袖手旁观。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雨果·弗斯特·冯·拉多林曾向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指出，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未积极主动过”^[9]。此外，德意志第二帝国大使只是“礼貌地”建议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改善“遭人诟病的边境省份的混乱管理”^[10]。意大利王国支持英国，并渴望在亚美尼亚问题上与之合作。然而，法国与俄罗斯帝国显然并不欢迎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王国外交大臣阿尔贝托·布兰克男爵致电意大利王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称“亚美尼亚三国同盟所有成员国均未参加亚美尼亚屠杀事件调查。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土耳其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保障—欧洲协调—已经不复存在”^[11]。

意大利王国外交大臣阿尔贝托·布兰克男爵的一番话不幸言中了事实。1895年5月11日，英国、法国与俄罗斯帝国向土耳其帝国递交了一份关于亚美尼亚改革方案的照会。然而，土耳其政府故技重施，迟迟不肯实施改革。英国政府一度要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派遣军舰^[12]，但最终并未付诸行动。次年，即189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甚至比之前的几次大屠杀更血腥。“亚美尼亚三国同盟”以失败告终。虽然英国急于采取行动，但俄罗斯帝国一直犹豫不决^[13]，法国唯俄罗斯帝国马首是瞻。除了英国、法国与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向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出了良好建议，却不愿向其施压。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认为，“欧洲必须在实施灭亡土耳其帝国与保全土耳其帝国之间做出抉择”。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对促成土耳其帝国解体并无明显兴趣。”^[14]因此，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提出各强国进行积极干预时，遭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向土耳其帝国提议采取积极措施防止“骚乱进一步扩大”。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写给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们并不打算在亚美尼亚问题上越界。对此，你不必怀疑。”^[15]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雨果·弗斯特·冯·拉多林认为：“支持亚美尼亚基督教教徒自治，并竭尽全力将相关措施付诸实践，等于促成土耳其帝国解体。”^[16]他的观点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认可。

相对而言，在克里特岛问题上，国际行动比较成功。因为克里特岛是海岛，拥有海洋控制权的大国可以在此有所作为。

克里特岛一直处于土耳其帝国管理之下。岛上的希腊人与穆斯林素来不和，时常发生暴乱。1868年，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批准了《基本法》，确立了以公正原则为基础的管理方案。接下来的七年，在《基本法》保障下，克里特岛居民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后来，俄土战争爆发，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再次发动起义要求自治。在英国斡旋下，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向克里特人做出了很大让步，1878年10月签订了《哈勒帕公约》，岛内再次恢复了平静。然而，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态度实在令人捉摸不透。1895年，他任命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总督—卡拉特奥多里帕夏。不过，仅仅一年后，1896年他重新任命了一名穆斯林总督。于是，《哈勒帕公约》被废弃，从而导致了1896年5月的暴动。这场暴动导致雅典群情激昂，希腊王国随后便开始插手干涉“克里特岛事件”。没过多久，列强军舰纷纷停靠在克里特岛附近。

卡拉特奥多里帕夏

克里特岛内烧杀抢掠不断，同时引发希腊王国一些地方包括雅典在内的巨大骚乱。随着克里特岛大批难民涌现，雅典人为处于水生活热之中的克里特岛居民感到愤愤不平，呼吁希腊王国出面干涉。1897年2月，一支希腊远征军前往克里特岛。虽然希腊远征军顺利登上克里特岛，却遭到英国舰队、法国舰队、意大利王国舰队、俄罗斯帝国舰队、奥匈帝国舰队的阻挠。列强抢先一步占领了克里特岛首府哈尼亚。克里特岛被国际联合舰队封锁，海岸附近叛乱分子的堡垒遭到轰炸。岛内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虽然克里特岛上还有土耳其帝国驻军，但在国际联合舰队占领哈尼亚前，土耳其帝国总督已经趁乱逃离克里特岛。国际联合舰队在动用武力平定岛内叛乱的同时，发表了《克里特岛自治宣言》。

五大强国在克里特岛的一致行动成功缓解了克里特岛的燃眉之急，不仅确保了克里特岛未来十年的和平，保证了克里特岛的主权由土耳其帝国向希腊王国平稳过渡，还有效防止了五大强国之间的斗争。德意志第二帝国从始至终表示拒绝参与克里特岛协调行动，不愿牵涉其中。1896年5月6日，希腊王国通过本国驻柏林大使请求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支持克里特岛自治。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回复说，克里特岛之乱的责任应由希腊王国承担，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愿承担任何责任^[17]。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安东·萨尔玛·冯·德尔·杰尔奇曾经明确表态，列强对土耳其帝国保持态度一致至关重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参加克里特岛联合行动。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再三叮嘱安东·萨尔玛·冯·德尔·杰尔奇，德意志第二帝国一贯政策是不参与巴尔干半岛问题，除非所有强国一致行动^[18]。

安东·萨尔玛·冯·德尔·杰尔奇

1896年克里特岛危机结束后，1897年希土战争便接踵而至。在国内舆论压力下，希腊国王乔治一世被迫宣战。据说，乔治一世希望欧洲列强能从中斡旋并在最后一刻阻止战争。在希土战争中，虽然希腊军队惨败，但列强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1890年5月20日）便进行了干预。最终的条约并非对希腊王国十分不利。最后，希腊军队从克里特岛撤出。

尽管希腊军队战败，土耳其帝国却失去了克里特岛。列强一致认为，克里特岛必须拥有自治权。虽然克里特岛依然驻扎着几支土耳其军队，但土耳其帝国总督已经逃离克里特岛。四大强国海军占领了克里特岛海岸城镇。俄罗斯海军驻扎在罗希姆诺，法国海军驻扎在小岛锡蒂亚和斯皮纳龙格上，意大利海军驻扎在耶拉佩特拉，英国海军驻扎在干地亚。各国均有分遣队驻扎在哈尼亚。在意大利高级军官卡内瓦罗领导下，四大强国海军将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希土战争结束后，因为奥匈帝国退出了联合行动，所以克里特岛协调最后只剩下四大强国。

大国协调用了十八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克里特岛新总督的人选。与此同时，在国际海军监管下，克里特岛内相对平静。许多穆斯林作为岛内少数民族纷纷移民至小亚细亚。游客也开始到克里特岛上参观。至少有五年的时间，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19]。1898年年底，土耳其帝国所有驻军从岛上撤离，只有少数士兵象征性地驻扎在苏达湾的一个小岛上，表明此地主权属于土耳其帝国。

显而易见，欧洲四大强国支持希腊王国统一克里特岛。它们要求由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提名克里特岛的管理者。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最终，四大强国共同举荐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次子乔治王子为克里特岛高级专员。实际上，1897年12月24日，俄罗斯帝国代表曾在君士坦丁堡大使会议上举荐过乔治王子^[20]。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为四大强国的决定分担责任。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认为，四大强国在克里特岛的联合行动将会点燃土耳其帝国境内的革命之火^[21]。1898年12月21日，乔治王子正式就任克里特岛高级专员。

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并不赞同采用权宜之计解决克里特岛问题，因为这样做对克里特岛的穆斯林有失公允。他们坚信克里特岛的新统治制度注定会失败。然而，1912年巴尔干战争期间，希腊王国最终统一了克里特岛，也结束了临时统治制度。总体而言，这一权宜之计并不算一大败笔^[22]。

乔治王子

1906年，乔治王子从克里特岛高级专员的职位上卸任。亚历山德罗斯·柴伊米斯接任克里特岛高级专员，一直到1908年秋克里特岛并入希腊王国为止。1909年7月，国际联合舰队最后一批军舰驶离克里特岛。然而，列强并不承认希腊王国已经统一克里特岛。因此，克里特岛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一直模棱两可。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希腊王国正式吞并克里特岛。

1895年6月，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第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他认为，正是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投错了赌注，押错了金主”，所以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奉行支持土耳其帝国的政策。如今，他开始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将该政策奉行到底。他虽然希望继续维护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却心知肚明这样的想法不太切合实际。1895年，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曾经试探德意志第二帝国口风，想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否支持促使土耳其帝国解体。然而，欧洲其他大国怀疑英国动机不纯、存有私心。事实上，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希望各大国能够一致行动，最终圆满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1896年1月16日，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代表英国向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提议，希望由大国监督土耳其帝国苏丹及其统治。英国认为土耳其帝国行将崩溃，提议各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向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德·吉尔斯宣称（并同时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英国提议无异于制造混乱，引发列强冲突，破坏土耳其帝国局势。虽然针对英国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但说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要阻止列强一致行动。其他相关文件与事实也表明德意志第二帝国心意已决。当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德·吉尔斯询问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是否考虑到土耳其帝国解体的后果时，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却说，这不是中欧强国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甚至引用了文策尔·安东曾经对普鲁士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提出的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忠告—“任其自生自灭”^[23]。在随后七年间，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依然管理混乱。马其顿人继续遭受暴政的蹂躏，而土匪在马其顿肆意横行。

从1895年开始，马其顿局势日益紧张。马其顿问题涉及不同种族的悲惨遭遇与矛盾冲突。在马其顿，生活着说不同语言的多个民族，有的说保加利亚语，有的说希腊语，有的说塞尔维亚语，有的说罗马尼亚语。马其顿人渴望能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由一名信奉基督教的总督实施自治。马其顿民族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组成了马其顿委员会。马其顿委员会将总部设在保加利亚公国首都索菲亚。土耳其帝国不仅对马其顿改革不闻不问，而且肆意挑起种族冲突。

保罗·沃尔夫·梅特涅

耶尔德兹皇宫

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开罗总领事保罗·沃尔夫·梅特涅曾亲自访问君士坦丁堡。在致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一封信中，他表示，他坚信凡是有良知的土耳其人都会为欧洲联合舰队抵达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耶尔德兹皇宫附近而拍手称快。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废黜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24]。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应该也有同样想法。他提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大使会议，同时他提出附带条件—“只有各大国一致行动才是最终行动。这次将由各国动用各自军事力量共同行动”^[25]。然而，除了英国与奥匈帝国外^[26]，其他大国都不愿接受英国提出的附带条件，君士坦丁堡大使会议最后无果而终。对此，保罗·沃尔夫·梅特涅在一份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协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同一份备忘录中，他还说：“所谓的欧洲协调成了令人不齿的笑柄。土耳其帝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后，欧洲列强便摆出一副姿态，做出想要采取一致行动的样子。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顺水推舟，承诺今后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与此同时，列强在当地一直存在利益纷争，各自心怀鬼胎，随后便不了了之。于是，深谙此道的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续肆无忌惮地作恶。”

不过，保罗·沃尔夫·梅特涅或许应该做出补充说明。欧洲协调无所作为，投了弃权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难辞其咎。

1896年底，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哈兹菲尔德伯爵在休假期间前往哈特菲尔德，专程拜访了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保罗·哈兹菲尔德伯爵说：“自从上次会晤结束后，许多事情发生了。虽然你一心想要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却没想到事与愿违。”接着，他继续追问：“你是否依然想促成此事。”索尔兹伯里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般喃喃道：“心意未曾改变。”^[27]

时任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认为，此后几年马其顿问题依然是近东外交界政治对话的主要议题^[28]。直到1903年，马其顿局势一直在恶化。1903年1月9日，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曾写信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在谈及英国的意见时，他宣称，“马其顿的种族问题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尼古拉·奥康纳奉命敦促各大国分别派出军官，组建马其顿宪兵部队与警察部队。与此同时，英国“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柏林条约》签署国能够及时做出回应”^[29]。鉴于马其顿局势极有可能引发欧洲战争，大家一致认为，英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应该一致行动。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感觉到自己无法继续“冷眼旁观”，无法完全置身于事外^[30]。

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

尼古拉·奥康纳

欧洲战争的真正威胁来自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不过，两国的矛盾至少得到了暂时缓解。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前往维也纳，亲自拜访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1903年1月，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炮制了“马其顿改革计划”并提交给土耳其帝国。得知此事后，欧洲列强采纳了“马其顿改革计划”。土耳其帝国也表示愿意接受。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曾告诉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C.斯科特爵士，正是这次维也纳之行与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会晤，才避免了“1876年与1877年的悲剧”再次上演。当年，“由于亚历山大·米哈伊尔维奇·戈尔恰科夫缺乏决断力，激化了被煽动的民族情绪，最终演化为失去控制的一股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干预土耳其帝国内政”^[31]。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

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因为主动采取行动并承担了整个欧洲协调的任务，所以迎来一些批评的声音。不过，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建议，马其顿问题应当“通过人道主义手段而非政治手段”解决^[32]。土耳其帝国虽然接受了奥匈帝国倡导的“马其顿改革计划”，但未付出实际行动，因此骚乱仍在继续。一名俄罗斯帝国领事在米特罗维察被谋杀。据报道，土耳其军队再次故伎重施，就像1876年那样再次犯下累累罪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奥康纳指出，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计划实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兰姆斯多夫伯爵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并未知难而退。1903年10月2日，他们在奥匈帝国的施蒂利亚的米尔茨施泰格会晤，拟了一份修改后的改革方案，又称“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其他大国纷纷接受了“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如此一来，马其顿改革至少上升到了欧洲问题的高度。显而易见，“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的影响。在这份备忘录中，英国强烈建议任命一名信奉基督教的总督管理马其顿^[33]。虽然“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并未包括英国的提议，但在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终接受的改革范围内，英国提议促成了一系列新成果。最后，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在土耳其帝国监察团工作人员中增设了来自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信奉基督教的民政官，而且在宪兵队中增设了一名意大利官员，并在马其顿境内设立了由欧洲官员监管的五个警区。在五个警区中，于斯屈普由奥匈帝国接管，萨洛尼卡由俄罗斯帝国接管，莫纳斯蒂尔由意大利王国接管，法国与英国则分别接管了塞雷斯与德拉马^[34]。然而，马其顿境内科索沃许多地方不在五大警区之内，所以不归外国官员监管。德意志人含糊其词地说，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愿意支持马其顿恢复和平，却不会参与“米尔施泰格计划”与马其顿的治安工作^[35]。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从君士坦丁堡发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马其顿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实际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接到了欧洲协调的邀请。欧洲协调希望德意志第二帝国能向马其顿增派官员。不过，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认为，欧洲协调企图“将马其顿恢复和平行动失败的责任转嫁给德意志第二帝国”。他强烈建议德意志第二帝国弃权。德皇威廉二世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备忘录的空白处批注道：“不言而喻。”^[36]

皮埃尔·保罗·康邦

土耳其帝国虽然表示接受“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却依然我行我素，迟迟不执行。法国驻伦敦大使皮埃尔·保罗·康邦对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说：“依我所见，各国严重失职，听任两大强国^[37]摆布。”^[38]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表明态度，不会与列强一道向土耳其帝国施压。于是，土耳其帝国有恃无恐，继续虚与委蛇。1904年2月25日，德皇威廉二世与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在柏林的英国大使馆与弗兰克·拉塞尔爵士共进晚餐。弗兰克·拉塞尔爵士向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汇报了当晚的谈话内容。当时，弗兰克·拉塞尔爵士说：“我认为，一旦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计划失败，列强不得不考虑后续措施。”“伯恩哈德·冯·比洛耸了耸肩膀说坚决反对召开欧洲会议商讨这一问题。”^[39]1904年5月，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弗朗西斯·理查德·普伦基纳爵士对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冯·戈鲁乔夫斯基说：“事实上，从‘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公布以来，七个月已经过去了。到目前为止，除了为建立马其顿宪兵队扫除障碍以外，没有任何进展。”^[40]虽然“米尔茨施泰格计划”最终得以实施，却无法确保马其顿管理得以改善。在各国军官领导下，马其顿宪兵队的确有助于维持其管辖区域的社会秩序。然而，列强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对马其顿的财政进行外部控制，土耳其帝国的统治现状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1905年5月8日，在列强指示之下，六国大使向土耳其帝国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要求任命四名财政代表。财政代表分别由法国、德意志第二帝国、英国与意大利王国提名，与土耳其帝国监察长及根据“米尔茨施泰格计划”任命的俄罗斯帝国民政官与奥匈帝国民政官共同行动。1905年10月，列强亲自插手此事，将任命的财政代表派到于斯屈普。四国财政代表按照命令各司其职。此次，面对列强的主动插手，土耳其帝国不得不表明态度。1905年10月20日，土耳其帝国拒绝了设置财政代表的要求。

六国大使联合行动，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他们要求“集体觐见”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旦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六国将按照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建议，动用海军进行示威。然而，土耳其帝国拒绝了六国“集体觐见”的要求。于是，六国开始着手进行海军示威行动。1905年10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提议，应当由一国高级海军军官指挥国际舰队占领米特利尼。如有必要，进一步占领利姆诺斯岛。除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其他各国大使均表示同意英国提议。德意志第二帝国大使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地中海没有可派遣的军舰”为由^[41]，拒绝向国际舰队提供军舰。1905年11月27日，在一位奥匈帝国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国际舰队占领了米特利尼的海关办公室和电报局。1905年12月5日，土耳其帝国最终表示同意六国要求。“随后，双方就相关细节进行了讨论。”1906年1月2日，土耳其帝国正式通过了马其顿财政改革方案。

一段时间内，费代莱·德·乔治斯将军指挥的国际宪兵队与俄罗斯帝国民政官、奥匈帝国民政官及四国财政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马其顿的悲惨状况。1907年年底，马其顿的情况再次恶化。然而，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在巴尔干半岛掀起狂潮，引发了新的震动。

基于上述事实，人们难免会愤愤不平，认为欧洲协调1890年至1908年为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的原因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愿参与协调有关。虽然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帝国共同参与了协调行动，但意大利王国与奥匈帝国必然会受到三国同盟主要成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影响。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说，只要三国同盟存在，就不必担心巴尔干半岛的和平问题（这意味着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依然稳固）^[42]。德意志第二帝国并非不讲人道，只是拒绝承认欧洲利益休戚与共。它始终执迷不悟，想要维护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这一符合自己利益的权宜之计。除此之外，它一直坚信，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根本无法调和。事实上，1890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乔治·赫伯特·蒙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维也纳是俄罗斯帝国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经之路。”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表示同意这一观点^[43]。十年后，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十二年后，英国意识到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完全可以进行合作。于是，英国与它们共同参与了解决马其顿问题的国际协调行动。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毫无顾虑地参与此次国际协调，而是始终认为，俄罗斯帝国的野心注定了其与奥匈帝国将势不两立。(www.xing528.com)

【注释】

[1]1897年7月《双周回顾》第64页至65页的标题文章“英国与欧洲协调”。—原注

[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90页（1890年8月）。—原注

[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94页（1890年9月15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致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的信。—原注

[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00页注释，1882年4月28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致乔治·赫伯特·蒙斯特的信）。—原注

[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98页至第201页。—原注

[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91页。—原注

[7]米勒所著《土耳其帝国》第430页。—原注

[8]《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12页（1894年12月8日）。—原注

[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07页，1894年11月28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雨果·弗斯特·冯·拉多林写给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信。—原注

[10]《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09页（1894年11月30日）。—原注

[1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23页（1894年12月31日）。—原注

[1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53页。—原注

[1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0卷第53页，1895年8月17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安东·萨尔玛·冯·德尔·杰尔奇写的信。—原注

[1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0卷第46页，1895年8月3日罗腾汉写给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信。—原注

[1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0卷第71页（1895年10月9日）及第73页（1895年10月12日）。—原注

[1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0卷第76页（1895年10月19日）。—原注

[1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153页，1896年5月6日，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给希腊王国政府的答复。—原注

[18]《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162页（1896年6月21日）、第164页（1896年6月27日）、第177页（1896年7月6日），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改变了所有列强必须一致行动的强硬态度，却提出要求—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与俄罗斯帝国共同合作。—原注

[19]威廉·米勒所著《希腊人民史》（1922年版）第110页。—原注

[20]《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2章第447页。—原注

[2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2章第510页至第511页，1898年11月28日。—原注

[22]《法国外交文献汇编》第1卷第233页至第235页，1911年秋，克里特岛协调工作基本结束，克里特岛并入希腊王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原注

[2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卷第2章第4页，1896年1月22日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的备忘录。—原注

[24]《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1章第223页至第224页（1896年11月25日）。—原注

[2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1章第217页注释（1896年10月20日）。—原注

[2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章第230页（1896年12月3日）。—原注

[2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1章第235页（1896年12月10日）。—原注

[28]《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2章第516页（1898年12月12日）。—原注

[29]《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第5卷第51页。—原注

[30]《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2章第521页，1898年12月30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特·冯·比洛对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即冷静地坐观巴尔干半岛冲突”。《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2卷第2章第526页，在1899年1月14日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写给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信中，有关马其顿问题，提到了列强成立的“克里特岛集团”。—原注

[3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5卷第57页，1903年6月10日C.斯科特爵士写给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信。—原注

[3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5卷第55页，1906年2月20日爱德华·蒙森爵士写给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的信。—原注

[3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8卷第1章第370页，1903年10月15日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写的信。—原注

[34]“米尔茨施泰格计划”见《英国议会文件汇编》土耳其帝国卷第4期（1903年）；1808年土耳其帝国苏丹第5号敕令；卓加诺夫所著《马其顿与改革》（1908年版）第8页。—原注

[3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8卷第369页（1903年10月10日）。—原注

[36]《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8卷第1章第372页（1903年10月18日）。—原注

[37]指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译者注

[3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70页（1904年2月25日）。—原注

[3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72页。—原注

[4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75页，1904年5月15日弗朗西斯·理查德·普伦基纳爵士写给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侯爵的信。—原注

[4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5卷第92页及第94页。—原注

[4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12页，1890年4月22日小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写给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信。—原注

[4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9卷第27页与第28页（1890年5月8日与5月11日）。—原注